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至今，美国对他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不断加码，近期更是公布所谓“对等关税”方案，其升级关税的目的是什么？为何如何演进？对美国、中国有何影响，我们又将如何应对？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此进行了解读。

1）对中国关税超70%，可谓骇人听闻。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实际关税税率将从 2024 年年底的 2.3% 升至 26% 左右，达到 131 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今年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就达到 54% ，若加上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水平，已经显著超过7 0% 了，可谓骇人听闻。其规格已经大大超过了 2018 年的贸易战。

2）特朗普施政方针。 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之后，他的施政方略围绕着 MAGA ，即对外加征关税以获得 5000 亿美元以上的关税收入，又能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对内通过政府效率部（ DOGE ）来精简机构、裁减公务员以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同时，限制移民、国内减税等政策可以起到鼓励投资、保护就业的作用。

3）美国制造供应链重建难度很大，不是两三年可以完成的。 如果关税的增量不大，那么对企业减税的来源就成缺口，何以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呢？如果高关税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那究竟能回流多少呢？如美国制造业工人的薪酬成本是新兴经济体的8 -10 倍左右，重振制造业又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尤其对于供应链较长的重化工业，重建的难度更大，不是两三年时间内就可以建成的。

4）美国关税战损人不利己，加大全球衰退概率。美国挑起的关税战不仅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伤害，而且也加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概率，因为全球经济秩序被打乱，供应链可能出现的中断及交易成本的上升带来通胀。最近全球股市都出现大幅下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5）“大乱”已成定局，“大治”则成疑问。 为何大治成疑问呢？因为人类历史基本上都是推倒重来。二战结束至今已经 80 年了，全球经历了长达 80 年的和平期，全球人口从当时的 26 亿扩大到了 80 亿，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但与此同时，国家的分化、社会的分化、居民收入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6）想维持美元地位，又要实现贸易顺差，很难做到！不断扩大的政府债务和长期的贸易逆差，与美国的财政政策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有关。如金融理论中的“特里芬悖论”就认为，既要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又要实现贸易顺差是不可能的。

7）此前转口贸易增多，高关税势必影响我国出口。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靠制造业；美国GDP超过中国，完全靠服务业。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甚至不少超过40%、50%。所以，出口对于我国而言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年来，为规避高关税，通过新兴经济体的转口贸易明显增加，但如果在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大幅加关税的背景下，则转口贸易受阻，2025年我国出口在如此高关税的条件下势必出现负增长。

8）2025年预计出口负增长，出口盈利模式再难持续。 2024 年净出口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仍占了 30% ，今年预计贡献为负。

9）美国对华打压四大支柱。随着关税战的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除了关税层面外，还将扩大对华遏制战略的范围，如过去已经在实施的科技封锁、投资限制和地缘政治封锁等举措。

10）从国际大循环角度，如何应对？①在当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背景下，畅通国际大循环尤为重要，通过加大国际间的经贸合作力度的多边主义来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

② 积极利用区域经贸协定开展投资合作，如在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过程中，增强对东盟优质资产的配置空间；在东亚，可以进一步加大与日韩之间的合作，讨论加快三国自贸协定谈判；今后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也可以进一步加强；要进一步加大与南美的经贸合作，甚至进一步降低关税（比如大豆，巴西可以作为替代，加大进口，降低关税）。

③在国际大循环中，保持我国外贸航运畅通非常重要，应与相关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例如，维护我国在巴拿马运河的合法权利意义重大，如巴西的 90% 大豆是通过巴拿马运河运往中国，因为通过巴拿马运河这条航线可以节省约 8000 公里的航程。（所以，李嘉诚卖巴拿马港口的弊端在此有经济学家指出来了）

11）从国内大循环角度如何应对？全身心促消费：增量促稳，改革促进。

2023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例为 55.6% ，比当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 17.4 个百分点。明显低于一些发达经济体，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说明消费提升空间还很大，但也要客观看待提振消费的难度。

中国消费占 GDP 比例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回落，这表明中国的消费内生动能不足。

需要及时采取应对方案，如对财政预算结构和支出规模再调整，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消费的比重，适度降低用于投资的比重，同时再增加赤字规模，用于惠民生、促消费。

12）李迅雷提到几点具体举措：① 是否可以再增加 1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促消费？具体可以体现在发放失业补贴、对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券，对已毕业但尚未找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等。

②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只有25%左右，故存在较大的加杠杆空间。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的杠杆率高达120%以上，且面临的财政危机正在加重。当前的关税大战背后，实际上也是国家财政在比拼实力。

③ 在改革方面，主要是要优化存量。目前我国居民部门的银行存款高达 157 万亿元，高储蓄率是我国的居民部门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与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偏高，偿债压力偏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富裕阶层的消费意愿不足和投资收缩有关。

因此，促消费可以分类对待，即对中低收入群体采取各种补贴、增加收入、增加养老金等举措；对富裕群体则提供更多的消费场景，鼓励消费，尤其在服务消费领域。消费不仅可以应对产能过剩，还可以带动就业，而扩大就业又能带动消费。

④有必要进一步落实国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继续发挥财税改革对促消费的牵引作用。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通过推进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从而起到提振消费的作用。

三次分配方面，建议提倡高收入为低收入者捐款，共克时艰，富帮穷，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走共同富裕之路。

⑤在关税升级的同样背景下，我国与美国恰好相反，或将面临物价下行压力，降准降息有利于释放流动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部门的贷款压力。

为了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此刻更需要及时体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既合情，也合理。即当下正是实施有力度降准降息的较佳时机。

本文由金石杂谈摘选自李迅雷金融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