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永铭先烈志，长征未允下征鞍。革命的丰碑必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自甘于先天下忧、后天下乐，把革命前辈开创的共产主义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英雄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89年10月，一座高27米的烈士纪念碑悍然屹立于湖北省蕲春县烈士陵园,碑身正面上方是原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写的碑名——“高山铺清水河战役烈士纪念碑”，碑身雕刻三幅关于高山铺战役的大理石浮雕，重现作战的激烈场景和我军顽强作战的英勇姿态。

纪念碑落成之时，正处蕲春肃秋之际，原本寂寥的小县却因石碑的落成尽显激昂之景。在如此庄严的仪式上，当人民注视着浮雕自然不免回想起来那场奠定共和国北方解放事业的关键一战——高山铺战役。

1947年夏，党中央做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定，并制定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战略部署。彼时，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4万余人，转战千里，长驱直入大别山，将解放战争的主战场由解放区引向国统区

。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胜利到达大别山。大别山雄踞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依托该区可以瞰制中原，威胁南京、上海、武汉，是我军进行战略机动夺

取中原和进军江南的重要战略阵地。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此举无疑是揭开全国性反攻序幕。实施敌前战略展开后，10月26日至27日，在蕲春县东南部署指挥了著名的高山铺清水河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整编四十师及五十二师八十二旅共一万七千余人，上威武汉下慑九江，控制江防三百余里。

这是我军进入鄂东后发起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它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及各大战场的战略进攻，为重建和坚持大别山根据地，乃至迎接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战役决战中，直接参战的野战军一、六纵队主力及中原独立旅的指战员，面对装备精良的顽敌，奋勇争先，前赴后继，表现了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有八百余名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历史的魅力往往就是宏观处见真知，微观处决成败。站在历史的下流向上望去，我们抱着上帝视角会津津乐道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以及高山铺战役的豪情壮志，但也请诸公别忘了身处战局中的战士的窘境和胜利的来之不易。

1947年7月29日，中央军委一封绝密电报打破了刘邓大军的休整计划。毛主席用近乎命令的口吻要求：“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而这份电报背后却隐藏着残酷的战略现实：彼时胡宗南已然使得延安局势动荡，山东战场又陷入胶着，国民党“重点进攻”使解放区面积大量缩减。

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开始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军正面的战略压力很大，并且让战争长期持续留在解放区对我军更为不利。一方面使得解放区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部队的供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却可以有一个不受破坏的后方来维持战争；另一方面，限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我军的战术不便实施。

我军擅长采取运动战战术，寻机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集中歼敌。但是此时蒋介石极力避免孤军出动，往往采取兵团作战，滚筒式推进，这就使得我军很难找到突破口，要想快速取胜变得艰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战略格局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刘邓大军的处境也并不理想。此时的刘邓大军已是一支“伤痕累累的雄狮”。首先是兵力损耗，大军刚刚经历鲁西南战役，虽歼敌5.6万，但自身伤亡1.3万，中野一纵伤亡比例高达27%。

其次是装备损耗，部队火炮损失三分之二，每挺机枪平均子弹不足200发，甚至有的连队三人合用一支步枪。客观条件趋向于被动势必会影响士气的波动，从晋冀鲁豫出征的9万老兵，经历一年征战仅存4.2万人。

此刻的刘邓大军正经历着建军以来最脆弱的时刻。鲁西南战役的疲惫尚未消退，穿越黄泛区时感染的吸血虫病仍在折磨着半数士兵。

野战医院记录显示，仅过去一周就有数十名战士因饥饿引发的浮肿病倒下。更重要的是，中央军委的电报悬在案头：“目前作战方针，仍应避免与敌主力过早决战。”这份指示像道无形的枷锁，让素来果决的刘伯承迟迟不能在作战方案上落笔。

“整编四十师先头部队距此不足三十里，行军序列完全脱节！”就在刘伯承将军为战斗部署焦头烂额之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带来一个即将扭转战局的消息。三天前，当他的望远镜里出现国民党士兵用美式饭盒的场景时，这位出身矿工家庭的将领立刻嗅到了战机。

其装扮成樵夫的混入敌营，从丢弃的罐头标签上确认了这是蒋介石嫡系整编四十师——一支全部美械装备的“御林军”。整编四十师如此冒失并非偶然，其背后折射出国民党军指挥体系的致命缺陷，即蒋介石嫡系与桂系部队的矛盾导致的“剿共首功”之争。

这一点从后来第一纵队侦察分队获取的多份敌军文件中可以得到证实，该师轻敌突进的行为其实是政治动机大于军事动机的，蒋介石试图通过嫡系部队的“捷报”压制白崇禧在华中战场的声望。而这种党派高层之间的利益之争所引发的战略层面的矛盾恰被杨勇敏锐捕捉。

所谓通过放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达成我方战略目的乃兵之大计。他在后来的作战方案中着重指出：“歼其精锐一部，可加剧蒋白矛盾，为后续战略展开创造空间。”

但是此番完备的作战理由和作战时机却并没有促使刘伯承落笔，作战的决策依旧悬而未决。“现在不打，等他们缩回乌龟壳就晚了！”杨勇在军事民主会上的发言震耳欲聋。他急忙解开绑腿，露出溃烂的伤口道：“我和侦察连的同志趟过五条冰河才摸清敌情，这样的战机拿命换来的！”

可是刘帅又何尝是因为信不过同志而犹豫不决呢。实在是因为“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牵着刘帅手中的那根细绳其实是中央的指示以及部队的窘境。

全军平均每支步枪配弹不足十五发，炮兵连的炮弹存量甚至不够一次齐射。更揪心的是，情报显示白崇禧的整编七师正在急速逼近，留给他们的窗口期可能不足四十八小时。

一份是杨勇力主作战的请战书，另一份是中央重申谨慎行事的指示，决定刘邓军团命运的落笔就在这两封文件中徘徊。

“伯承同志，中央要求避免硬拼，但没说不让吃肉啊。”所谓关心则乱，就在刘帅踌躇之时，小平同志点出了指示的玄妙之处。

杨勇同志的又一次请战请求也在此时到来。中央指示与战场实际的矛盾，在此刻演化成了激烈的思想碰撞。

其实刘帅的谨慎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文件的服从，更重要的是对战场实际精密推算：按当时我军对上美械国军的战损比，歼灭一个美械整编师至少需要不少于三倍的兵力优势，而彼时刘邓大军能投入的兵力不足敌军1.5倍。战斗行动成功与否对整个北方战局的影响使得刘帅不能在如往常那般果断。

但就在此时，杨勇在战术层面提出了足以改变战局的因素——高山铺的特殊地形，该地形可将兵力劣势转化为局部优势。峡谷两侧的制高点形成天然的火力覆盖区；五公里纵深的作战正面能最大限度抵消敌军装甲部队的机动性。

从战术部署来看，这不就是妥妥的一个“口袋阵”吗？当战争迷雾消散之后，战术部署的思路也就逐渐清晰起来了。

刘伯承的“谨慎”确保了战略风险的可控性，而杨勇的“坚持”则体现了战役指挥的主动性当二者碰撞在一起后一整个稳妥且周密的计划跃然于纸上：计划首先明确了由杨勇同志统一指挥一纵、六纵两队主力，然后将计划而按战术目的分为诱敌、阻击、包围、合围四个阶段部署。

在完成了战前部署以及动员之后，一场将影响共和国命运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了。当整编四十师的先头部队抱着抢战功的心态踏入高山铺峡谷时，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正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战略陷阱。

1947年10月26日，天刚蒙蒙亮。高山铺峡谷便被一阵马蹄声惊醒。杨勇派出的通讯兵在山路上策马狂奔，怀中已然被体温焐热的作战命令正悄然改变着中原战场的格局。但是，这场被后世军事学家称为“精密如钟表机械”的围歼战，却在开局便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麻烦，由于电台故障，伏击部队比预定时间晚四小时进入阵地，这直接导致整编四十师先头部队已越过第一道阻击线。

伏击战中分秒必争，别说是四小时，哪怕只延误一小时都是足以改变整个战争走向的。不过，似乎是苍天有眼，历史给蒋家王朝的统治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正是伏击队这次阴差阳错的延误，反而加深了国军的误判。

整编的四十师参谋部在数小时未遭伏击的情境之下得到一个似乎是没毛病但在后来看来确实滑稽的结论：洪武垴

山未见共军主力，可加速通过。于是先前诚惶诚恐的部队开始迈着轻松的步伐踏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了。

此时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想到就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解放军战士正在用子弹调整着步枪标尺。当该师辎重队的骡马大摇大摆踏入峡谷时，杨勇在蚂蚁山观察所的推算显示，由于敌军行军纵队的首尾间距超过五公里，这正是实施分割包围的最佳时机。

战斗一触即发，虽然国军此时产生了战略误判，但是伏击队的延误终究还是导致火力的不足，于是战斗开始陷入短暂的焦灼。洪武垴山主峰的争夺战成为战役首个转折点，也成为了双方打破僵局的突破口。

这座海拔427米的山头控制着整条峡谷的视野，国民党军第106旅派出两个加强连执行抢占任务。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一纵队战史》记载，负责阻击的58团3营在兵力1:3劣势下，创造出单日击退九次冲锋的战场奇迹。

战士李长林率领的加强班在弹药耗尽后，用刺刀和石块坚守阵地三小时，为主力合围赢得宝贵时间。

这种近乎悲壮的抵抗，实质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战术设计，这不仅显现出我军战士的坚毅，同时也能看出我军指挥官在部署作战方案时充分考虑了主客观条件在内的一切因素。

杨勇将全军多半的自动火器集中于此，形成局部火力优势，同时命令六纵在东南方向制造渡河假象，诱使敌军将预备队调离主战场。

战役进入第二日，战场态势呈现战争史上罕见的多个主力战场的特征。在东线，国民党军凭借美制榴弹炮猛攻洪武垴山，其炮火密度达到每百米正面每分钟落弹15发的惊人强度；在西线，解放军工兵却利用夜色在清水河上架起三道浮桥，完成对敌退路的战略切割。

这种东守西攻的灵活部署源自刘帅战前的特别指示：“歼敌之道，不在阻其来路，而在断其归途。”10月28日黎明，当整编四十师师长李振清发现退路断绝时，其麾下三个步兵团已被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客观上的困境使原本士气昂扬的国军产生了主观上的畏惧，原本势在必得的斗志逐渐被一声声阵地失守的情报抹得一干二净。当决胜的信心开始动摇时，战争自然也即将分出胜负了。

决定性的总攻在10月28日午时发起。解放军独创的分批次冲锋的战术在此战中臻于化境，以营为单位分成数个攻击批次，每批次队伍突击一定时间后立即撤回休整，由后续部队接续进攻。这种源自冷兵器时代的战术，经现代化改造后形成持续压力，在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攻势下，国民党军并不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时任六纵16旅旅长的尤太忠在回忆录中描述：“敌军美式卡宾枪射速虽快，但面对连绵不绝的冲击波次，换弹间隙就成为死亡窗口。”

在一条条针对敌军的捷报声中，战役迎来了收官阶段，战役收官阶段呈现出精准地斩首打击。特种兵分队根据情报精准定位敌军师部所在地。在总攻发起后两小时内，解放军直插敌军指挥中枢，俘虏了正在发电求援的少将参谋长尹呈佐。

指挥系统的瘫痪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在不需要我军直接军事打击的情况下，失去统一调度的国民党军各部在包围圈内自乱了阵脚。10月29日黄昏，最后一股成建制的抵抗力量在陈家畈村头竖起白旗，峡谷中的枪声在渐渐稀落了数个昼夜后终于重归寂静，降旗迎风飘扬书写着我军凯旋的战果。

后来的战果统计揭示出这场战役的军事价值，以伤亡800余人的代价歼灭1.2万敌军，缴获的武器弹药恰好补足刘邓大军出大别山时的损耗。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此战打乱了白崇禧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华中剿总被迫从追击兵团中抽调三个整编师回防武汉。进一步的，这为陈赓兵团南下桐柏山区打开了战略通道。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不会得到老蒋在战后复盘会议上的重视，这些只有天知道了。但是客观上我们看到的是，这场规模不大的歼灭战，真的就成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关键支点。

高山铺之战，沉重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的关键一役。当高山铺大捷的喜讯传到陕北时，毛主席悬着的心轻松了许多。他对周恩来总理说，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11月1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谈大别山形势时说：的确，我们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高山铺战役扬起的灰尘重新落地后，当整编四十师的残部在峡谷中举起白旗后，军事学家们在复盘推演中发现，这场伏击战的结局似乎是早已注定了。并且其本身胜利的决定因素并不仅仅因为单纯的战术执行的成功。决定战争走向的还有以下几点：

其一，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展现出了惊人的弹性和容错率。与国军逐级请示的僵化流程不同，刘伯承在战前授予杨勇临机专断之权，这种“战略定方向，战术放权限”的模式，使得前线指挥员能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迅速调整部署。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刘帅前期的谨慎设计之上的，底线思维的部署逻辑使指挥部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能够充分确保战争在自己掌控的范围之内，而正是这一点给了前线指挥官足够的空间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在大的战略方向可控的范围内，前线指挥官的军事素养过硬，能够根据战争的发展灵活地拿出应对方案也是制胜的关键。在此次伏击战中，杨勇为首的前线指挥官展现了战役指挥官的极限创造力。

在获得临时专断权后，他们灵活调整重机枪位置，形成“移动火力长城”。据《杨勇战争回忆录》记载，其独创的“三三制伏击阵型”——以三个营级单位构成品字形火力网，每个火力点兼配步枪、机枪与掷弹筒，此举大大提高了峡谷内火力的输出效率。最富胆识的决策当属战役次日的反冲锋，当发现敌军试图沿清水河突围时，他果断调用仅有的预备队实施反冲锋，这种“用最后一把锁锁死口袋”的魄力，连刘帅在战后总结会上都不免赞叹道：“杨勇把‘狭路相逢勇者胜’演绎到了极致。”但是我们读到这里其实也能明白，此“勇”非彼“勇”，一切的果断和勇敢其实都是建立在我军周密的计划安排和出色的战士军事素养之上的。

其三，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我党始终贯彻的群众路线更是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役期间，大别山群众组成的运输队用背篓将数十万斤粮弹送上前线，其效率远超骡马辎重队。更令人震撼的是处理伤员方面的军民融合：数百名农家妇女经临时紧急培训后便能够辅助医护人员完成对伤员的救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编四十师在溃退途中竟遭当地民团截击。这支蒋介石眼中的“王师”，在民众眼中不过是劫掠者。百姓对军队的主观态度在此刻得到了具象化。

其四，“当身体达到极限时，信念会带你走出困境”。精神信念的较量往往能最终决定战争天平的倒向。当国民党士兵为每人二十块银元军饷而战时，解放军炊事班长赵保田在阵亡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替我交上这个月的党费”。以致国军败退时也不得不承认：“共军之顽强超乎物理定律，实为心战之败。”

在司令部发言人那句“我们已然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的背后不知埋藏了多少战士的热血和忠骨，不知寄托了多少百姓的期望和支持，不知破碎了多少反动者的阴谋和诡计……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胜利是战略层面的胜利，当整编四十师的军旗被踩进高山铺的泥泞时，这场胜利早已超越军事范畴——它验证了刘伯承“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的战争哲学，彰显了杨勇“战机是用血汗泡出来的”实战精神，更昭示着人民军队将帅谋勇交融的行事风格，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共和国军民一家的鱼水之情。

历史已然过去，记录先辈壮举的档案早已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其中或许有遗憾，或许有感慨。“当初如果怎么样就好了”或是“当年幸亏怎么样”之类的话也不必多说，物是人非事事休，如今共和国美好的生活就是当年英烈们慷慨激昂最好的写照。我们应该怀念的，我们应该感激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相信未来会更好，然后身体力行去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中华！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热爱着，并感恩着……

【1】《刘伯承军事文选》.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2012

【2】《杨勇战争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中国人民解放军群众工作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

【5】《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群众支前档案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6】《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体制研究（1927-1955）》.军事科学出版社.2018

【7】《高山铺战役战斗详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

【8】《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9】《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10】《邓小平在大别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

【12】《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的立足之战——高山铺清水河战役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新世孙吴刘伯承》.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