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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司长级领导亲自护送一份文件来到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

在和当地的机关人员对接后，一行人赶到丰顺县民政局，向他们调取一位回归大陆的台湾地下党员资料。

当经手的工作人员调出这份资料时，他们不由地惊奇：这不正是五年前回大陆探亲的老农叶依奎吗？

当时他虽然也申诉过自己的地下党身份，但由于档案资料不充分，最终当地民政局只给他办理了一个月20元的“困难台胞”补助，没想到几年后组织部的高级别领导居然亲自携文件来证明他的身份！

听到工作人员的疑惑，组织部的领导们不无感慨地回答，这位化名叶依奎的老人实际上是当年我国大陆在台湾硕果仅存的红色间谍，也是在无数磨难中依然久经考验、矢志忠诚的坚定共产党人——谢汉光。

忠诚坚定、奉命潜伏

1917年秋天，谢汉光出生于梅州市采芝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除他之外，家里还有十个孩子。

作为家中次子，谢汉光早早明白了父母生活的艰辛，因此从小便发奋好学，虽然在日寇的侵略和生活的重压下，谢汉光的修学之路一直断断续续，但他依然靠自学完成了高中学业。

1940年，盘踞梅县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大业，与第一次反共高潮逆流遥相呼应，悍然宣布解散梅县所有抗日救亡团体，并逮捕7名学抗会（全称梅县中等学校学生抗敌同志会）学生。

为营救他们，以梁铮卿等共产党员为首的救援小组积极发动当地学生、群众奋起斗争，争取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助力。

在家备考的谢汉光也利用自己的法务专长，帮助他们进行合法申诉，并参与撰写控告信。

最终，国民党当局迫于梅县人民声势浩大的抗日热情，将七位学生全部无罪释放，史称“梅县七君子”。

同年，有深刻实践经验的谢汉光信心满满地报考广西大学法务系，但恰逢当年广西大学取消法务系，无奈之下他只能转投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很快便被录取。

1941年10月，由于梁铮卿先前使用的身份已被国民党识破，于是他也考入广西大学森林系，与谢汉光成为了同学。

在此期间，受梁铮卿影响，谢汉光与同为地下党员的陈仲豪、张伯哲等人接触，学习到了共产主义的新思想，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带动下，谢汉光的思想也逐渐受到熏陶，萌生了对党的好感。

据后来成长为潮汕教育界泰斗级人物的陈仲豪先生回忆，在读书时，谢汉光已经明确展露出了对新思想的倾慕。当时陈仲豪在广西大学校内创办《中国学生导报》，谢汉光曾多次为其撰写文章。

在与陈仲豪的接触中，谢汉光认识到一位名叫曾秀萍的女学生，听说她漂亮知性、思想前卫，谈吐不凡。

1942年毕业后，谢汉光立即根据陈仲豪的指引，到五经富镇与曾秀萍见面。

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陈仲豪在家乡名望颇高，有他的介绍，曾秀萍也对谢汉光颇为看重，几次相处后，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同年便选择了结婚。

然而，婚后第九天，昔日同学便找到了他，邀请他到广西桂林的“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任职，谢汉光燕尔新婚，对这样的建议其实并不愿意。

见谢汉光心存顾虑，这位同学说出了实际的目的，自潮汕陷落后，大批进步青年无家可归，只得逃往广东广西内陆谋生。

但广东国民党顽固派性质比广西恶劣，许多好青年好同志现在急需一个庇护容身之地，而谢汉光专业特长且能力出众，因此组织希望他帮忙经营农场，给这些人一个容身之处。

谢汉光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刻与妻子告别，强忍新婚分别的痛苦投入到工作中，很快成为农场主任。

利用职务之便，谢汉光为许多进步青年与我党同志安排工作、提供住所，帮助他们逃脱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队的追捕。

年轻时的谢汉光

其中有记载的包括陈莹、陈静、王珉等许多进步青年，最为突出的则是解放后为祖国军备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七〇二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邱达生。

谢汉光做出的贡献实际上早已足够成为党员，但形势所迫，谢汉光一直只能以“党外友好人士”身份开展工作。

谢汉光离开后不久，他的妻子曾秀萍发觉自己怀孕，并在老家生下长子谢定文。

1943年开始，日寇频繁对广东未沦陷区进行轰炸骚扰，由于担心妻儿，谢汉光将他们接到桂林，并安排妻子在附近中学担任教员。

1944年底，日军攻陷桂林，无奈之下谢汉光只能暂时带着亲人逃到四川，他的入党事业也因此而被迫中断。

直到日军投降后，谢汉光终于得以回到家乡，重新建立起与党组织的联系。

然而，正当谢汉光满心欢喜地认为自己可以安享战后太平时，他昔日的森林系导师林谓访教授却想起了他。

原来当年还在广西大学时，林谓访教授便对谢汉光颇为欣赏，在毕业前他也曾勉励谢汉光要继续从事农学、植物学工作。

抗战胜利后，林谓访以专业的资历成为接手日寇在台湾所设林业试验所的不二人选，林教授接到任命后便立即想到了爱徒谢汉光，于是立即写信邀请他一起到台湾工作。

谢汉光接到恩师来信后马上找到了党组织并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林教授是他的恩师，在台湾为他准备的工作也正是能发挥他特长的，因此谢汉光希望能带全家到台湾工作。

对于这个要求，潮梅地区的党组织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希望他到香港换乘时能代为联系中共华南分局驻香港负责人苏惠、方方。

在香港，苏惠和方方在和谢汉光会谈时提出，希望他像过去一样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为党工作，安排一些秘密党员潜入台湾。

苏惠女士还特意强调：

“你的一些校友，很快也会到台湾，希望你能为他们安排一个职位，方便他们开展工作。”

谢汉光多年受党的影响，对地下工作轻车熟路，又听说要和老同学一起工作，不由得喜上眉梢，立刻同意了。

但方方此时却严肃地告诉他：

“台湾的斗争形势比大陆要恶劣得多，你的老师又没见过你的妻儿，如果贸然把他们带去，恐怕你的身份会受到怀疑。”

听到这话，谢汉光不由地陷入了沉思：自己虽然为党工作多年，但秘密身份始终没有在家人面前暴露。

现在到台湾潜伏，自己的身份一旦被识破，家人便是无路可逃，思索再三后，谢汉光狠下心来，让曾秀萍背着儿子独自回乡，自己则不再回头地踏上了潜伏之路。

台海渺渺，烟波茫茫，他们不会想到，这一别就是整整42年。

功劳卓著、信仰虔诚

由于谢汉光的作用重要，身份特殊，党中央华南局决定派遣一位女同志和他假扮夫妻，打消敌人的怀疑，谢汉光思索再三，同意了这个决定。

来到台湾后，谢汉光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迅速担负起了林业试验所内的重点工作。

几个月后，林谓访转任台北大学森林系，便推荐谢汉光担任所长。

利用职务之便，谢汉光安排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并为他们提供传递情报与组织活动的场所，同时，谢汉光偶尔还会利用自己的身份，旁敲侧击地为党组织打探一些情报。

潜伏岁月中，唯一能让谢汉光得到些许安慰的或许只有老同学的聚会。

张伯哲

1947年，谢汉光昔日好友张伯哲、梁铮卿、陈仲豪等人先后来到台湾，谢汉光则利用职务之便，分别将他们安排到自己属下、台中农林总场、基隆中学等不同单位任职。

其中张伯哲此时是台中地区工委书记（即台中地区地下党最高领导），活动频繁；谢汉光便直接将其提拔为林业试验所科长，方便他开展工作。

1947年初，鉴于谢汉光为党的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经张伯哲介绍，谢汉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潜伏之余，谢汉光也并未忘记自己的专业工作，与试验所内其他专家一同撰写了《林分调查与初步研究》等论文。

由于谢汉光能力突出，伪装意识强，即使潜伏多年，台湾政府依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甚至还将他当作未来之星培养。

1949年8月，随着大陆解放形势一片良好，台湾地下党组织最高负责人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盲目乐观，错误估计斗争形势，利用党组织做个人邀功的资本。

蔡孝乾

他不顾斗争形势的严峻，安排办地下报纸《光明报》刊印纪念共产党诞生的社论；还不顾众人反对，强行要求情报员冒险将报纸发送到台湾行政院门口和陈诚家中。

这一堪称狂妄的行动最终惹恼了蒋介石，他严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岛内地下党组织。

由于蔡孝乾毫无保密意识，特务头子毛人凤很快顺藤摸瓜找到地下党在基隆中学内的印刷店，基隆市工委书记、基隆校长钟浩东拼死掩护陈仲豪逃离，自己则不幸被捕。

陈仲豪逃脱后无奈只能找到谢汉光求助，谢汉光将他暂时安排进自己家中，对外依然谈笑风生，滴水不漏。

虽然保密局查出陈仲豪的工作是由谢汉光安排，但居然在严密监视下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当年九月，台中工委书记张伯哲秘密将陈仲豪转移到梁铮卿所任职的农场隐藏，谢汉光则不时借工作之名为他们送来生活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谢汉光此时还有意无意地与李崇道（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兄弟）一家来往，为日后梁铮卿的出逃准备了后路。

1949年10月，陈仲豪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假借“林辰康”的身份返回大陆，此后历任汕头一中校长、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位，是潮汕地区公认的教育界泰斗。

虽然党组织一直在尽力拯救生死边缘的同志，但厄运最终还是跑得更快了些。

1950年1月，台工委书记蔡孝乾因为想到城里吃牛排而擅自脱离藏身处，旋即被捕，被捕后他没有经过哪怕一轮拷打便迅速叛变，胡攀乱咬，将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关系全部出卖。

1950年3月初，张伯哲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捕，便托一个女生给谢汉光送来字条和30元潜伏经费。

据谢汉光老人的孙女谢淑芳回忆，爷爷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十分严肃而痛苦：

“...（张伯哲）要我立即离开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第二天，我到嘉义县中埔分所隐蔽，几天之后，厂里有工人告诉我，说是6个刑警到莲花池抓我，没有找到。”

此时，谢汉光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他迅速离开试验所，计划去找台中畜牧场任职的梁铮卿，这也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了，但很快，一张捡来的报纸击碎了他最后的希望。

原来张伯哲同样通知了梁铮卿撤退，梁铮卿不敢找谢汉光，便逃到李崇道家寄宿，由于联系不上党组织，他很快离开李家，独自出逃。

1950年3月29日，由于叛徒出卖，台中市警察局很快破获了所谓“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一举抓捕台中地区台工委所有重要领导人，连李崇道及其母亲都因此入狱。

被捕后张伯哲与梁铮卿均铁骨铮铮，任凭敌人拷打折磨也不透露一丝党的秘密，最终失去耐心的敌人在将他们百般摧残后全部杀害。

钟浩东烈士于1950年10月牺牲，张伯哲烈士于1950年12月牺牲，梁铮卿烈士于1951年1月牺牲，国民党反动派在烈士们牺牲后仍未放松对谢汉光的追捕，在岛内广发通缉令。

谢汉光在发现同志全部被捕后无奈逃到台中农村，并利用自己广西大学校友的身份获得了同学的帮助，徒步走到台东林场。

在这个过程中，谢汉光偶遇一位名为杨溪伯的老农，面对这位质朴的农民，谢汉光谎称自己是国民党逃兵，并伪造了身世。

心地善良的杨老农同情他的经历，便将他带回家里，几天后该村村长发现此事，谢汉光便将早已准备好的几枚金戒指送给他。

在金钱诱惑和杨老农的帮忙劝说下，村长不仅同意谢汉光住下，还教他伪造身份，顶替已经失踪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生活。

为躲避台湾政府追捕，谢汉光无奈同意，并留下给村里林场干活。待风声过去后，还办理了身份证和户籍。

谢汉光在深山老林中原以为很快就能迎来解放，但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台签署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谢汉光距离回家越来越远。

功臣回归，青山落泪

谢汉光没有想到，自己在台东一藏就是38年，期间有不少人给他说亲，但他思念大陆的妻子，总是以不想结婚为理由搪塞。

他也会关注岛内的大事，在蔡孝乾、谷正文之流一次次诱骗岛内潜伏地下党出来自首时仍然不屑一顾。

他过得清贫，他过得孤独，但他从未想过背弃自己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虔诚与热爱。

终于，在谢汉光70岁时，两岸开放探亲限制，谢汉光小心翼翼地以叶依奎的假身份办理手续，终于在1988年底重新踏上了故土。

在同乡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自己失散42年的妻子曾秀萍，没想到曾秀萍在他离开后从未再嫁，独自一人拉扯孩子长大。

特殊年代中，她也受过白眼，饱经折磨，但她从未放弃过对丈夫的信任，从未因困难而不再等待。

在子孙的帮助下，谢汉光写信要求恢复身份，但他在离开大陆时还不是党员，相关资料早已无可考证。

最终当地政府只同意给他办理“困难台胞”补助，一个月有20元津贴。

谢汉光无奈之下想到了找老战友帮忙证明身份，于是写信求台湾朋友变卖资产，在筹措到资金后随即前往汕头与老同学陈仲豪会面。

几十年前生死情缘，几十年后沧桑重现，两位老人见面后悲喜交加地回忆过往，陈仲豪也答应为谢汉光证明身份。

回家后，陈仲豪立刻撰写了《谢汉光传奇式的革命人士一文》并迅速发表，同时也提笔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反映，要求恢复在台烈士的名誉。

由于此时华南局领导方方已经去世，苏惠女士则年事已高难以参与调查，因此谢汉光的身份证明一拖再拖。

谢汉光全家福

1994年，中组部派人了解张伯哲烈士情况，陈仲豪抓住机会同时上报了谢汉光恢复身份的请求。

与此同时，谢汉光打听到曾经帮助过的战友徐懋德现在在天津台办任职，于是立即请求陈仲豪帮忙写信，徐懋德在收到求助信后高度重视，立刻着手将情况写成材料上报。

中组部在接收更多材料后立刻开始调查，并安排一位司长级领导全权负责。

在多方验证后，中组部确认谢汉光就是当年红色特工中硕果仅存的英雄，1995年5月中组部下发文件恢复了他的身份，并给予离休待遇。

终于得到承认的谢汉光老人不由得老泪纵横，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与国家津贴，在县城花3.1万元购买了一栋两层洋房，并将家人的户口全部迁回丰顺。

终于，在忍受多年的孤独和痛苦后，这位坚强的战士得以安享天伦之乐。

1996年，刚刚过完八十大寿的谢汉光老人在老家离世，享年80岁。

2018年，徐懋德在天津病逝，享年98岁。

2021年，陈仲豪老人在汕头逝世，享年98岁。

先辈们的年华虽已故去，但他们的灵魂仍将不朽，那些传奇岁月中的信念与守望，仍在激励着每一个现在的我们。

参考资料：

1. 建国后潜伏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梁铮卿（广东）梁铧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 李国泰. 谢汉光：追求进步的客家青年[J]. 台声, 2022, (02): 84-87.

3. 王龙. 刘青石:潜伏者“余则成”的真实结局[J]. 同舟共进, 2014, (12): 41-46.

4. 沉痛悼念中共台湾隐蔽战线的“活字典”徐懋德老伯辞世 台胞之家-口述历史

5. 红色特工谢汉光 梅州日报—202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