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没有仪式、没有送别的大队伍，只有一首老歌在悄悄播放。

那首歌叫《蝴蝶泉边》。他跟着轻轻哼着这旋律走完最后一程。

他是莫梓江。

一个在1959年红遍全国的电影男主角；

一个在最红的时候被贴上“二流子”标签，下放农场；

也是那个到老了还天天想着那匹捣蛋军马和大理三月风的人。

他这一生，像极了一部胶片老电影。年轻时光鲜，中年跌落，老来平淡。

但他从没演过假。活得干净，走得清楚。

一、广东男孩，靠脸出道，也靠命起落

1939年，广东顺德。莫家多了个儿子，排老三。

家里不富裕，但一家人勤劳，日子过得算稳定。这个小男孩从小机灵、安静，一双眼睛清澈得像山泉。

18岁那年，他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全村人欢天喜地，阿妈赶了一晚上的腊肠给他带路上，说：“去吧，演戏也好，有饭吃就行。”

北电那年他进的是表演系。班里一共21人，个个都是从全国挑出来的尖子生。

南方仔莫梓江不怎么起眼，讲普通话还带着口音。但他用命拼。

天没亮就起来吊嗓子，晚上对着镜子练微表情。他同寝室的都说：“这小子是疯的。”

命运就是爱捉弄努力的人。也是在一次排练时，他被老导演王家乙看中，直接拎去当了电影《五朵金花》的男主角。

原本男主定了人，但莫梓江一脸胶原蛋白，又肯吃苦，顶替上位。

剧组一拍就是4个月，拍摄地在云南大理。

他这个从没干过农活的“城仔”，被送去公社插秧，晒得乌漆嘛黑，胳膊腿全是泡。

唱情歌学得跑调，骑马吓得发抖。

有一场赛马戏，要真骑军马冲刺。他没有替身，摔了两回，屁股都肿成馒头。

但咬着牙坚持拍下去，最后那场马蹄飞扬的镜头，成了电影里最经典的一幕。

拍一场和女主杨丽坤的定情戏，他NG了整整18次。

为了记住民族歌曲的旋律，他在胳膊上抄音符，蓝墨水洗不掉，像纹身似的留了一辈子。

电影上映后全国爆火。他成了“阿鹏哥”，阳光、深情，是当时无数少女心中的梦中情人。

电影远销46个国家，是那个年代中国电影最响的名片之一。

那时候的莫梓江才20岁，鲜花、掌声、万人追捧，他都接住了。

甚至被周总理接见，说他演得好。他红得发紫，一出门，全城人都盯着看。

可人生高光，总是短暂。

二、从万人追捧到“靠边站”，爱情救了他一命

26岁那年，风向说变就变。社会环境变了，电影人纷纷“靠边站”。

他的名字不再叫“阿鹏哥”，成了“二流子”。莫梓江也成了“被批斗对象”，扔去干校种地、挑水、犁地。

他曾是大明星，现成了“农场劳力”。吃的是地瓜饭，睡的是土床，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

精神折磨比体力还狠。曾经看他演电影哭得稀里哗啦的观众，转头就当面骂他“走资派”“戏子”“没用的饭桶”。

路上有人朝他吐口水，他擦了就走，没吭声。

就是在最黑暗那几年，他认识了一个女人——胡琳琳。两人本是同一个电影厂的演员。

她没离开他，也没被传言吓退。偷偷把剧团发的糖省下来塞给他补身体，连米票都省着给他用。

那时候他们结婚了。什么婚礼都没有，两人住进几平米的破房子，墙上贴着当年的剧照，两张旧椅子，一个铁皮水壶，就是整个家当。

日子过得艰难，他们靠互相念书、背台词取乐。

十年间，他看着同行的杨丽坤精神失常，好友夫妻劳燕分飞，心里难受，却没哭过。

他一边种地，一边偷偷练功。他心里始终还想着有一天能再演戏。

等平反通知下来时，他已经39岁。

三、归来没掌声，他却不愿“演现实”

那年，他复出拍戏，却发现自己已经过了黄金年龄。

年轻时演男主，现在只能演反派或配角。香港电影公司出高价请他拍商业片，他拒绝了。

“国家培养的，不去资本那边挣快钱。”

他说得轻松，可那些年他真苦。连个像样的角色都拿不到。

试镜得自己骑破车跑，别人车都是小轿车，他还骑自行车。有人私下嘀咕：“老莫轴啊，真轴。”

妻子后来成了剧团领导，有权给他安排角色。

他为了避嫌，一次都没找过老婆安排。别人说他傻，他只说一句：“观众喜欢的是阿鹏哥，不是莫梓江。”

1995年，有个机会他可以评上“国家二级演员”。

妻子让他去活动活动，他非但不跑关系，还在申请表上写：“会修拖拉机，懂节气。”结果评审看了也无语。

他不争名，也不抢利。他老了，嘴上说得轻松，但心里多少也有点苦涩。

1989年，《五朵金花的儿女们》拍续集。当年那五位金花，来了三位。杨丽坤缺席，她已经病得无法出门。

他在片场默默坐了一会，谁都没多说话。仿佛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已经走远，再也回不来了。

四、一生清白，两袖清风，最后只剩一行字

退休后，他和老婆住在珠影厂老宿舍。屋里很小，墙皮斑驳。

书柜上摆着老照片、奖状，还有他自己画的几幅画。

他不太爱说话，但聊起大理、起那匹军马，眼睛还是会发光。

2023年，他生了一场病。卧床时，他常念叨：“大理三月风真好。”

有一次让儿子开手机，放了一首老歌。他跟着哼唱：

“大理三月好风光呀，蝴蝶泉边好梳妆……”

声音已经沙哑，但音准还在。

三天后，他走了。

告别那天没办什么大仪式，连花圈都没摆，亲友也没通知太多人。场子里一直放着《蝴蝶泉边》的旋律。

他墓碑上没有写演员头衔，也没有大段介绍。只有一句话：

“好茶不怕山路远。”

也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那个倔强的老头，早就跨上那匹捣蛋的军马，笑着奔向那年三月的大理街头。

他从没演过生活，却把一生活得像电影。

这才是真正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