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园：不是共产党人却参加了长征，后任副省长|周素园|长征

导读：
1、他是国民党高官，却为何相信马列主义？
2、毛主席为何说他：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
3、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何一致推举他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相当于副省长）？
4、他半生追随共产党，为何却又不加入共产党？

一，奇怪的老头：辛亥革命的元勋、国民党的大官却相信马列主义、参加红军

1936年2月，红2、6军团攻克黔西北重镇毕节，进城后，红军按照政策选择富户打土豪。红6军团的一个连队在指导员的带领下走进了一个大院，准备没收这户地主的浮财。但令指导员惊讶的是这户地主不仅对红军不害怕，战士们还在他家里搜到了很多做着密密麻麻笔记的马列书籍等“禁书”。

指导员回去后立即向红6军团政委王震作了汇报，说他们在打土豪中遇到了一位“奇怪的老头”，家里有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王震也感到不可思议，就决定亲自去趟大院，一探究竟。

随即，王震带着几个人来到了那位指导员所说的“读马列书籍的地主家”。到了大院后，一位老者自我介绍道是大院的主人，王震便和老者攀谈了起来。

在聊天中，王震了解到了这位“读马列书籍的地主”的一些基本情况：老者名叫周素园，是毕节本地人，前清贡生，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曾做过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国民党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因痛恨军阀混战而辞官归乡。

王震参加革命多年，像这种不怕红军的地主却是第一次见到，就笑着问周素园：“周老先生，你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又是地主，看到红军来了，你怎么不跑啊？”

周素园坦然回答道，自己是做过大官，但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地主，但没有搜刮过不义之财，为什么要跑？周素园还说道，自己研究马列主义已经十年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之路。

周素园的坦诚令王震更加好奇了，又问道：“老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同？”

周素园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赞同，我完全赞同。”

周素园

随后，王震命令战士把没收周家的东西全部予以归还，并向贺龙、任弼时汇报了周素园的情况。

贺龙和任弼时也非常关注周素园，三人常常亲自登门拜访，与周素园交流，向他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并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周素园对待三人也是坦诚相待，一方面对共产党抗日反蒋的政策表示赞同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也向三人表达了自己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在多次交流之后，贺龙等人认为，周素园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盟者。

抗战中，我党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人士有很多，在抗战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他们都坚定地站到了人民的一面。但是，在这些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中，周素园又是特殊的一位：他不仅在花甲之年参加了红军，还跟随贺龙等人参加了长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长者，也是长征队伍中少数的非共产党人。

二，令人尊敬的长者：贺龙：“我们就是18个人抬，也要抬着他和我们一路走。”

红2、6军团在贵州期间，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邓止戈以席大明等三支反蒋地方武装为基础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这支部队下辖三个支队，支队长仍由席大明等三人担任，红军只派去了一些政工人员帮助宣传。

由于这支部队在名义上属于贵州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因此在总司令的人选上，贺龙、任弼时等人一致想到了周素园。周素园作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由他担任总司令可以更好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对于红军的任命，年近花甲的周素园欣然应允，并把总司令部设在了自己的家中。

贵州抗日救国军序列图

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围剿”，1936年，红军决定继续长征，北上抗日。根据贺龙、任弼时的安排，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三支队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第二支队在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的率领下编入红2、6军团参加长征。

这年的周素园已经57岁，他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阻也坚持参加了长征。贺龙考虑到他年高体弱，又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和任弼时商议安排军需部门拿出来一些黄金，送周素园到香港暂居。当王震带着军需部门的人向周素园转达贺龙、任弼时的意见后，周素园却坚决不同意。

民国时期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集团鞭长莫及，再加上同时期的香港远比内地发达，因此，很多反蒋失败的军阀如李济深、蔡廷锴等都是在香港避居，做寓公。周素园到香港暂居一方面可以免去长征途中行军的艰辛，另一方面也不算放弃革命，在香港虽然不能直接参加革命，但还可以做些统战工作，间接的为革命做出贡献。

但是，周素园却坚决不愿意到香港去，并表示自己“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他说：“我快60岁了，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我才找到光明，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我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听到王震关于周素园的汇报，贺龙更加敬佩这位长者，高兴地对王震说，老先生有骨气！我就欣赏这样的人，我们就是18个人抬，也要抬着他和我们一起走！

贺龙

大家都知道，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周素园后来在回忆长征中描述道：

“那几个月，睡的是露天下的绿草，虽说有个布蓬，但遇到大雨就困在草荡里。而且两三间铺宽的地方，要睡30来个人，真是手足都没处安放，只要你抽身一动，就休想再安插下去。吃的呢，简直和猪食差不多，满身的虱子，随便捕捉就是几十上百只。”

虽然一路艰辛，但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红军领导人都对周素园无微不至的照顾。

任弼时安排周素园跟随红6军团政治部一起行动，政治部的年轻人多，又不在一线，可以更好地照料周素园，贺龙更是亲自背着周素园过河。

新中国成立后，王震曾回忆过长征途中和周素园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

“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

共产党人家人般的照顾令周素园感动不已，更加坚信了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你们可能怀疑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我不仅活着，而且比在家里还健康一些。这不但出乎你们的意外，连我自己也预想不到。”

三，共产党人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毛主席称赞他“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

1936年12月，周素园来到陕北保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毛主席等人对周素园也非常钦佩和照顾，多次与他促膝长谈，并把他安排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

陕北自古土地贫瘠，红军大部队的到来使得当地的物资供应更加短缺，不管是中央首长还是普通战士，生活上都很艰苦。但对待周素园，中央却毫不吝啬，不仅安排财政部门每月拨给周素园10元零花钱，还特许他住在交际处招待所，每天吃饭在饭馆里。

在陕北的这段日子里，最让周素园感到高兴的是他可以更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此前在贵州时，虽然对马列主义著作有所涉猎，但限于条件不允许，他并未系统深入地学习。来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后，他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心情非常愉悦。

他生自清末，人生中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战乱中度过，因此对战争也有很深的见解。在教学中，他根据自身的经历编著了《洪宪叛国始末记》，向学员们再现了袁世凯窃取革命的那段历史。他还应美国纽约的《新历史社》之约，撰写了《世界人类如何才能完成普遍裁军》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只有放弃压迫人的制度，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者，才是消灭战争的基本方法。”

周素园和蒋介石集团的二号人物何应钦是贵州同乡。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争议很大，而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周素园深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民族、对国家都大有益处，便不计前嫌向何应钦写信，请何应钦放弃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但蒋介石集团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合理要求横加指责，两方的分歧很大。为了使和谈顺利进行，周素园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向冯玉祥（周素园曾做过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秘书）等人写信，请求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共同抗日。

周素园的奔波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准备跟随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他在上前线之前，曾写下一封家书，在这封近乎遗书的信中他说道：“国难则执戈以从”。他从二十多岁参加辛亥革命开始，一生为革命前行，途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但共产党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光明未来。又值此国难之际，他认为自己虽年迈却不能坐视不理。

但是，就在他一心要上前线杀敌救国之时，他的病情却又加重了，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更不要说上阵杀敌了。他看到自己不仅不能工作，反而成了八路军的累赘，就向毛主席汇报了想要回贵州的想法。

毛主席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诉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
这完全是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十月六日

毛泽东写给周素园的亲笔信

周素园临行前，毛主席亲自为他设宴送行，离别伤感之情，溢于言表。主席对周素园说，周老先生虽然没有入党，但是是红军中的一员，临行前可否简单地写点东西给我？

第二天，周素园将自己的自传送给了主席，主席在看完他的自传后，给他回信说道：“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

除了自传，周素园还向毛主席等人留下了一段赠言，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殷切期望。

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四，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邓小平：“只要你的名字摆在那里就好了。”

1937年10月，周素园从延安经西安、武汉抵达重庆，在这里，他仍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工作，向重庆的军政各界和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的战绩，并与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

他曾在昆明街头向群众散发延安方面的进步书籍，还介绍西南地区的热血青年前往延安。但他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的进步活动使得蒋介石集团恼羞成怒，处处对他监视，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毕节老家居住。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著名的《西行追记录》。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地区，蒋介石集团兵败如山倒。周素园不顾年老体迈，再度出山，亲自组织毕节支前委员会，并亲任主任。在他的组织下，毕节民众自发的为解放军准备粮草物资，并维护地方秩序，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1950年2月，在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邀请下，周素园来到新生的贵阳。在这里，他利用自己民主人士的身份，与贵州当地的原国民党人士展开交往，向他们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并将他们的一些想法、要求向杨勇等人汇报。

周素园和杨勇、陈曾固（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可以说，在离开延安到毕节解放的几年间，周素园虽没有上阵杀敌，但也在家乡为共产党而工作。他的努力对西南地区的解放有着很大的贡献。

194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大区首长出席，周素园也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在见到阔别12年的贺龙后，贺龙风趣的对他说：“你是死不得的，我们都希望你再活20年，享受享受，以清偿长征的辛苦。”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合影

因为他为革命，特别是为贵州的解放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会议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一致提议周素园担任贵州省政府副主席（相当于副省长），但却被周素园以年老体弱为由婉拒。

邓小平等人深知周素园对革命的贡献，当然不会答应他的婉拒。刘伯承对他说，素老年高，平时的例会你就不必参与了，等重大事件再请你参加。

邓小平更是直接说，只要你的名字摆在那里就好。

周素园早在辛亥革命后就担任了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一职，也曾多次弃官不做隐居家中。对他而言，职务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些事情。

在担任贵州省政府副主席后他又兼任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来又当选为贵州省副省长。此外，他还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任命周素园为贵州省副主席的文件

不管身在何处，对于他的家乡贵州，他总是牵挂在心，但对于他的家人子女，却是很不“上心”。

1951年11月，他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见到了毛主席，并与主席畅谈了40多分钟。在这段珍贵的时间里，他没有为自己的家人子女提任何要求，却向主席提出贵州资源丰富，希望国家能够早日开发贵州。即便毛主席疑惑的说道，贵州没有铁路，即便开采了也运不出来啊。周素园还是连夜写下了《开发及扩充贵州矿业建设》一文，提交给毛主席，期待国家对贵州的发展能多一些关注。

他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但从不以权谋私，对待子女要求严格。

有一次，在毕节乡村当老师的女儿给他捎来了一袋优质的大米，但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他却批评女儿说，这和杨贵妃派驷送荔枝，蒋介石叫飞机送蒸馏水有什么区别？

他一生中，又很多次入党的机会，但他却认为自身的缺点太多，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过，对待子女入党，他非常支持，在得知子女中已经有人成功入党后，他欣慰的说道：“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依旧，我死也瞑目了！”

周素园和家人合影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病逝世，享年79岁。他逝世后，周恩来、贺龙、李维汉等中央首长纷纷发来唁电，寄托哀思。

周素园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晚清的贡生，到新中国的贵州省副省长，他的一生曲折、传奇而又富有代表性。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艰难探索，他们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因为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现在的中国。

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到来了。这是周素园在自己命名的《光明日记》的扉页中所写下的，短短二十字，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括。

正如王震在《周素园文集》的序言中所写道的那样：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辛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

各界悼念周素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