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泽平宏观团队

全球贸易战迅速升级，各国有反制、有妥协，股市大幅震荡。 特朗普重返白宫短短3个多月，从2月1日对中加墨打响贸易摩擦第一枪，到4月2日对等关税落地，全球关税水平升至大萧条时期、创百年新高，对中国最为强硬，对盟友也毫不手软，过去40多年基于WTO的自由贸易规则已经演化为全球贸易战。面对美国的威胁，中国最先反制，欧盟、巴西等大型经济体积极表态反制，小型经济体多数妥协让步，全球经济和贸易前景暗淡，各国股市纷纷下跌。

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多数国家立即暂停征收“对等关税”90天，维持最低关税税率为10%，以便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谈判。随后美股以及全球主要股市大跌后大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全球实施对等关税，避险情绪引发资金涌向美债；但伴随对等关税临近生效和中国强硬反制，本周美债遭遇抛售潮，4月9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3412%。

美国两党总体上延续并强化“鹰派共识”，采取对华施压、单边主义等策略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并非铁板一块，对激进的关税政策仍有分歧。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为代表的“关税支持派”认为关税能够有效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所有国家都知道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这种行为结束的日子已经到来”。而以马斯克、鲍威尔为代表的“反对派”担忧经济风险，强调关税将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和供应链脱钩风险。

贸易战蔓延和特朗普逆袭并非偶然现象，过去40年的全球化帮助大部分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但利益分配不均衡。美国中部铁锈州因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减少等原因而沦为全球化的典型受损部门。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端制造和科技牛市难以惠及底层人民，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抬头。特朗普2016年胜选以及2025年重回白宫，正是利用了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交媒体碎片化，简单粗暴地把美国贸易失衡和制造业衰落归责于贸易伙伴，认为存在贸易逆差就是“占美国的便宜”，只要实现“公平贸易”，就能让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流美国。将自身塑造为“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强大”的旗手，精准契合了部分选民的焦虑与期待。

特朗普全球贸易战以巨大市场为要挟，迫使贸易伙伴让步，本质上是关税武器化，以达到“美国优先”。具体有六大诉求：一是增加美国财政收入；二是减少贸易逆差；三是增加谈判筹码；四是保护美国产业和就业，倒逼制造业回流；五是遏制中国；六是保护国家和供应链安全。

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仅建立在军事霸权、科技霸权、金融霸权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国际秩序的引领者和自由民主的灯塔，让众多盟友受益跟随。如今特朗普举起关税大棒四面开战，损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国，而且动摇根基，自毁长城。第一，对全球经济而言，关税战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显著放缓，全球主要资产暴跌已经用脚投票。第二，对美国自身而言，激进的关税政策将把美国推向滞胀边缘，侵蚀底层人民利益，与其政策初衷背道而驰。第三，由于劳动力成本易上难下，美国制造业衰落和空心化很难逆转，2024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还要低1个百分点。第四，根据特里芬悖论，美元霸权建立在贸易赤字之上，美国加征关税并不能有效改善贸易逆差，反而削弱美元霸权基础。2018年-202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9434.4亿美元上升到12947.9亿美元；2022年创历史新高，为13130.1亿美元。第五，美国从自由民主的灯塔国到秩序破坏者，任性将关税武器化，极大破坏贸易伙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础。

展望未来有三种情形：乐观情景下，关税政策因经济压力或政治博弈出现反转，谈判缓和，部分高关税取消，影响有限；中性情景下，关税维持现状，边打边谈，但执行力度弱于表态；极端情况下，各国反制措施超预期，贸易战全面升级，以邻为壑，地缘冲突升级。

对美国一味顺从并非最优解，美国盟友已有觉醒。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打铁还得自身硬，全力拼经济，“对内攻坚、对外破链”，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保护民营经济，加强法治，提振股市楼市，扩大内需，加大地方化债。面对关税大棒，深刻估计严峻形势，做好充分应对准备，东升西降和信心牛可期。

目录

1 进展：四面开战，对中国最为强硬，对盟友也毫不手软

2 各国反应分化：大型经济体普遍反制，小型经济体选择让步

3 美国各方态度：对华延续鹰派共识，但对关税政策分歧加剧

4 本质：贸易战蔓延和特朗普逆袭并非偶然现象

5 特朗普的六大诉求：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贸易逆差、谈判筹码、保护美国产业和就业

6 影响：贸易战损人不利己，更救不了美国，全球经济和贸易面临冲击

7 未来沙盘推演：三种情形

8 中国应对：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铁还得自身硬

正文

1 进展：四面开战，对中国最为强硬，对盟友也毫不手软

特朗普2.0短短3个多月掀起全球贸易战，美国关税重回大萧条时代，彻底改变贸易规则。特朗普视关税为谈判武器，认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吃了亏，要通过关税手段重构贸易关系。以2月1日美国宣布对中加墨加征关税为标志，新一轮贸易摩擦正式拉开帷幕，4月2日对等关税落地，对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开战，单点贸易摩擦已经演化为全球贸易战。

对中国针对性最强，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叠加，累计加征54%的关税。特朗普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占美国便宜的贸易伙伴，而且还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因此下手最狠。2月和3月，特朗普以芬太尼为由，共计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进一步加征20%关税；4月2日，对中国加征对等关税34%；4月9日，对中国加征关税进一步提高50%；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中国商品关税提高至125%，是本轮全球贸易战被加征关税最多的国家。此外，美国还针对中国出台“定制化礼包”，例如对含有中国制造成分的船舶停靠美国港口征收费用、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针对与委内瑞拉有石油贸易的国家征税等，无一不是针对性指向中国。

对传统盟友亦毫不手软，主因经济利益驱使，新兴市场影响大，对加墨留有一定余地。对等关税政策基准10%，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加征关税加高：老挝48%、缅甸44%、孟加拉国37%、泰国36%、印尼32%、南非30%、巴基斯坦29%等等；欧亚盟友情况：欧盟20%、越南46%、中国台湾32%、日本24%、韩国25%、印度26%；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商品免税，不符合商品则征收原有的25%关税。

对涉及美国安全的重点产品，汽车、钢铝、能源等单独加征。2月10日，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铝和衍生产品征收25%的关税生效，3月12日生效，但目前为止尚未实现；3月24日 计划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加征25%关税，拟于4月2日生效；从加拿大进口但不符合 USMCA 原产地资格的能源或能源资源和钾肥目前需缴纳 10% 的额外从价税。

美国关税幅度直逼大萧条时期。4月2日对等关税落地后，高盛估计这将使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到18.3%，高于此前预期的15%，相较于2024年平均2.5%的税率上升15.8个百分点，幅度堪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水平。

2 各国反应分化：大型经济体普遍反制，小型经济体选择让步

对于全球贸易战，各经济体态度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中国坚决快速反击，关税从汽车、农产品到全品类覆盖，实体清单与出口管制升级作为非关税手段。2月4日，中国宣布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征收15%关税；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排量2.5L及以上）、皮卡征收10%关税，2月10日生效；3月4日，宣布对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15%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10%关税，3月10日生效；4月4日，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4月10日12时01分生效。在非关税方面，分批次27家美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或出口管制名单，涉及国防、医疗、科技等领域，制裁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美国实体；对稀土出口管制，卡住美国半导体产业链、军工等的咽喉。

4月9日，中国反制措施再升级。关税方面，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由34%提高至84%，4月10日12时01分生效。非关税方面，商务部将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等6家军工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和在境内新增投资；将美国光子公司等12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

二是欧盟、巴西等大型经济体表示反制，但行动滞后。4月9日，欧盟通过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的反制措施，以报复特朗普政府3月12日宣布的对欧盟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措施；对等关税反制措施仍未决定；巴西表示制定贸易报复框架，考虑“一切可能行动”。

三是妥协派，多为小型经济体。如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或是选择接受美国对等关税，或是寻求与美谈判，又或是加征范围难以承受、需要积极谋求美国豁免的。如越南甚至表态购买美国国防和安全产品，以换取美国延期对越南的高额关税。此类经济体面临选边站问题，有可能跟随美国步伐对中国加征关税。

3 美国各方态度：对华延续鹰派共识，但对关税政策分歧加剧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总体上对华基本延续并强化“鹰派共识”，采取对华施压、单边主义等策略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并非铁板一块，对激进的关税政策仍有分歧。

一方面，以“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为核心理念的支持派，将关税定义为抹平贸易差额的“战略武器”。

4月2日对等关税公布以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等分别对关税措施表态，试图抚平市场不安情绪。

财政部长贝森特认为关税可谈，否认关税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并表示美股暴跌是短期反应，“市场一直低估唐纳德·特朗普”；贝森特强调，已有50多个国家就关税问题与美国进行接触，特朗普“为自己创造了最大的谈判筹码”。

农业部长罗林斯支持贝森特观点，但是无法明确表示关税是否会继续存在或者是否有达成协议的空间；政府可能会为受到关税影响的农民提供救济支持。

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认为关税可“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特别强调对华关税的“战略必要性”，称中国长期“利用非对称规则损害美国利益”。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关税不会影响美国工人和公司，“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将回流到国内”。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为特朗普的关税计划辩护，并宣称这将带来每年约6000亿美元的新收入；曾强调“美国不应该长期持续出现贸易赤字”，关税能够有效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

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对关税措施持强硬态度，并在CBS News发表激进言论，强调“关税将继续存在”，“所有国家都知道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这种行为结束的日子已经到来”；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推迟征收关税，以便各国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时，“没有推迟，关税肯定会持续几天或几周，这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打算重置全球贸易”。

另一方面，以“担忧经济风险”为代表的反对派，特朗普团队也出现反对声音，强调关税将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和供应链脱钩风险。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认为，关税将给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马斯克发声抨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态希望欧洲和美国之间实现“零关税局面”。“希望欧洲和美国能够达成一致，在我看来，理想的情况是走向零关税，从而有效地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批评特朗普关税措施，“将全力对抗特朗普的关税”，鼓励参议院议员支持一项关于要求终止国家紧急状态的法案。

鲍威尔表示，新一轮关税对经济的影响远超美联储预期，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压力。鲍威尔在3月议息会议承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移民、财政、监管等领域将影响美联储决策，尤其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美联储对经济前景担忧。

美国加州长加文·纽森指示加州政府与其国际贸易伙伴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提高经济韧性，保护加州的制造商、工人、农民、企业和供应链”；强调“加州不是华盛顿”，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并不代表美国人民意愿”。

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认为，关税是“历史上对经济造成的最大自残”，美国消费者的总损失为30万亿美元，相当于加油站的汽油价格翻倍。

4 本质：贸易战蔓延和特朗普逆袭并非偶然现象

过去40年的全球化帮助大部分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但利益分配不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经济体乘上全球化浪潮实现产业跃升，提高全球经济和生产效率，但全球化的红利并不是完全均等地分配给每一个群体。正如“大象曲线”描绘的场景，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富裕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而发达国家的蓝领则因为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减少等原因成为全球化的受损部门，典型代表就是美国中部铁锈州。

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资产价格大涨难以惠及底层人民。2008年次贷危机，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2020年美国开启无上限QE，叠加地缘冲突等因素，民众经历长期高利率高通胀，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1968-2023年美国基尼系数从0.36升至0.41，2018-2023年美国基尼系数维持在0.41左右。4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采访时透露，美国排名前10%的人持有88%的股票资产，占据了88%的股市份额；中间40%的人持有剩下的12%股票；底层50%的人基本没有股票。引以为傲的美国股市和科技牛市难以惠及底层人民。

美国阶层撕裂孕育民粹主义土壤。2010年以来民粹主义快速崛起，已接近1930年代的最高水平。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百姓的利益和诉求，反对精英阶层，具有极端化、情绪化特点，倾向于将复杂问题简化为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排斥外来者。美国社会阶层的绝对流动性从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意味着两极对立固化、年轻一代幸福感和希望逐步丧失。

特朗普2016年胜选以及2025年重回白宫并非偶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抬头，特朗普两次上台正是利用了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交媒体碎片化，将自身塑造为“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强大”的旗手，精准契合了部分选民的焦虑与期待。由此不难理解其掀起贸易摩擦的意图：简单粗暴地把美国贸易失衡和制造业衰落归责于贸易伙伴，认为存在贸易逆差就是“占美国的便宜”，只要实现“公平贸易”，就能让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流美国，以巨大市场为要挟，迫使贸易伙伴让步。

5 特朗普的六大诉求：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贸易逆差、谈判筹码、保护美国产业和就业

目的一：增加美国财政收入。

美国债务规模高企，财政平衡难以为继，特朗普曾多次提及关税增加财政收入。自2008年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攀升，疫情期间大规模刺激计划使美国国债总额从2018年21万亿美元激增至2024年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04%提高至123%。高企债务导致利息成本剧增，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利息成本从2018年3250亿美元大幅攀升至2024年8811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59%上升至3.06%。

特朗普在就职首日宣布成立“对外收入局”（ERS），旨在通过向“从美国赚钱的国家”收费来增加财政收入，支撑经济发展与债务偿还；1月24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称“关税让美国更富有”；1月25日，拉斯维加斯演讲，引用1913年关税历史，称“1913年关税结束前是美国最富裕的时期”，特别提到威廉·麦金莱总统（1897-1901年在任）时期的保护主义政策，称其为“美国黄金时代的经济基石”，并计划通过关税政策“纪念麦金莱的遗产”。

目的二：减少贸易逆差。

美国长期面临巨额的商品贸易逆差，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家。202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新高，商品贸易逆差为12947.9亿美元，其中农业领域逆差约400亿美元。特朗普认为，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激增的“非互惠贸易壁垒”削弱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流失。

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国家是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和泰国，其中，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分别占总贸易差额的24.6%、19.1%、13.6%和10.0%。

在逆差商品上，特朗普多次表示汽车、半导体、药品、芯片、木材加征关税，多数为美国贸易逆差较大的类别。美国贸易逆差前五大商品分别为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气机械和设备及其零件等，车辆及其零件（除铁道及电车道车辆），药品，家具等，分别占美国贸易逆差的21.5%、21.0%、19.1%、9.1%和4.9%。特朗普3月2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相关措施将于4月2日生效。

目的三：通过威胁加征关税，增加谈判筹码。

对等关税政策使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和筹码。通过威胁加征关税，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关税、调整贸易政策、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对美贸易等，从而推动美国出口增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4 月 2 日部分关税可能不必继续实施，因为协议是预先协商好的，或者各国一旦收到互惠关税编号，就会立即来找我们，希望通过谈判降低关税。”

2017-2019年，特朗普将关税手段作为谈判筹码，满足了执政强权需要，确实为美国经济带来一定红利。与中国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在2020-2021年这两年里，中国在2017年的基准水平上额外购置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及服务；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美墨加协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等领域达成了新的共识；对钢铁产品加征关税，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等。

目的四：保护美国产业和就业，抬高全球成本，倒逼制造业回流，完成竞选承诺。

特朗普认为，高关税政策迫使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环节从海外迁回美国，刺激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重振本土制造业、创造就业。

特朗普在2016年的意外胜选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对“精英主义”的成功挑战，是美国民众对谋求新出路的愿景。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铁锈州”随着产业变迁而快速衰落，蓝领工人经历失业、收入下降、社区衰败、梦想破灭，正是这些未被精英阶层关注的沉默的大多数。截至2024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为8.1%，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还要低1个百分点。

2024年“铁锈再次变红”背后是美国蓝领工人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疫情后高收入群体继续从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升值中受益，而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增长较为缓慢，美国罢工事件频发。2023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20.7%的总收入，前10%的人口拥有46.8%的总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分别为10.4%和33.8%；后50%的人只拥有13.4%的总收入，而1980年则有20.1%。

目的五：遏制中国，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尤其是高新技术创新成果已经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霸权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虽然面临美国的封锁堵截，但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新兴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引发美国作为霸权在位者的焦虑。中国在光伏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和新能源利用大国；以Deepseek、Manus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挑战美国应用层霸权，人工智能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的拓展，逐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超越。

目的六：保护国家和供应链安全。

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2月至3月期间，以加征关税为手段多次施压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强边境安全管控，主要针对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问题。

上一轮贸易战，以钢铁关税为例，2018年3月特朗普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全球钢铁产品征收25%关税，美国钢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从2017年的平均73.65%增加到2019年的78.15%，2020年一季度达80.83%。

6 影响：贸易战损人不利己，更救不了美国，全球经济和贸易面临冲击

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仅建立在军事霸权、科技霸权、金融霸权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国际秩序的引领者和自由民主的灯塔，让众多盟友受益跟随。如今特朗普举起关税大棒四面开战，损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国，而且动摇根基，自毁长城。

第一，对全球经济而言，关税战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显著放缓，损人不利己，美国和全球都将面临效率损失和增长放缓，全球主要资产暴跌已经用脚投票。特朗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战，违背经济规律，破坏了全球分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早就研究过，分工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贸易。OECD下调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0.2个百分点至3.1%；标普则将2025年全球GDP增长预测下调至2.5%，这将是2009年以来除疫情冲击之外最弱的结果。

第二，对美国自身而言，激进的关税政策将把美国推向滞胀边缘，侵蚀底层人民利益，与其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回顾上一任期，随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越演愈烈，2019年底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测算指出，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商品加征关税致使美国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414美元，影响美国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世界银行、美联储和美国研究机构均发布报告显示，美国关税的主要承担者是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支持特朗普的美国蓝领工人在美国四面开战、外需不足的外部环境下成为事实上的“受害者”。本轮美国面临通胀水平更高，雪上加霜，耶鲁预测PCE短期上涨1.7%-2.1%，实际GDP增速下降0.6%-1%。关税是一种累退税，给收入底层的家庭带来的负担比收入最高的家庭更大。

第三，贸易战难以带来制造业回流。美国制造业衰落和空心化很难逆转，劳动力成本、技能不适应等，叠加贸易摩擦带来高通胀持续，制造业回流前景暗淡。截至2024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为8.1%，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还要低1个百分点。

第四，美元霸权建立在贸易赤字之上，美国加征关税并不能有效改善贸易逆差，反而削弱美元霸权基础。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导致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供应美元。美国购买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实现美元投放，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股票等金融资产实现美元回流。上一轮贸易战以来，2018年-202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9434.4亿美元上升到12947.9亿美元；2022年创历史新高，为13130.1亿美元。虽然美国在经常项下呈现贸易逆差，但资本项下美国坐拥巨额顺差。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和代价。如今美国掀起贸易摩擦、背叛盟友关系，殊不知会减少各国对美元的需求，瓦解美元霸权的根基。

第五，美国从自由民主的灯塔国到秩序破坏者，颠覆全球秩序规则，关税武器化极大破坏贸易伙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础。过去美国常以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和规则制定者的形象示人，强调自由贸易、多边合作等理念，为全球经济繁荣贡献力量。而当前，美国已经从“文明灯塔”到“利益优先”，利用霸权攫取利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这种转变表明，美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倡导开放合作的领导者，转变为一个更注重自身利益、不惜以牺牲多边关系为代价的逐利者。

7 未来沙盘推演：三种情形

乐观情景：出现反转、谈判缓和，部分高关税取消。关税政策因经济压力或政治博弈出现反转，特朗普以关税为谈判筹码，通过利益交换达成阶段性协议，部分高税率可能被削减或豁免。则美国滞胀风险缓解，仍有软着陆可能，中国出口压力边际减弱，国内经济影响有限。

中性情景：关税维持现状，边打边谈，实际执行力度弱于表态。美国保留谈判空间，但对华、欧盟等关键经济体维持高税率，中美产业脱钩持续推进，美国滞胀压力显现，中国出台更大力度对冲政策，并与欧盟、东南亚、日韩等抱团，出海目的地多元化布局。美国的关税政策更类似于谈判的起点，而非谈判的结果和终点，对美国一味顺从也并非最优解，美国盟友已有觉醒。

极端情况：各国反制措施超预期，贸易战全面升级，以邻为壑，地缘冲突升级。各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进一步扩大关税范围，美国滞胀演变为衰退，全球贸易体系崩溃，重回大萧条时代。贸易战没有赢家，将陷入严重反噬。

目前来看，如果125%的关税落地，一是拖累出口，高额关税基本等同于中美贸易停滞，同时转口贸易也受到约束，中国出口平均下降30%左右，GDP将下降1-2个百分点。二是加剧国内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美国又是第一大市场，供需失衡将进一步导致我国物价下行压力，居民和企业负担加重。要充分估计今年外贸严峻形势，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全力拼经济，推出增量措施，大力扩大内需。

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警惕向金融战、汇率战升级。4月9日，被视为避险资产的美债遭遇史诗级抛售，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涨至4.5%；同时，特朗普的经济主管米拉恩透露对外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征税的计划，此举无异于债务违约，摧毁美元信用根基。

大国博弈，贸易战不如改革战。贸易战无赢家，也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对于中国，打铁还得自身硬，全力拼经济，推进以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提振股市楼市等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东升西落和信心牛可期。

8 中国应对：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铁还得自身硬

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对内攻坚、对外破链”。对内，打铁还得自身硬，全力拼经济，保护民营经济，市场，法治，刺激经济，稳住股市楼市，地方化债。对外，组成关税反制联盟，重构国际经贸多边合作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地位和话语权。

当前有必要开启一揽子大规模刺激计划，扩大内需。我们有较大政策空间，子弹充足，七大措施：

一是加大加快财政支出力度，中央政府杠杆率仅25.6%，必要情况下考虑增发特别国债，消费、收储、投资、生育等领域需求巨大。

二是降准降息，降低实际利率，央行加大国债购买力度，央行持有政府债占其总资产不到6%，相比之下国际主流央行持有政府债普遍在其总资产60%以上。

三是从稳住楼市升级到提振楼市，楼市是最大的内需，放松限购势在必行，住房银行加大收储力度，股市楼市回升的财富效应带动消费。房地产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占中国居民财富比重高，是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

四是提振消费，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提振消费，短期对冲外需下滑，长期促进产业转型。

五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对卡脖子挑战，未来加大在新质生产力领域投入，加速“卡脖子”领域的国产替代。

六是鼓励生育，可考虑加大育儿补贴力度，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七是加速出海布局，开拓新市场，找寻新机会，全面深入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一带一路”等自由贸易体系，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

中国需要在美国回归到本国利益优先的霸权思维大背景下，树立并宣扬一种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进文明；在美国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以更加开放大气的姿态走向世界；在美国四面开战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中亚等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实现合作共赢；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