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不少熬过了黑暗的地下党员，都被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不少人还在政府和重要机构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如，王维澄便担任了杭州市园林局局长、杭州市军管会秘书、杭州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多个重要职务。

有着烈士的遗孀和地下交通员身份的她，也在谈话的时候被告知，可以安排一个单位领导的职务。然而却被她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名字叫做韩慧如，是秦鸿钧烈士的爱妻。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大厦将倾，便开始了疯狂的、灭绝人性的行动。此时的上海滩，到处充满了白色恐怖。

为了苟延残喘，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中共地下电台的破坏。然而，由于解放上海的需要，地下的电台却不能停止工作，甚至比以前收发电报更加频繁了。

那时候，白天的时间里，地下党员都会以合法的职业作为掩护，收发电报的时间大都在晚上进行。

因此，作为地下党员的妻子，韩慧如很少可以在晚上睡一个好觉。她总是将衣服穿好，随时准备掩护丈夫秦鸿钧离开。

韩慧如，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曾在师范学校读书，为的是可以成为一名教师。事实上，对于一名女性来说，当教师也算是很不错的职业，既可以挣钱贴补家用，也可以利用下班的时间照顾家里。

在师范学校毕业后，韩慧如在河北保定的一所小学当了老师。对此，韩慧如的心里是满意的。

韩慧如有个姐姐叫做韩慧英。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在1929年8月在党组织的派遣下来到上海，参加了工作。

1932年，韩慧英和陈为人开始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后，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便把中央文库，搬到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位白俄老太太家的楼上。

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不久后，韩慧英也在一次与同志接头时被捕。

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还是将韩慧英以共党嫌疑人的罪名，转移到了苏州反省院。

韩慧英被捕半年后，韩慧如接到了从上海来的一封信。在信里，韩慧如看到姐姐“病重”的消息时，心里十分牵挂，当即来到了上海。

这次上海之行，彻底改变了韩慧如的人生轨迹。

来到上海后，韩慧如才知道她的姐姐韩慧英已经被捕半年多了。看到姐夫一家省吃俭用，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工作，韩慧如的触动很大，便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300银元拿出来，贴补家用。

对此，韩慧如在后来回忆说：“开始时还可以吃饭，后来便只能喝粥，接着，粥里还得混上比较便宜的山芋，不久便只能靠当卖东西来维持生活了。”

后来，韩慧如也成为了和姐姐韩慧英、姐夫陈为人一样的人，开始为党工作，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

1937年，在党组织的介绍下，韩慧如开始配合秦鸿钧的电台工作。

那时候，韩慧如在上海市社会局进行了小学教员登记，并取得了小学教员的工作。这样一来，韩慧如在当地下交通员的时候，便更加方便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韩慧如和秦鸿钧成为了互相关心的恋人。

1938年春，韩慧如和秦鸿钧结了婚。成为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

当时，为了掩护电台的安全，韩慧如和丈夫秦鸿钧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开设了永益糖果店。

白天，秦鸿钧在糖果店上班，以此来赚取一些钱财，作为党的活动经费；韩慧如在小学当老师，并在课余时间为党传递情报。

晚上，秦鸿钧收发电报与中央联系；韩慧如便坐在窗口，随时关注着外面的情况，给丈夫作掩护。

那时候，为了方便工作，韩慧如还学会了上海方言。

1945年，在多年的工作过程中，韩慧如获得了党的认可，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韩慧如觉得非常激动。

然而，就在全国人民想要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利用难得的和平机会建设自己的祖国时，蒋介石却为了一己之私，悍然发动了内战。

在解放战争中，秦鸿钧和爱妻韩慧如不断地将一封封情报，发给了党中央。然而，由于电报实在太过频繁，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特务盯上了。

1949年3月17日，就在秦鸿钧发报的时候，特务便向着他们的住房跑来。

看到特务后，韩慧如立即告诉了丈夫秦鸿钧。紧接着，韩慧如又想办法，开始拖延时间。

在特务冲进来之前，秦鸿钧已经将电报机拆毁，并毁掉了文件，从天窗上逃了出去。

特务冲进来后，没有任何收获，便将韩慧如打了几个耳刮，大声问她丈夫在哪里。韩慧如说：“我们感情不好，不知道。”

此时，秦鸿钧就躲在另一户人家的阳台上，还用席子将身体裹了起来。然而，在这样的防护之下，秦鸿钧还是被特务们搜了出来。随后，韩慧如和丈夫秦鸿钧双双被捕。

在监狱里，秦鸿钧忍受了特务们的所有手段，却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

期间，秦鸿钧趁机告诉爱妻韩慧如：“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牺牲了，你能活着，就继承我未完成的事业，并将藏在家中二楼木地板下的那张我和吕白同志一起画的发报机线路图，作为遗物交给党组织，表达我为革命牺牲的决心。”

5月25日，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韩慧如成功越狱，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然而，她的丈夫秦鸿钧却在5月7日被敌人处决，成为了烈士。

这一年，秦鸿钧38岁，韩慧如36岁。

韩慧如出狱后，党组织给了她30元钱，让她改善生活，但她却前往老凤祥金店，用这笔钱买了一个真金的戒指，给了一位老太太。

原来，那位老太太在国民党特务抄韩慧如和秦鸿钧家的时候，顺便抄走了老人家的镀金戒指和手镯。对此，韩慧如心里过意不去，为了党的名誉，赔给了老人家一个真金的。

建国后，组织上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找韩慧如谈话，准备安踏安排工作。

得知以她的情况可以安排一个领导职务时，韩慧如没有同意，最终选择了到小学去当老师。

1954年，韩慧如凭借自己的成绩，担任了上海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并兼任了五所小学联合党支部的书记。

由于从心里热爱教育事业，韩慧如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学生家长的认可，而她带出来的教师队伍，也非常团结。

在谈到对教育事业的看法时，韩慧如说：“我爱每一个孩子。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是功夫要下到家。”

韩慧如的事迹，告诉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只要心中充满爱，就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他们都可以在各行各业成为对国家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