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传说过去约两千年后，周公制礼作乐的重大历史事件隆重登场。服饰制度与礼乐制度的相继确立，宛如两座熠熠生辉的里程碑，以它们为显著标志，华夏族就此迈入文明时代，独特的族群个性也得以彰显。这一重要节点，无疑是汉服漫长发展历程的起点。

观华夏传统观念，“乾上，坤下”恰似上衣下裳的形象映照。从乾坤这一深邃的哲学概念出发，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与之相关的阴阳、天地、男女、父子、君臣等诸多概念。上衣下裳这一传统服饰形制，巧妙地蕴含着先民对世界秩序的深刻理解。在他们的认知里，君臣、领袖、官吏(此处取“冠履”之谐音巧妙关联)等诸多元素，皆可类比为衣裳的各个部分。就如同“一君二臣”可联想为一个裤腰搭配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等，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在人体上的各部位名称，映射出以服饰为隐喻来设置职务、治理天下的深邃《易》理。

先秦时期：汉服的萌芽与初步成型

汉服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这一时期，冠服制度开始初步崭露头角。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到了西周，服饰制度逐渐趋于完善。先秦时期汉服的基本特征十分鲜明，交领、右衽、系带、宽袖成为其标志性元素，而盘领、直领等样式则是锦上添花的补充，丰富了汉服的形制体系。

战国：风格初变与细节发展

战国时期，妇女服饰大体上延续了商代的服制，但也在细枝末节处展现出时代的独特印记。此时的衣服版型相比商代更加宽松自在，衣袖呈现出大小两种不同的样式，为穿着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领子上普遍采用矩领设计，且没有后世常见的扭扣，人们通常在腰间束带装饰，有的还在腰带之上悬挂玉制的精美饰物，增添了几分优雅与尊贵。

秦汉：曲裾深衣的盛行与统一之美

秦汉时期，曲裾深衣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服饰明星。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对其青睐有加，尤其是女子，曲裾深衣更是当时最为常见的服式之一。这种服装整体呈现出通身紧窄的特点，长度可及地面，下摆一般呈优美的喇叭状，行走间不见足履露出。衣袖有宽窄之分，袖口大多镶有精致的边饰。衣领部分的交领设计尤为独特，领口开得较低，若隐若现地露出里面的里衣，营造出一种含蓄而迷人的美感。

魏晋南北朝：融合与变革的时代

魏晋时期，对于男子而言，传统的深衣制已逐渐被摒弃，但在妇女服饰领域，它依然有着独特的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妇女服饰与汉代相比，发生了显著的演变。在衣服下摆处，添加了一些精心制作的饰物，这些饰物通常由丝织物制成，塑造出上宽下尖、形如三角的独特造型，并且层层叠叠，极具层次感和装饰性。另外，从围裳中伸出的飘带较长，女子行走时，飘带随风舞动，恰似轻盈飞舞的燕子，为整个形象增添了几分灵动与飘逸。

南北朝时期，妇女服饰在魏晋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这一时期去掉了曳地的飘带设计，却将原本尖角的“燕尾”造型加以延长，使得两者完美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服饰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服装同样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大袖翩翩的衫子成为男子日常穿着的主流选择。这种风尚一直延续到南朝时期，当时的各阶层男子都对这种衫子情有独钟，使其成为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隋唐：华丽绚烂与礼仪规范的交融

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服饰呈现出一种俏皮可爱又不失优雅的风格。短襦皆采用小巧的袖型，下身搭配紧身长裙，裙腰位置较高，一般束于腰部之上，有的甚至束到腋下，再用丝带巧妙系扎。这种搭配方式使得女子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整体造型俏丽动人。

到了唐代，官服体系更加完备和规范。官吏们在日常穿着中，多以圆领窄袖袍衫为主，但在祭祀典礼等重要场合，仍会身着庄重典雅的礼服。这些礼服在样式上多承袭隋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着对襟大袖衫，下身搭配围裳，再配上象征身份地位的玉佩组绶等，尽显大唐礼仪之风范。

中唐时期的襦裙相较于初唐时期，在样式上有了些许变化，整体宽度有所增加，不过其他方面并无太大的变革。

宋代：简约精致与创新融合

宋代汉族女服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形成了两种基本式样：大襟右衽交领和对襟。相较于男装，宋代女装在样式和装饰上更加多样化，展现出女性独特的细腻与柔美。

宋代汉族男子服饰则延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的经典魅力，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些细节上的改良与创新。

明代：传统复兴与文化再铸

历经蒙古帝国元朝相对“野蛮”的统治，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受到冲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明朝复国之后，为重塑礼仪秩序与民族自尊心，统治者高度重视服饰制度的整顿与恢复。他们上采周汉时期的礼仪规范，下取唐宋的服饰精华，对汉族服饰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梳理与规范，使得汉族服饰的传统特色得以重新绽放光彩。

明代服饰犹如华夏近古服饰艺术的璀璨明珠，仪态端庄、气度恢宏，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直至今日，中国戏曲服装的众多款式、纹彩都取材于明代服饰。不仅如此，明代的章服衣冠走向了更加奢华的道路，织绣技艺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多元，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