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创下新高，特朗普取代拜登执政后立下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誓言，“特朗普经济学”以债务和贸易双赤字的“清零”为目标导向，特朗普个人虽有不向压力屈服、不向困难低头、不向难题畏惧的执念，但美国经济的困局积重难返，短期内实现财政和贸易的收支平衡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捂，2024年，美国进口3.3万亿美元的商品，出口2.1万亿美元的商品，全年累计商品贸易逆差为1.21万亿美元。2024年是美国建国250年以来贸易赤字最多的一年，对美国形成贸易逆差的国家主要有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和爱尔兰等，其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954亿美元，为中美贸易逆差的历史之最。

1.21万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同比去年增长14%，同比2017年全球“关税大战”未开打前上升了50%，很多经济学家由此认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大战未必能让美国的贸易赤字“归零”。美国的服务贸易强于商品贸易，相比于商品贸易的巨大赤字，服务贸易可圈可点，2024年，美国的服务贸易约有3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使得美国在2024年的整体贸易逆差在1万亿美元以內，实际为9184亿美元。

中国贸易顺差仅占美国贸易逆差的34%，除亚洲以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总和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量相当，这可以说明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而且针对主要的亚非拉国家。美国在军火和高科技产品领域形成了贸易比较优势，但沙特和阿联酋等传统军火采购国家转向中俄武器，2024年，美国的军火出口下降了18%。

美国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呈下滑趋势，中国在5G和量子计算等科技领域的专利占比超过了美国，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构，美国芯片企业的主导地位随之削弱。如今的美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世界生产，在美国消费”，传统产业“空心化”为美国贸易赤字埋下了“祸根”，特朗普让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愿望难上加难。

美国很多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都依赖进口，包括电脑、手机、家电、服装、食品等，即便是美国引以为傲的汽车制造业也从海外进口大量的零部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的研究成果显示，对华贸易战将令美国损失20多万个就业岗位，对中国产品加征超高关税将使得美国企业提高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通胀水平的上升既损害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降低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

根据新经济哲学的相对性原理和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劣势，从特朗普到拜登、从拜登到特朗普，美国经济的优势在下降，劣势在上升，优势效应在递减，劣势效应在递增，一减一增的双重效应形成了叠加效应，这就解释了尽管特朗普以双赤字的“清零”为己任，但要彻底化解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局”实属勉为其难。

“特朗普经济学”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各国针对美方的高关税所发起的反制性“对等关税”，而是经济学概念的“特里芬悖论”。美元是全球的主要储备货币，通过大量印刷货币，美国几乎零成本地换取国外商品，逐渐忽略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马克思学说，过上了以金融为本、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式生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反而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外流和工人失业。

“美国当老板，别国当工人”，长期大量增发美元，用以填补国内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大量流入国际市场致使美元面临着贬值压力和美国进口商品价格的偏低，居高不下的进口需求已难以维持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美国人习惯于高消费、低储蓄的生活习惯，美国政府习惯于借钱过日子，美元霸权托举了美元币值，持续性借新钱还旧账，贸易和财政赤字“相动”，双赤字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美国“老大难”问题。

2024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到GDP的6.4%，个人储蓄率从1960至1980年间的平均10%以上下降到后疫情时期的不到5%，美式的“特里芬效应”不降反升。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了“特里芬悖论”，他认为一旦某种货币充当了全球储备货币，那么货币发行国需要不断地向全球输出本国货币，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美国必然出现一定规模的贸易逆差，以保证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