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奇特的书，一本古意与新意兼具的书，一本有追求有探索的书

——这，就是《尹连城诗文杂抄》（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一个书法家抄写诗文的书，又能奇特到哪儿去？抄抄写写本来就是天下所有书法家都能干、都会干的营生，古今如此，新意何来？这样一本甫一出手就有可能落了俗套的书，又有什么追求、又能探索出什么新玩意儿呢？

这些诘问，当然都是我自家设计的，自然也要由我自家来解答，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

尹连城乃是津门名书家，年近八旬，精神矍铄。近二十年间，在我印象中，他似乎并没专注于书家本行之事，反倒是走南闯北，背包暴走——喜马拉雅，上去过；南极北极，转悠过；中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脚步丈量过；大江南北的江河湖海大多畅游过；七旬之后开始学潜水，开启了世界各地著名海域的潜水生涯……这么一个“不务正业”，整天行走在路上的老者，忽然拿出一本正儿八经的“书法作品集”，厚厚实实一大本，不禁让我在惊奇惊诧之余，颇有几分惊喜。我所说的“奇特”，就包含着这层且惊且喜的成分。

奇特的另一层含义，是此书的创作路数令人啧啧称奇。据我所知，尹连城对市面上不少书法家沦为“抄诗家”，素来心有不屑，以为有悖于书家理应自带的文人本色。可是，这回他却“自蹈覆辙”一般，专门出了一本抄诗抄文的书，而且还怕不显眼，直接标到了书名上，这难道不是一件稀奇之事么？

待我细读一过方才悟到：连城兄如此安排，另有一番道理——抄诗抄文，关键不在这个抄字，而在所抄何诗所录何文。我发现，连城兄所抄写的，皆是平常读书人很少涉猎的生僻诗文，但又皆是好诗好文。这就别有一番“反弹琵琶”的味道了。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谁都能去登登泰山，一般人都是沿着大道行走，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爬过十八盘，登上玉皇顶，再逛逛天街，看看日出，拍照留念，就算完美收官了。可是，如果有个高明的向导带着你另辟蹊径，专捡人迹罕至的山间小径去寻幽探奇，看野花，饮山泉，听鸟鸣，看古树，近观古碑，亲抚石刻……目之所见，尽是非置身险绝而无缘得见之景，视听皆为旁人难以涉足之境，那感觉是不是与寻常登岱迥然不同呢？是的，我读这本抄诗抄文之书，就时常会生出这种陌生感与新鲜感。譬如，书中有一组八首七言律诗，皆为我以往未见之作，作者的名字也很生疏，若张麟书、钱良择、韩经正、沈用济、陈学洙……我曾盲目自信地认为，自幼也曾读过不少唐诗宋词，背过不少名篇佳句，怎么这些诗人这些诗作，我竟如此陌生？再三品读，进而发现，这些七律不仅格律谨严，设字讲究，用典精到，对仗工整，而且诗意诗境也是非同凡响。加上连城兄那一笔潇洒劲健的行书，顿时令纸面上浮荡起醉人的诗风墨韵。正是这种陌生感和新鲜感，吊起了我的阅读兴趣，为了加深理解诗文意蕴，我通过“度娘”把这八首七律的原始文本一一查出，原来这些作品皆出自清代诗人的手笔——忽然记起，尹连城尝告我曰：当年，在他初入吴玉如师门学书之时，吴老并不讲书道笔法，而是每每令其读诗抄文，且当时所读所抄者，就常有清诗。

我还留意到，本书序言的作者程滨尝引尹师语曰：“此余少时喜诵者，此玉师当年为余讲授者。”两相比照，可见这些略显生僻的诗作，本是几十年前吴玉如先生亲授之精品。以玉师之独到眼光与高标识见，披沙沥金，选优汰劣，挑选出来的诗文，自然是上上之品。而其舍去尽人皆知的唐宋名篇，转而青睐世人知之甚少的清诗，其用意显然并非自标新奇，炫耀学识，而是因为清代诸多诗家，早期者感受到前朝覆亡之家国创痛，晚清时又亲历外侮欺凌之深创大辱，他们的诗笔往往是饱蘸社稷兴亡、士子无奈之清泪，又必须躲避统治者文网之钳制，不得不婉诉隐衷，曲写悲情，故而其诗作往往低回宛转，痛隐字间。这类诗作，恰好符合同样身处逆境中的吴玉如先生的彼时心境。老人家以感同身受之体悟，慧眼选出并教授这些另类诗作，显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这种特定时代所筛选出的诗作，现因时过境迁，晚辈人已无从亲聆其教，再沐惠风。然而，今则通过尹连城之书法集，却能间接沾溉先辈大师的诗教滋养，这不能不说是阅读此书的一个意外收获。

（二）

大约十年前，尹连城出版了一本《自书诗稿》，让我写篇序言。我以《毛锥同仗剑，吟啸任徜徉》为题，论列其诗文，兼论其书法。可以说，我对他的诗文是非常熟悉的。令我感到亲切的是，在这本《诗文杂抄》中，又读到了他的部分自书诗文：有的是旧作新题，如他在游学日本时所作的《樱花行》，如状写当年川军出山抗日的悲歌《死字旗歌》以及《游佛光寺》等作品，都是我耳熟能详的代表作；而《生日歌》、《邹鲁访碑记》、《书宜斋答客问》等篇，则是首次读到的新作。

《死字旗歌》可能是中国诗史上极为罕见的以死亡为主题的诗作，其悲怆苍凉，雄浑豪壮，堪称气贯长虹，直击肺腑。在我看来，这首七古长歌是堪与《国殇》、《兵车行》等古代名篇比肩而立的战争力作。可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首诗歌从未公开刊诸报刊，因而流传不广。更因其言辞剀切，诗风犀利，直刺权奸，针砭时弊，总会惹得一些人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又无法公然明说，因而总以删除和遮避为能事，致使这篇作品也很少能在各种展览与合集中露面。对此，连城兄似乎不以为意，以他的达观和淡泊，从不争竞，泰然处之。不过，每有机会，他总要在自编自选的书籍中，给这篇情有独钟的作品留出一席之地。在那本《自书诗稿》中，此诗赫然在目。我曾在序文中用了一大段篇幅，引述该诗并予以高度评价。在此，不妨把当年的这段评述摘引过来，以加深对此诗深刻意蕴的理解——

当他（尹连城）行走到川西大邑，站在川军抗战纪念馆陈列的那面老父送给儿子的“死字旗”前的时候，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一首七古长诗《死字旗歌》从心底喷涌而出：“有意投军年已老，有子请缨狼烟扫，临行送子旗一面，上书死字申怀抱。皮不存兮毛焉附，贼不擒兮莫回顾。伤拭血兮亡裹身，继前仆兮干城戍。”然而，这面大旗在战火中没有损毁，却在文革浩劫中被付之一炬。这让连城感慨唏嘘：“关河冷落前尘事，苦雨凋零旧朱殷。虐雪饕风天地漫，桧乱嵩奸等闲看。波澜十载惊魂远，死旗无奈投秦爨。殇于国，慨当歌，哀荣身后费琢磨。”在诗的结尾他写道：“无言独立日沉西，国人到此头应低，泣地惊天多少事，莫付山深鹧鸪啼。”

好酒不怕巷子深，好诗何惧无知音。如今，我们在这本《诗文杂抄》中，又读到了作者自书的这篇慷慨悲歌，我的内心再次受到极大的震憾。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当此之际，重温这篇满含激愤和血泪的悲歌，相信一定会赢得更多的知音！

（三）

《邹鲁访碑记》是写于2019年秋天的一篇文言新作。那回，我有幸与连城兄同游邹鲁，刚好成了此次山中访碑的同行者和见证者。如今，读其文，赏其书，忆其事，仿若重入山林也。

那次访碑之旅，既有策划已久的攻略，也有意料之外的偶遇。说是策划已久，是因为邹鲁大地，摩崖石刻众多。尤其是载入书法史的“五山石刻”，所有搞书法的人谁不是心驰神往。连城兄很早就闻其大名，一直心念系之。然机缘未至，徒唤奈何。而此次自江南北归，途经亚圣故里，瞻望一过，尚有余暇，便相与共商前往寻碑。邹地“五山”碑群，计有峄山、岗山、葛山、尖山、铁山。依连城兄意见，先访峄山，盖因这是当年秦始皇东巡时所留遗迹，流传两千余年，殊为珍贵。然寻至峄山，却是有山无碑。管理者告知，原碑早已无存，后世翻刻者早被存入当地博物馆了。连城兄与我相顾无言，悻悻而叹。忽闻此山除峄山碑外，还存有几处北朝的摩崖刻石，隐于半山崖壁之上。连城兄闻听，顿时又来了兴致，当即欲直奔山道。倒是管理者提示，此山修有登山缆车，可至山顶。你们何不乘车上山，再沿路下山，途中即可观碑矣。

这真是万全之计。在缆车上，我对连城说，你这把年纪了，一听说山里有碑，不管不顾就要拾级而上，真是够“魔障”的！他笑道：想峄山想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来到山前，山中碑刻岂能轻易错过。再说，以前只听说有峄山碑，不知道还有其他古碑。其实，这比大名鼎鼎的峄山碑更有吸引力：观世人常见之碑，没有什么稀奇；能看到世人难得一见的古碑，那才是真正的眼福啊！

“北朝摩崖在妖精洞侧，高丈余，体势飞动，登山途中可见，而游者寥寥。”这就是连城兄在《邹鲁访碑记》中对此处摩崖的写照，寥寥数笔，形貌毕现。

此文的重点，是写我们寻访岗山石刻的经过：“岗山在铁山后，莱芜纷披，土人云：沿山阶行可二百步，有道观，再进无路，游踪罕及矣。而摩崖则藏乱石草莽间，余上下追探，荆榛牵羁，穷搜不得。唯见高树归鸟，黄叶覆塚，日将仄，阴风卷地，不可久留。”这段文字极简单，然实况却一点也不简单——我们依照当地人的指点，循路上山。至一道观，再上就无路了。满山荒草杂树，无一人可询。只得探路而行，却如“鬼打墙”一般，转来转去，两次转回一片荒塚。眼看夕阳欲坠，我们虽寻碑心切，也不敢久留了，只得原路返回道观。恰在此时，“忽见一叟坐石上，年且八旬，询之欣然引路，越沟壑，踏碎石，山野空寂，，其何异于数百年前，处喧嚣之世，得清幽若此，亦难得矣。溪回壑转，见巨石当道，有字依稀，始知此山文字，非刻于崖壁也。大者丈余，为佛家语，存廿余字，小者三五字不等，皆大如斗。每至一石，叟辄详为说解，如是观十余处，观已，叟入山不知所踪。”

这一幕，我是唯一的旁观者。以我的视角观之，则是另一番景观——两位老者，一位是年届七五的尹连城先生，长髯飘飘，仙风道骨；另一位则自报年逾八旬，面清骨秀，须眉皆白，手持一根原木手杖，解说刻石时，以杖指点，如数家珍。那一刻，斜阳透林而入，辉映幽山，四野无人，万籁俱静，唯见皤然二叟，观千年之刻石，若方外之幻境。此景此境，入眼当即入心，实刻骨难忘矣。

连城兄在文章结尾发浩叹曰：“呜呼，穷途无措，适遇高明，天耶？运耶？无虔心者，其谁至此？无神明者，其谁指津？此山之遇奇，不可不记也。”

记得连城兄此文即成，马上发给我先睹为快。而我则耐不住性子，当即在我的“寄荃堂”公号推送分享，随后就引来了一片回应和赞赏。如今，赏读着尹体行书，潇洒清逸，则其文与书法堪称“二美并”矣。

（四）

走笔至此，一路只管谈诗论文，却好像忽略了这是一本书法作品集，确实应该说说书法了。

我在文章开篇，曾称此书有追求有探索。其追求和探索为何？这就必然涉及到尹连城的书法艺术了。

当今书坛，创新之论飚举，超越之心爆棚。总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书家苦心孤诣，标新立异，佯病佯狂，乱吼乱叫，变书法为杂耍，弃毛锥换针头，哗众取宠，博取眼球，以致于迷乱众听，歧路当途。更有本事不大野心不小的当代书狂，妄称“超越古人”，自立为王；肆意“打倒书圣”，自家封神……凡此种种，只能暴露出当代人的浮躁与浅薄，过于急功近利，自拔头发上天，却不肯老实念佛。

面对这种世风，尹连城从不开言臧否，更无激愤之行。他只是悄悄地绕开书坛，远离纷争，躬下身子，毕力耕耘。毕竟，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在日本的新潮书法、少字数、现代派书风等等光怪陆离中沉浮多年，早就开过天眼，见过世面。在他看来，眼前国内的这些人这些事，其实不过是西方人、日本人早就玩儿过的玩意，舍人牙慧，蒙骗国人，图个热闹，冲个流量，其于书法艺术本身，无补且有害。不过，他也深知这些新潮论者的固执和善辩，你若想用讲道理来说服他们，真比登天还难。与其陷入这种徒劳无功的论争，不如远离这个“名利场”，遁入中国源远流长的翰墨之海，畅游之，潜航之，苦修之，参悟之……外行如我者，误以为他这些年有点“不务正业”，玩心太盛。及至我随其访碑邹鲁，继而去到他的书宜室探秘神聊，我才逐渐开悟：原来他这些年一直在孜孜矻矻、殚精竭虑地探寻着、追索着，自问自答着，踽踽独行着——他在与古人对话，与一座座高峰对话，与一行行踏石留印的墨拓对话，与他手抚心摹的碑碣刻石对话……正是在这不间断的对话和探寻中，他逐步走向了翰海深处，触摸到古人笔墨的神髓。一言以蔽之，他追寻到了那魅力无穷而又神秘莫测的两个字：“古意”！

在举世滔滔迷醉创新、标榜新潮的时代，他却掉转身躯，走向远古，走向先贤，走向浩渺无垠的字海，走向即使穷尽一生也难以攀登到巅峰的险路。他是一个清醒的勇者，是胆识和才气充盈、果敢与睿智兼具的理性探索者，就如同他孤身去冈仁波齐绕山，就如同他以高龄奔赴南极探险，就如同孟子所说“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孤寂地行走在蔓草横生的山径，时常也会迷不知所向（就像邹鲁寻碑）。然而，他从不退缩，从不叫苦，更不肯中道而返。他坚信，中国的漫长书法史，不会总是这样歧路横生，中流淹蔽；他常说，自己的境遇要比老师吴玉如他们那一辈，要好上不知多少倍——当年吴老在那样窘迫的生存环境中，都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竭尽心力担荷起“兴灭继絶”的重任，那我们这一代应当如何想、如何做，还有什么可犹豫和迟疑的呢？

我从这本《诗文杂抄》中，读出了连城兄的执念之坚毅，志向之宏远，也读出了其用功之艰辛。他自设的标准很高，他要让自己的书法“对标”古代碑碣和书帖而不逊色；要令读者从一个现代人的笔法点画中，读出绵长淳厚的古韵。这不是简单的摹古和复制，而是从心灵、审美和技法诸方面，去体悟去接近去传神，正所谓“与古为徒”、“以古为新”——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展现出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和审美特质。进言之，即是从“古人”之路径杀入，复以“今人”之面貌走出。复古的核心在于全面继承，而继承的目的则是展现今人之“心画”。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史上，类似的以倡导复古而实现创新的范例，多得不胜枚举。比较典型的，一是唐代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直接带动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革新；二是元代赵孟頫倡导的“古意之说”，在异族统治致使中华文化面临危亡之际，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引领中华艺术重新归于主流正脉。赵孟頫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又说，“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当今中国书坛，同样面临着“百病横生”的窘境，究其病源，难道不是“古意既亏”么？如果今世所有书法同人，个个自身健硕，古法精熟，又有三千年传统文化浸润身心，那么任凭西风劲吹，群魔乱舞，又其奈我何？遗憾的是，今世之人多已不肯苦练内功，更耐不住青灯黄卷、废笔成塚的寂寞，他们一心企盼着快速成名，鬻书致富。且不乏朝学执笔，暮成大师的“聪明人”，哪里会甘心于皓首穷书、接踵古贤？那不是太傻了、太笨了，太不识时务了吗？

尹连城显然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虽然自身具备了所有“速成大师”的条件，但却选择了一条荒僻曲折、充满荆棘蓬榛的小路——这条路原本是千百年间一代代古人蹚出来的通衢正道，却因为近世无人再走而渐次荒芜。然而连城兄却笃信：天底下什么道路最宽广？没人走的道路最宽广——为此，他舍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利，屏蔽了鲜花掌声的诱惑，牺牲了诸多世俗的幸福，孤独地出发，艰难地行走，冷静的选择，奋力地攀援，终于探摸到古代先贤的脉搏和心源——

“你看，这些小楷字，放大十倍依然立得住，依然有精神！”连城兄翻开《诗文杂抄》的书页，给我指点着迷津；

“你看，这些楷书，放大了看，就出现了双钩一般的墨痕。我以往常在古人的书迹里看到这种双钩痕，不知人家是怎么写出来的，琢磨了几十年，现在也能写出来了……”这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经连城兄指点，我还真是没留意这墨痕中的精妙之处；

“你看，这是篇《北山移文》，那么长的一篇文章全用魏碑的笔法，你放大了再看，并无刀刻斧凿的痕。由此你就可以明白，古代的汉碑魏碑写在纸上的原样，应该就是这样的。工匠们一上石，刻刀铁錾加上去，才成了碑帖拓本里的样子。现在有些写碑的人，刻意模仿的只是后刻出来的字形，而非书写的原貌，那不是舍本逐末、刻舟求剑么？”……

听着连城兄的“夫子自道”，再去翻检书中那些精心放大的页码，细细感悟那些灵动如生的墨迹，我逐渐明白了连城兄殚精竭虑穷原竟委的要旨和苦心。这些心领神会，这些灵犀灼照，断非三言两语就能讲清，尚需从这本厚书的字里行间，去辨析去探究去发现。

由此说来，我在开篇时说这是一本奇特的书，一本古意与新意兼具的书，一本有追求有探索的书，绝非溢美之虚言也。导读至此，我还要加上一句：这是一本很耐看的书，品诗文，赏书法，寻古意，悟新境，开卷获益必是多方面的。谓予不信，且去细读之。

（2025年3月27日 侯军 北京寄荃斋）

尹连城，字璧予，1947年生。幼承家学，喜好书法。1967年拜吴玉如先生为师，始入正途。先生育人以读书做人为要，故多受濡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活跃于津门书坛，开课授徒，入中书协，为先师办展出书。1987年游学东瀛，以异域书道兴衰，窥测将来体势，多有领悟。归国后自忖孤陋，难与浮沉，遂寄情山水，经危历险，以增识见。尝整理出版《吴玉如书法集》《吴玉如先生墨痕刻石》《吴玉如先生论书简注》《书宜斋藏吴玉如书法》。拙笔亦有数本专辑印行。

侯军，资深媒体人，曾任职于天津日报、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曾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副刊》总编辑。兼任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大学兼职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特聘教授。已出版各类文学、艺术专著30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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