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姐，街道说你家还能领两袋救济粮。”1984年深秋的上海弄堂里，居委会刘主任敲开了一户贴着褪色福字的人家。门缝里飘出中药味的雾气，崔根娣攥着皱巴巴的粮票，目光扫过墙角堆着的空酒瓶——这是她给纺织厂糊纸盒换来的，每个瓶子能多换五分钱。这个场景凝固了王洪文被捕八年后，他的妻子与三个子女最真实的生活切面。

当1976年10月6日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王洪文在怀仁堂被带走时，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大女儿会在二十年后，把“中华”牌白酒卖到纽约第五大道的货架上。更戏剧性的是，当美国移民官捧着入籍申请表找上门时，那个曾经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姑娘，竟在文件上划了道粗重的叉。

要说清这个家族的浮沉，得从王亚萍十岁那年的春节说起。1971年正月初三，上海东湖宾馆的暖气熏得人昏昏欲睡，她趴在会客厅窗台上，看见父亲把茅台酒倒进搪瓷缸，跟几个戴眼镜的叔叔碰杯大笑。那些叔叔后来都出现在历史课本里，有个叫张春桥的往她口袋里塞了把大白兔奶糖。这个细节被王亚萍写进自传，她说：“糖纸上的兔子眼睛太红，像要滴出血来。”

不得不承认，政治风暴摧毁了这个家庭，却也锤炼出惊人的生命力。王洪文入狱后，组织上给崔根娣两个选择：离婚可保子女前途，不离婚全家搬出干部楼。这个纺织女工咬着牙选了后者，带着三个孩子挤进12平米的亭子间。每月38.5元工资要养活四口人，王亚萍的蓝布书包补了七个补丁，两个弟弟的球鞋永远露着脚趾。

转机出现在1987年春天的广交会。当时在食品厂当销售员的王亚萍，偶然发现展柜里的五粮液标价竟是厂里黄酒的二十倍。她蹲在展台边抄了三天英文说明书，回家就把弟弟的英语课本撕了，用挂历纸做成单词本。这个举动差点引发家庭战争——正在备考的王亚军气得三天没和姐姐说话。

要说王家人骨子里的狠劲，在商场上倒是派上了用场。1993年白酒市场放开时，王亚萍把家里房子抵押了八万块，跑到茅台镇包下两个小酒坊。有意思的是，她专收别的酒厂不要的“酒尾”，这些40度左右的基酒经过重新勾调，竟成了物美价廉的畅销货。有老工人背地里嚼舌根：“到底是造反派的种，专搞投机倒把。”这话传到王亚萍耳朵里，她往厂门口泼了桶白酒：“闻闻！这才是真东西！”

生意做大了，麻烦也跟着来。2001年某次商务宴请，喝高的客户突然拍桌子：“你爸要是没倒台，你现在得是公主吧？”满桌人冷汗直冒，王亚萍不紧不慢地添了杯酒：“要是我爸在位，你们这单生意可轮不到民企来做。”这话后来在商圈传开，都说王家大小姐有胆色。

比起姐姐的锋芒，两个弟弟活得就像隐形人。王亚军在潘家园倒腾古玩那会儿，摊位上永远摆着本《资治通鉴》。有熟客打趣：“小王你怎么尽收些破铜烂铁？”他拿绒布擦着青铜爵：“破的才好，破的才真。”这话听着像在说物件，细琢磨又像在说人。老三王亚民更绝，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抄底买了天津港三间仓库，如今改造成红酒保税仓，海关的人都说：“老王家的孩子，搞仓储倒是专业对口。”

2015年春节家宴上，王亚萍把美国移民局的信扔进火锅。沸腾的汤底卷着纸张，泛起层油墨味的泡沫。“他们当我傻呢？”她给弟弟们满上自家酿的酒，“咱爸那会儿多少人想往外跑，结果呢？”这话没说透，但在场的都懂——当年王洪文的秘书偷渡香港，不到半年就横死街头。

如今在外滩金融峰会的嘉宾席上，人们还能看见王亚萍。六十二岁的她依旧涂着大红唇膏，腕上的翡翠镯子水头极好，但细看会发现镯心有道裂纹。有记者追问这道裂纹的来历，她转着杯子笑笑：“84年摔的，那会正搬蜂窝煤呢。”这话半真半假，就像她的人生，裂痕里透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