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来到最后关头，贝莱德终于打破沉默，另一边，港澳办再发声，呼吁李嘉诚回头是岸。那么，这桩交易究竟能否完成？此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博弈？

随着4月2日交易日的临近，美国财团——贝莱德集团主席拉里·芬克，日前在年度致股东信中，首次公开回应收购长和港口资产的争议，他称此次交易为“地标式协议”，并畅想了交易完成后对贝莱德的意义。

这一表态既是对舆论压力的回应，也透露出交易的战略意图。贝莱德财团由美国贝莱德集团、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和隶属于地中海航运集团的码头投资公司组成，交易完成后，财团将掌控全球约100个港口的投资组合，跻身全球三大港口运营商之列。

而长和集团则保持沉默，尽管交易原计划在4月2日签署，但3月28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将依法审查该交易，长和高管随后透露“下周不会签署协议”。摩根大通报告认为，交易可能延期而非取消，因独家磋商期持续至7月27日，这一表态显示，贝莱德与长和仍试图在监管压力下寻找转机。

在此背景下，4月1日，中央港澳办官网转发《大公报》社评，呼吁长和“悬崖勒马”。文章强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审查是“维护市场公平的必要举措”，香港企业须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站稳立场”。这一表态延续了此前港澳办三次转发批评文章的基调。

香港政商界的反应更为直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指出，审查是为了保障全球航运公共权益，与美国“霸权收编他国资产”有本质区别。立法会议员梁毓伟警告，若交易完成，美国可能对中国商船加收高额费用，等同于“递刀给对手”。全国政协委员谭岳衡则批评贝莱德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控制巴拿马港口将助长美国对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垄断。

这些声音反映出香港社会对交易的深层担忧，毕竟，巴拿马运河承担全球6%的海运贸易量，若美国通过资本运作间接掌控运河，中国商船可能面临“技术性封锁”——从加收过路费到制造装卸延误。舆论普遍认为，企业需将国家安全纳入决策考量，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商业利益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目前，中方已经对此采取防范措施，3月28日，总局反垄断二司负责人表示将依法审查交易，依据《反垄断法》评估其对中国市场竞争的影响。法律专家指出，若交易方在中国的营业额超过申报标准，即使目标资产位于境外，仍需通过审查。基于此，长和虽注册于开曼群岛，但其业务可能通过服务中国客户产生境内营业额，因此审查具备法律依据。

分析来看，这一审查还被赋予多重意义。对外，它是中国反制美国经济霸权的工具。正如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称，中国反对“经济胁迫与霸凌”，交易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手段。对内，审查则是对香港企业的警示，香港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表示，长和作为香港老牌企业，应主动配合监管，“重塑社会信任”。

至于审查结果，目前来看可能有4种：交易正常推进、修改条款后通过、彻底取消或拆分出售。在现有局势下，若交易完全终止，长和需支付数十亿美元违约金，并面临特朗普政府的报复；若强行推进，则可能影响其在内地与香港的资产，这种两难局面，也凸显跨国企业在中美博弈中的脆弱性。

事实上，这场风波的核心，实为全球化退潮下的价值观碰撞。贝莱德与长和将交易视为纯商业行为，强调资产估值与套现收益；中方则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警惕美国借资本扩张实施地缘遏制。两种逻辑的冲突，折射出“商业无国界”理想与“主权优先”现实的矛盾。

而香港政商界呼吁长和“回头是岸”的深层用意，则是希望企业重新定位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无论结果如何，这场争议已揭示一个现实：在民族复兴与大国竞争交织的时代，企业的重大决策不再只是商业问题，当“小院高墙”取代全球化浪潮，如何平衡利益与责任，将是所有跨国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