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当然包含减轻处罚

【编者按】

“从宽处理”包含有三层含义:一是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宽处理；二是在实体上,既包括定性上的从宽处理,也包括量刑上的从宽处罚；三是在量刑上,既包括从轻处罚，也包括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当然包含减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可以减轻处罚，本文进行了探讨。

【正文】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据此，国家以修改法律的方式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还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

“从宽处理”,从文义看,它不是从宽处罚,更不是从轻处罚。法律用语要求精准，不能含糊，不能有歧义。为什么不用“从轻”而用“从宽”，说明从轻涵盖不了，为什么不用“处罚”而用“处理”，说明处罚涵盖不了。因此，“从宽处理”应当有三层含义:一是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宽处理；二是在实体上,既包括定性上的从宽处理,也包括量刑上的从宽处罚；三是在量刑上,既包括从轻处罚，也包括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一、程序上的从宽处理

程序上从宽，更准确地说是程序上从简，是指：对于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适用速裁程序进行审判；对于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另外，对于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程序上也可以适当简化审理。

二、定性上的从宽处理

使用“从宽处理”而不是“从宽处罚”的表述，往往意味着不仅量刑上可以从宽处罚，在定性上也可以从宽处理。定性上的从宽处理，又包括两点：一是以更轻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行起诉，二是以更轻的法定刑定罪。

1.以更轻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行起诉

国外的诉辩交易，可以就罪名和罪数进行协商，而后控方以更轻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行起诉，这就是定性上的从宽处理。我国尚无在罪名或者罪数上从宽处理的规定。

2.以更轻的法定刑定罪

我国已经有了适用更轻的法定刑定罪的规定。比如，敲诈勒索罪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害人过错”特别条款，这是特殊情节，不仅可以当量刑情节使用，必要时还可以当定罪情节使用。

《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本条使用从宽处理而不是从宽处罚的表述，意味着不仅量刑上可以从宽处罚，在定罪（即法定刑幅度）的认定上也可以从宽处理，符合解释规定的数额加重或者情节加重情形的，也可以根据本条规定不适用加重处罚。比如：敲诈勒索数额、情节达到本解释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标准的，可以认定为数额较大。

在司法解释中规定“被害人过错”特别条款，并明确规定根据此情节可以“从宽处理”是非常罕见的，后面的司法解释好像没有再这么写了。虽然司法解释有规定，但实践中敢于适用的法官还是不多。我相信，随着司法理念的更新和刑法现代化的发展，定性上从宽处理的情形必将越来越多。

三、量刑上的从宽处罚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从宽处理”，能否减轻处罚，这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1.两高的倾向性意见

目前两高相关领导表态的意见比较一致：倾向于不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减轻处罚。他们虽然承认从宽处罚是指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又认为，对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如果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则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内从轻处罚。也就是说，对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其他减轻处罚情节，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只能从轻处罚。

2.立法机关的倾向性意见

但立法机关不太同意司法机关的观点。比如，韩晓武委员表示：“从轻”只是“从宽”的一种形式，“从宽”的尺度，应该根据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确定，不应局限在“从轻”处罚这一个档次上。鲜铁可委员也建议，在刑法修改时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二字的含义，不仅可以“从轻”处罚，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减轻”处罚，以便更好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效。总之，立法机关认为，根据具体情况应当“减轻”处罚的，如果依然只是“从轻”处罚，则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发挥作用。

3.专家学者的意见

有专家学者认为，虽然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明确为法定的量刑情节，但是，还无法解决试点期间暴露出的一个关键难题，即量刑从宽的比例。建议明确量刑减让比例的梯级规则，比如根据认罪认罚的不同阶段，即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分别减让30％、20％、10％。如果量刑减让不明显，就体现不出对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程序的激励作用，难以吸引被追诉人认罪。

4.按照文义解释应当可以减轻处罚

按照文义解释，“从宽处理”应当包含减轻处罚，也就是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就可以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减轻处罚。主要理由：

一是不能将从宽等同于从轻。法律用语非常严谨，刑事诉讼法只有两个地方用了“从宽”，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二是当事人和解程序中。如果认为只能从轻，则直接写明从轻即可。既然写从宽，就说明不仅可以从轻，还可以减轻。

二是根据同一解释原理，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从宽”，也应当包含减轻。当事人和解程序中的从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已经明确可以减轻。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立法机关出版的书籍中，已经明确：“从宽处罚的意思，可体现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据此，《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96条第1款明确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司法解释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刑事处罚的规定，均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从宽处罚”的范畴，因此，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96条第1款规定，对被告人减轻处罚，无须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理，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从宽”，当然也包括减轻。对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人民法院也可以直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对被告人减轻处罚，无须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四、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包含减轻处罚，不会导致“减轻”功能的滥用

司法人员必须根据量刑指导意见量刑,即使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包含减轻处罚，法官也不可能滥用“减轻”功能。

两高之所以倾向于不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减轻处罚，可能主要担心基层司法人员滥用“减轻”功能，造成司法不公，从而引起媒体炒作,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成效。其实,量刑规范化之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司法人员必须根据量刑指导意见量刑,不可能滥用“减轻”功能。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已经明确规定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以及宣告刑的确定方法：

“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认罚的阶段、程度、价值、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具有自首、重大坦白、退赃退赔、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等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6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6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退赃退赔、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羁押期间表现好等量刑情节不作重复评价。”

“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刑幅度内，且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确定宣告刑。”

“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且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只有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确定法定最低刑为宣告刑。”

比如案例：张三诈骗100万、李四诈骗5000万，法定刑都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案发后两人都在检察阶段认罪认罚,并且都退赃退赔100万。同时假设两人都没有其他量刑情节。

根据量刑指导意见进行量刑,假设张三的基准刑是10年,认罪认罚减少基准刑的20%，全部退赃减少基准刑的30%,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是5年;假设李四的基准刑是15年,认罪认罚减少基准刑的20%，退赃比例只有2%,减少基准刑的10%,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是10.5年。

假如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从宽”不能减轻处罚,那么对张三只能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其认罪认罚和全部退赃的情节,在量刑上都得不到任何体现。而李四由于罪行重、基准刑高，所以其认罪认罚和部分退赃的情节,在量刑上都得到了全部体现，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请问这样量刑合理不合理？很显然不合理!而且将带来恶劣的后果。以后类似张三这样的情况,他可能既不愿意主动退赃，也不愿意认罪认罚。

假如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从宽”,包含了减轻处罚,那么就可以对张三减轻判处有期徒刑5年,可以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那么此时减轻处罚功能可能被滥用吗？法官敢对李四减轻处罚，甚至也判处5年吗？我想是不敢的。

为什么不敢，因为现在量刑比较公开了，不仅量刑指导意见是公开的，还有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怎么量刑各方已经协商过了，李四所有的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后的结果是10.5年，还在法定刑以上，如果轻率地对李四减轻处罚，甚至也判处5年，就将面临责任追究的风险。特别是被害人还有4900万元的损失，应该非常关注李四的判决情况，如果李四的量刑低的离谱，他会答应吗？总之，在信息如此透明、审判如此公开的时代，法官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也不敢滥用“减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