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璋 12 创办窑洞医院，医生往往成为“通医”|傅连璋|医生|延安|白求恩|窑洞医院|门诊部

作者：钟兆云王盛泽

窑洞医院，革命的新起点

延安，这块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土地，在成为红色革命大本营之前，只是黄土高原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城。它三面环山，一面临川，一条弯弯曲曲的延河环绕着城廓向东流淌不息。那座高高的宝塔山上，屹立着一座唐代建造的宝塔，庄严雄伟。相传，在远古时代，此处有恶妖兴风作雨，残害百姓、毁坏庄稼，天神闻讯，降下九级宝塔镇妖，这就是宝塔山的来历。久而久之，宝塔山已成了延安的象征。

傅连暲领导的卫生所抵达延安后，针对延安天花蔓延的趋势，赶紧给老百姓普遍种牛痘，配合其他有力措施，扑灭了天花。卫生所的功绩一下子就为老百姓瞩目。

起初，卫生所驻在延安城小东门内，每天为政府机关、部队、地方群众防病治病百人以上。后来，经边区政府同意，卫生所迁到大东门内设立门诊病房，门诊量增加一倍，要求住卫生所治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毛泽东的《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可知，边区的医药卫生状况是如何的落后：“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二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

因此，可以想像，傅连暲和他领导的卫生所面临的救死扶伤任务是何等艰巨，当然重中之重，是先把医院建立起来。于是，傅连暲急病人之所急，向边区政府写报告，建议在延安建立一所医院，很快得到批准。

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曾是傅连暲的病人，经和傅连暲商量，派交通处长张明远和卫生所周毅胜医师专程去西安购买药材器械。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为迅速发展边区卫生事业，改变落后的面貌，于1937年10月筹建边区医院，由傅连暲具体负责。

经过现场勘察，傅连暲决定把医院院址选在嘉岭山。站在光山秃岭上，四周只有几根荒草在风中摇曳，有的人便想打退堂鼓了。

“革命哪有什么现成的饭可吃，就是要从无到有，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医院，都是如此。”傅连暲进行鼓动。

“毛主席说过，我们从南方来，开始可能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住不惯延安的窑洞，但我们就是要从住窑洞开始习惯。以前毛主席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今天住不惯窑洞也是不革命。不要看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但这里有很好的黄土地，只要我们拿起锄头，舍得汗水，我们就能创办自己的窑洞医院。”

傅连暲这么说罢，大家都被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心里一下子充满了光明的前景。

第二天，傅连暲跟大家一起，劈草斩榛，开始了挖窑洞的劳动。很快，一排排崭新的窑洞挖成了，医院的牌子挂起来了，简陋的医疗器械搬进了洞里，边区医院终于在大家的手里创办起来了，傅连暲任院长。

1938年初，中国北方红十字会23医疗队队长金茂岳医学博士和内科主任谢怀德医生主动要求参加边区医院工作，他们把红十字会的药材、防疫药品、200毫安X光机交给边区医院。不久，边区医院就发展到能收容一百余个病人的规模。对群众实行免费看病，病人住院只须自带伙食。

刚开始时，边区医院只设立内科和外科，后来，陆续增加了眼科、妇产科等。边区医生缺乏，特别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专科医生更少，许多疾病都是请其他科医生看，医生往往成为“通医”,傅连暲本人就不光看内科，同时也要看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反正是有求必应，有叫必到，有病必看。

眼科的专科医生一个也找不到，但要看眼病的人又特别多，不要说许多伤病员在战斗中眼睛受伤，就是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也因为经常熬夜操劳，眼睛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更不要说像在长征中那样流行的红眼病。

必须建立专门的眼科!傅连暲心想。但没有医生，也没有器械，怎么办?为此，傅连暲想了各种办法。后来，他利用到西安采购药品的机会，与红十字会等机构联系，请了一位眼科医生，带回延安。

牙科也是如此。中央红军长征时，好在陈炳辉一古脑儿帮傅连暲装了八只大箱的药品和器械，其中就有八把牙钳。看到它，傅连暲就想起自己的女婿和女儿，真是物是人非，睹物伤情。没想到这时牙钳派上了用场。傅连暲就用这八把牙钳，把牙科的架子给搭了起来，虽然医生也只有一个人。

1939年4月，按中共中央指示，傅连暲负责会同何穆在延安李家湾筹建中央医院，由他兼任院长。他跟参加筹建的同志们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新挖掘了九座窑洞，作为病房、办公室和生活用房。医院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和牙科等，共有17个病室，可接纳一百多人住院。

中央医院建立后，不只是接收机关干部和部队将士住院，还对当地群众开放。开业头五个月，接收的住院群众就占全院住院病人的15%,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发挥了很大作用。

为了解决边区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团结边区医务人员共同工作，傅连暲还组织成立了医药讨论会及护理训练班，研究医药理论，交流医疗经验，并创办医训班，培训医务人员。

有一天，傅连暲到毛主席住处给他检查身体，同时向他汇报卫生工作：“现在医生非常缺乏，所以有些科开不起来，医科学校要加紧培养。”

“培养医生需要时间，这项工作要做，现在还有一个快的办法，应该把当地的老中医、土医生利用起来，这是可以立即见效的办法。”毛主席说。

“这件事我们已经开始做，我们医院也有请老中医，但还没有完全做起来。”

“这要加紧做。延安有多少中医，调查过没有?”毛泽东问。

“还没有，估计不少，回去调查一下，争取快点做起来。”傅连暲对中医还是比较重视的，当初中央红色医院就有专门的中医，第一位就是从上海请来的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当时她年近六十岁，每遇到疑难病症，傅连暲总是请她一块会诊，确诊后马上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长征以后，傅连暲更加注意发挥中医的作用，但因为各方面原因，工作开展还得有一个过程。

“中医是我们的传统医学，在民间很受欢迎，有很多东西可以运用。你们治疗疖疮，用热敷的办法，叫做‘促进化脓',就有中医的思路。这个办法很有道理。”毛泽东想到很多问题也是这样，既然要解决，还不如促进一下，早解决。

傅连暲听了很受启发，他告诉毛泽东：“最近，李富春同志向卫生部门传达了主席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我们已经开了几次中西医座谈会，讨论学习，认真贯彻。”

“要和中医老先生多来往来往，交交朋友。”毛主席叮嘱道。

这次谈话后，傅连暲加紧开展这项工作，在中央医院兰家坪设立了第一个中医门诊部，动员聘请了一些当地的老中医坐诊看病。傅连暲还同时在古圪达的中央疗养院设立中医科，集中了翟宪文、唐继宗等著名中医师。

这项工作既发扬光大了传统医学，又使它更好地为军队和群众服务，缓解了医生紧缺的状况，起了救死扶伤的作用。

延安的医务人员十分缺乏。总卫生处初建时，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司药，既要出诊，又要门诊，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傅连暲就设法挖掘人才。

一次，他组织训练班巡诊。一个学员告诉他：“前几天发高烧，吃过药，病已减轻。”

傅连暲感到奇怪：训练班并无校医，谁给她吃的药?

得知是一位叫郁彬的学员，傅连暲甚是兴奋，立即找她谈话，了解到她曾肄业于上海一个护士学校，便动员她到中央总卫生处工作。

郁彬却回答说：“不，我要上前方!”

傅连暲费尽唇舌，对方就是不肯，他并没有泄气，最后通过组织部把她调来了。

边区的医药器材少得可怜，年轻的门诊部主任要开展外科手术，可缺乏医疗器械，血管钳子也没有几把。他觉得这样工作很难开展，便跑到傅连暲的办公处，为争取医疗器械和他吵了一场，说的话很难听，说要收住院病人，就得有起码的条件。

傅连暲耐心地说服解释，可他听不下去，气呼呼地把门一摔就跑了。

事后门诊部主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礼貌和莽撞，但傅连暲并没有任何计较，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团结并器重他，积极帮助和支持他的工作，应用的药品器材尽量地配给。门诊部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

在这期间，国民党驻榆林的22军部队换防路过边区，途中有五人患病。傅连暲指示中央医院收容治疗。其中有三个士兵被诊断为天花，病情十分严重。医院专门腾出一孔窑洞隔离治疗，并派专人护理，救活了他们。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搞过磨擦的士兵见共产党以德报怨，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深受感动，出院时，一个个流着热泪说：“八路军好，共产党好 ! ”

曾任延安中央医院护士长、副总护士长的何奇回忆说：“在那时医疗护理工作条件和药品器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来自各方为革命献身的医护工作者和行政干部、战士，都能在傅院长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努力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傅连暲同志作为一位领导，以身作则，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医院在六七年的工作中，意想不到的是有些科的治愈率竟不亚于全国著名的医院。"

延安这块革命圣地，不仅吸引了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而且也成了世界瞩目的地方。许多志士来了，其中有欲向世人揭示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红色根据地的神秘性的新闻记者，也有真心实意帮助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还有国际友好人士。傅连暲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外宣传，以扩大中央医院的影响，争取外援。

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随行翻译李铁民临时住院治疗。傅连暲亲自为他检查医治，并利用陈嘉庚来院探视的机会向他介绍医院的情况。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来院参观，傅连暲向他们作了详细的介绍，给中外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连国民党中宣部一位官员也题词“要向阿洛夫同志的服务精神看齐”。

他们来延安前，先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走了一圈，和延安中央医院两相比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第二战区就没有像这样的医院。”

友好人士爱泼斯坦除公开赞扬中央医院“规模大，办得好”,还向傅连暲索要资料，许诺要为医院争取更多的援助，并说他虽然没有办法使国民党政府给红军发药，但可以有力量叫国民党政府不封锁外国对共产党的援助。

被毛泽东称为“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是较早来延安的外国友人，也是傅连暲领导的边区医院的第一位外国医生。白求恩转了大半个中国才来到延安，古老破旧的延安，还是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景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儿去的。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白求恩当然无从知道，延安的整洁环境，也有傅连暲的一份功劳。

傅连暲与白求恩见面了，得知站在面前的院长当年也曾是基督教徒时，白求恩显得惊异且兴奋：“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够碰上信教的同行，真是高兴。”

他像个熟人般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也是基督的子孙，我的父亲就是牧师，可是我却追随祖父当了外科医生。”

见面是愉快的，但是接下来就有点难堪了。白求恩对延安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震惊，这是他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什么像样的设备也没有，更不要说药品的缺乏。就是延安一流的医院，他也感到是在开玩笑：“这叫我怎么干?我没有办法干。"他不禁有些怪话。

这也难怪，他是著名的医学专家，又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会员，对医学具有献身精神，对医务工作要求也特别严。他看到边区医院护士的白衣服不太干净，医生不常剪指甲，指甲太长，医用夹板太厚，镊子有锈斑等，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No,no, 这不行。”他像个威严的检察官，挑出了许多不被看重的毛病。当他听说这个正规医院只分内外两科时，脸上更是没有表情，语气严肃地说：“这简直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陪同的傅连暲虚心地接受着白求恩的批评，连连点头称是。

但有些医生和护士却吃不消了，这个外国老头，一来就指手画脚，把我们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肯定，专挑毛病。当面不好说出来，但等白求恩一走，气话就接二连三地跑出来：“他也太挑剔了，傅院长怎么也不反驳一下?”

傅连暲耐心地做解释工作：“人家千里迢迢来帮助我们抗日，我们要诚心诚意欢迎他才对。他的话都是对的，挑毛病也是为我们好，我们应不折不扣地接受他的意见，现在做不到的，也要尽量朝他指出的方向努力，把我们的医院办得更好。”

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大家平静下来，心服口服地接受了。

此后，傅连暲和白求恩又有多次接触。一次与白求恩长谈时，傅连暲讲了红军医院的建立、长征的艰苦以及延安地区的困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边区医院。现在只有三个医生，只相当于一个门诊室的规模，这怎么能细分科呢?你提的意见都对，但现在难以做到，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医院。” 傅连暲满怀信心地说。

白求恩听了这些推心置腹的话，深受感动，更为中国人的精神所折服：“傅，你说得对，看来我对于医院过分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