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大明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一年四月底,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开封,为拿下开封,李自成不惜扒开黄河水淹开封。37万守城军民中有34万人丧生。手足无措的崇祯得知消息之后,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接着又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剿灭女真和闯贼,最后信仰传统鬼神的崇祯,甚至一度改信天主教。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崇祯十二年,他已经在宫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一次,这显然又是一次自我安慰的神仙把戏,当然这一次还是无效,崇祯这么干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自己闹不明白,自己的哥哥天启当木匠七年,父亲万历三十多年不上朝,国家还算过得去,可自己呢,天天上朝,废寝忘食,不敢有一丝懈怠,可结果呢,国力日衰。自己完全有可能成为亡国之君,上苍为何对自己如此不公,难道自己真的是无道昏君吗,“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这才是崇祯求助于佛道两门的主要原因。
就在崇祯设坛拜佛的同一时刻,坚守孤城锦州名将祖大寿投降清军,历时近两年的松锦之战也以明军惨败结束。山海关外只剩下总兵吴三桂仍然率军坚守孤城,皇太极的铁骑,距离攻破山海关只剩一步之遥。
崇祯在位十七年间,共四次下发罪己诏无奈之下,这种“清醒”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最后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皇帝,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已经自立为大清国皇帝的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议和文书竟然意外泄露、由此闹得满朝喧哗,在这种情况下,好面子的崇祯只能将议和的罪名推卸到陈新甲身上,随后将其斩杀。随着陈新甲一死,崇祯已经没有退路,大明帝国和他个人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更关键的是,满朝文武都知道兵部尚书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办事,却落得身首异处,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再也无人替崇祯干活了。崇祯对此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崇祯在位十七年,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官员更换频繁,在位十七年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一年一个,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内阁首辅,崇祯一朝就占了50人。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不敢作为,一切都以保命为前提。
刚愎自用性格偏隘的崇祯之所以将大明折腾亡了,就是因为能力不行,这就好比一个小学生即便再努力也写不出大学论文最后,自己无能国家日益衰亡,只能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临终那句“文臣都该杀”不过是为了推卸责任。
不得不说,崇祯一朝不是没有能人,从熊廷弼到杨嗣昌,从袁崇焕到孙传庭,大明不乏能征善战的忠勇良将,但志大才疏的崇祯并没有能力驾驶大明帝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巨轮,而他在关键时刻的屡屡错误决策,更是促使大明帝国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他还不如昏庸无道呢。
李自成没有拿下开封,于是转战襄阳,先后攻克枣阳、荆门、荆州等地,整个大明帝国的腹心地带河南、湖北等地被农民军扫荡殆尽。而在关外,皇太极绕开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清军此次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俘虏了36.9万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崇祯除了将山东巡抚颜继祖斩杀之外,并没有其他办法。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与父亲和兄长的懒惰怠政相比,崇祯不仅勤于政务,而且对例行的经筵和日讲也不敢怠慢,但问题是,崇祯越勤政国家就衰亡,越工作大明就往亡国的道路上狂奔。
到崇祯十六年,大明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有陕西的孙传庭部。可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一再督促孙传庭早日出战、为此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结果呢,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战死疆场。崇祯还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孙传庭到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紧接着就建国称帝,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不足半年。满清皇太极突然于八月初九日暴亡,由于没有立太子,这使得清廷内部为了夺权,暂时陷入混乱,但很快推举出幼主登基亲王辅政的局面。
于是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皇帝,朱由检,福临,李自成,三个年号,大明崇祯十七年,满清的顺治元年,李自成大顺的永昌元年。正式称帝后,李自成于二月开始发兵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拿下宁武关,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这个时候,崇祯再次想起了南迁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当宁武关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但满朝文武都反对,实际都是不愿意给崇祯背锅,毕竟陈新甲珠玉在前。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实际上,崇祯就是被群臣给逼死的。而那些让崇祯君王死社稷文武百官在北京城破之日,基本上都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环走,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晚,这也是崇祯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夜。34岁的崇祯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33岁的周皇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赶快逃生去吧!”在返回宫中与崇祯告别后,临死前,周皇后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仓惶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崇祯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至死,他都不忘了埋怨臣子们误国,一点都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
1644年农历四月初四,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李自成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至此,这座原本是田贵妃陵寝的坟墓,改而成了崇祯皇帝夫妻三人合葬的思陵,这也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陵。
平心而论,明朝晚期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和天灾人祸,内部党争与宦官专权造成的争斗,以及外有满人入侵、内有农民起义,财用困窘加重内部矛盾,诸多变量纠缠在一起,已经积重难返,当时的情境,不要说让才能平庸的崇祯来承担这一切,即使是朱元璋复生,怕也是无力回天。
从这一点来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往英雄不自由”,古今皆然。更何况,他本非英雄。所谓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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