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西南军区刚刚成立不久，担任军区司令的贺龙老总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在这里负责整个西南的剿匪工作。
西南地区民风彪悍，清末以及整个民国时期，这里有着大量的土匪盘踞，除此之外，蒋介石当年抗日失利，只能把重庆作为大后方，所以大量的国民党部队残留在西南地区，蒋介石在正面战场彻底失败之后，发动了非常恶毒的“总体战”，让这些国民党士兵们化整为零，进入山里面，策动土匪。
甚至是当土匪。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前线剿匪的60军给西南军区打电话进行报告，在剿匪的过程之中，有一个副营长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投降了土匪，贺龙听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是不相信，以为自己听错了，再次确定之后，贺龙愤怒无比。
贺龙表示，当兵这么多年，这种情况闻所未闻，而且还是出现在自己部队之中，贺龙让60军军长一定要严惩这个投降的副营长，根据军法处决。
这个被处决的副营长，也是西南剿匪工作之中最为特别的一个案例。
新中国成立不过数月，天下初定似乎只是表象，地下暗流却从未停歇。
1950年初，全国各地土匪武装暴乱如野火般蔓延，从西北的新疆到西南的川渝黔，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悄然浮现。
以西南地区为例，仅三月中旬，西南军区报告显示，土匪人数已激增至七十余万，其中川东约十四万，川西约二十万，川南川北各约十万，贵州约十五万，西康雅安一万，西昌会理贺国光匪近一万。
而匪患之盛，令人瞠目，这些土匪并非散兵游勇，他们高举“救国保民”的旗帜，散布“日本军队由上海登陆”、“美国已出兵”的谣言，蛊惑人心，裹挟百姓，嚣张而且反动的气焰一时无两。
对此，为了稳定社会以及治安局面，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剿匪斗争，西南的剿匪工作，也成为了解放战争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剿匪之初，形势远不乐观。
自1950年2月5日起，全国各地土匪暴乱纷起，解放军各部队的剿匪行动“非常混乱，也非常被动”。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以为天下已定，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既已溃败，区区土匪何足为虑？
但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因为土匪来势凶猛，四处喊着蛊惑人心的口号，公开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解放军为目标，袭击部队，杀害干部战士，捣毁刚刚建立的地方政权，他们的行动迅捷而不拘常理，往往令部队措手不及。
以新疆为例，匪情起初并不算全国最严重，可短短数月，形势急转直下。
有一股乌斯满股匪，他们在短时间内从几百人迅速膨胀至近万人，匪股数量从十几股激增至二百多股，流窜四乡的土匪人数从数千跃至十余万。
而这种扩张是有迹可循的，解放军解放新疆的时候，原国民党起义部队如驻哈密的一七八旅五三三团、轮台的一二八旅三八四团、焉耆的第二十七师骑兵团，以及驻福康的骑兵第七师等，纷纷叛变，加入匪伙。
这些部队不仅装备较好，且具有作战经验，战斗力不容小觑，他们与原有土匪合流，使新疆匪情迅速恶化。
而西南地区的局势同样严峻，川东的“川湘鄂人民自卫军”号称两万余人，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军大陆游击队”，川东北游击总队一万余人，其骨干多为蒋介石溃逃前在蓉训练的游击分子。
这些土匪熟悉地形，利用谣言欺骗群众，胁迫百姓入伙，甚至以烧房杀人为威胁，手段残忍。他们不仅袭击部队，还将俘获的解放军战士开膛破肚，挖眼掏心，暴行令人发指。面对这样的敌人，剿匪任务显然超出了常规军事行动的范畴。
跟土匪作战，我军在战术上并不适应。
多年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经验，让部队习惯于分析敌情、地形，制定详细方案，再展开大规模进攻。但土匪并非正规军，他们不摆阵势、不守阵地，打一枪便隐入村野。部队接到情报，浩浩荡荡开赴某地，却往往发现土匪早已散去。进入村庄，只见百姓在地里劳作，看不到任何可疑踪迹。
部队以为胜仗在握，收队回程，却在转身之际遭遇四面八方的冷枪袭击。
待部队再回头搜寻，土匪又无影无踪。
这种“打了胜仗却扑空”的情景，在全国各地频频上演。
新疆的部队曾根据情报前往剿匪，抵达时却一无所获，撤退途中反遭袭击，疲惫不堪。西南的崇庆之战更为典型。
1950年2月12日，六十军180师五三九团前往成都西南四十公里的崇庆剿匪，当晚抵达时突遭六千余土匪围困。一连奉命守桥头阵地，全连无人生还。团部及一、二营退守城内，匪首陈主势指挥土匪分四路围城，彻夜枪声不断。
一直到次日凌晨，土匪攻入城北，城内告急。直到16日，六十二军一八四师两个团赶到救援，鏖战数小时，方解崇庆之围。此战，部队损失两个连，被围两天两夜，代价沉重。
即便是在与国民党作战的过程中，这样的伤亡都是很少的。
这不是说土匪的战斗力比国民党军强，而是因为土匪会伪装成百姓，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对于不穿军装的敌人，是分辨不出来的，即便知道这是土匪，下意识也会对他们留手。
而这种仁慈，就会往不好的局面发展。
3月上旬至5月24日，川南军区西昌军分区某团三、五、七、九四个连，在余副参谋长带领下，前往树瓦河剿匪，未灭一匪，反遭匪首张玉林部六次袭击。余副参谋长失踪，四个连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不足一班人躲在彝民山上，次日方逃回。
随着次数多了，这种“剿匪反被匪剿”的局面，不仅折损兵力，更动摇了士气。
过去，许多干部战士认为，蒋介石的正规军尚且不堪一击，土匪更不足为惧。
但土匪的游击特性与正规军的正面作战截然不同。他们分散灵活，依托地形，甚至伪装成百姓，令人防不胜防。部队往往疲于奔命，却难见成效，有时还不明不白地挨冷枪，伤亡随之增加。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军的剿匪部队，出现了一个特例，那就是赵希荣，竟然向土匪投降。
这个赵希荣，也是让贺龙老总暴走的根本原因。
2月12日，五三八团三营在副营长赵希荣带领下，自新津返回重庆，途中遭遇土匪数十次伏击骚扰，伤十余人，亡四人。
13日凌晨四时，部队行至荣昌县仁义镇河仓场一带，再次陷入百余土匪的埋伏。随即，当地匪首四爷子和刘精本率千余人从四面围来，用机枪封锁桥头和开阔地，借助竹林、房屋等地形掩护，火力猛烈。部队前不能进，后无退路，最终全营溃散，大部牺牲，数十人被俘。赵希荣带着一个排被迫投降。
而这一事件震动了西南军区。
投降的赵希荣并未逃脱命运，2月21日，永川军分区部队在追剿四爷子和刘精本时，将其抓获，当日押回重庆。
六十军军长张祖谅在电话中向贺龙汇报，赵希荣已被军事法庭逮捕，建议严惩，以儆效尤。贺龙听后，怒火难抑。
他对张祖谅说：“一定要按照军法处决，这样的混蛋留着，只能是部队的祸害。一个副营长，贪生怕死，带部队向土匪投降，这种事在我军几十年的战争中也不多见。影响太恶劣了。”
贺龙之所以如此坚决要处决这个投降的副营长，是为了避免再有这样情况发生，在复杂的剿匪工作中，有的部队在土匪袭击下惊慌失措，甚至各自逃命，导致更大损失。
而这种内部混乱，与土匪的狡猾形成鲜明对比。贺龙深知，若不严明纪律，剿匪难有转机。
新中国初立，政权未稳，蒋介石残余势力利用土匪在全国反扑，意在动摇根基。
根据西南军区给予中央的报告中提到：
土匪宣称“国际反共同盟军已成立”、“广州厦门不日将被占领”，土匪们试图制造恐慌，颠覆政权，剿匪，已不仅是军事任务，更是一场事关存亡的较量。
贺龙清醒地认识到，剿匪斗争的复杂性远超以往。
贺龙对张祖谅说：
“革命尚未完全胜利，天下还未太平。剿匪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任务，是一场艰巨而尖锐的斗争。全军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坚定信心，任何畏缩动摇都不允许。”
因此，他要求部队整顿纪律，调整策略，以应对土匪的游击特性。
贺龙的果断决策为后续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下令处决赵希荣，不仅震慑了内部动摇分子，也唤醒了部队拿出正视敌人的心态，同时，他推动战术调整，要求部队摒弃正规作战思维，针对土匪的灵活性采取分散围剿、依托群众的策略。
而历史证明，这些措施逐步生效。
到1950年代中期，全国匪患基本平定，新政权得以巩固。
回溯1950年初的那段岁月，剿匪的艰难令人感慨，新疆匪股从十几到二百多，西南土匪从数千到七十余万，解放军却在轻敌与混乱中屡受挫折。
不过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军的领导人们迅速调整状态，将过去的问题全部改正，并且扭转局势，这才迅速地完成了剿匪工作，彻底完成了新中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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