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种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保障凝聚认同？

——社会保障建构国家认同的异质性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 | 黄种滨

责任编辑 |刘保中

社会保障是国家认同生成的重要基础，而社会交换是社会保障建构国家认同的一个关键机制。以往研究认为个体纳入社会保障将自然生成国家认同，却未充分讨论不同类型社会保障产生的异质性效应。本文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了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能起到建构国家认同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供给主体上，纳入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国家补助型保障后，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显著增强；在分配方式上，普惠型与选择型保障对国家认同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待遇水平上，认同建构呈现边际递减曲线效应，待遇适中的社会保障发挥着更强的建构作用。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普遍处于物质与精神丰富的理想状态。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是辩证统一关系，良好的物质基础是推进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其中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意味着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而实现社会共享则须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何文炯、潘旭华，2021；熊跃根，2022）；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凝聚价值共识，通过建设具有高度认同和凝聚力的精神家园，推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深度联结（阮一帆、明月，2024）。那么，在实现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过程中，通过健全统筹城乡、公平规范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民生福祉与改善社会公平，能否推进精神层面共同富裕并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

正如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鲍威尔（Bingham Powell）所述，国家认同危机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国家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性的棘手问题”（阿尔蒙德、鲍威尔，2007:35-40）。作为一种集体认同，国家认同是民众主观内化的、归属于国家的一种感受（Huddy & Khatib，2007），这种感受让身处国家不同地区的民众联系在一起（贺金瑞、燕继荣，2008）。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强弱与其遵循法律、交税意愿、政治参与和奉献行为紧密关联，建构民众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联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和实现社会善治至关重要（Schildkraut，2014）。

关于国家认同形成主要有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研究进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国家认同主要由民族属性、人种属性、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构成（亨廷顿, 2005: 34）。相关研究表明，文化和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关键核心（Jones & Smith，2001）。文化认同反映了民众对于国家主流历史文化的认同程度，文化主义主张民众的身份认同受到历史记忆、古代传说、共同祖先等因素的影响，身处于相同文化圈的人更容易形成共同体归属感（史密斯，2018：90-92）。政治认同是民众对于国家政治体系和执政理念的认同程度（马得勇，2012），建构主义认为民众的身份认同来源于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塑造（伯格、卢克曼，2019：214-267），具体表现为国家通过媒体宣传（安德森，2016：6）、学校教育（Sneider，2013）、公共物品供给（孟天广、杨明，2012）等方式让民众接受、支持与认同现有的制度体系。国家认同的生成与民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紧密相关，国家认同变化是国家与个体互动的重要结果（王卓君、何华玲，2013）。社会保障的认同建构效应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如民众从政府治理过程中获得物质利益，将会增强对政府的满意度与政治支持（Easton，1975）。这种支持也包括政府信任与制度认同（郑振清等，2018）。国家为民众提供健全和完善的医疗、养老、安全等公共物品和服务，民众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改革成果，这是生成国家认同的绩效合法性路径（陈劲松，2009；赵鼎新，2016；徐延辉、赖东鹏，2024）。

然而，既有理论对于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解释存在不足。政治绩效理论假定，当民众从社会保障中获得物质收益后，其对于国家制度的政治支持以及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将会增强（赵鼎新，2016；徐延辉、赖东鹏，2024）。换言之，国家提供的政治绩效或待遇保障越高，则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越强。但是，该理论未能解释社会保障类型差异所带来的异质性效应，部分类型的社会保障可能无法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在供给主体、分配方式和待遇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蒂特马斯，2011：14-16）。首先，在供给主体上，社会保障既包含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养老保险，也包括私营企业或自治组织提供的社会救济，不同经费来源的社会保障对于国家认同有何影响尚待进一步讨论。其次，在分配方式上，既存在覆盖全体居民的普惠型保障，也有保障低收入群体的选择型保障（蒂特马斯，2011:14-16），社会保障分配方式差异对于国家认同有何影响仍需深入分析。最后，在待遇水平上，该理论预设社会保障施行或民生福祉改善自然会强化国家认同，但却未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的认同建构效应边界。当经济和物质上的安全得到保障后，民众将会更重视自由机会和自我表达，这反而会弱化对共同体的归属感（Inglehart，2018）。据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能起到国家认同建构效应？

社会交换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关系变化（科尔曼,2008:27-29）。当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时，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络，进而将双方整合为难以分割的整体（布劳，1988）。国家与民众之间也属于一种社会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同样遵循互惠、理性、公正与边际效应等多个社会交换基本原理（特纳，2006：280）。依循社会交换理论原理，当国家为民众提供较高待遇、公平分配的社会保障时，民众将自然生成对国家的归属感。但是，随着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不断提升，民众将逐渐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期待，社会保障反而难以进一步强化国家认同。换言之，全国性的社会交换网络是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威默，2019：1-5）。社会交换理论为国家认同形成机制提供更为明确、清晰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将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与倾向值匹配方法，从供给主体、分配方式与待遇水平三个层面，探讨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能起到国家认同建构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国家认同中的“认同”，来源于英文当中的“identity”。认同有“相似”和“差异”两种关系，即个人与他人的相似或相异构成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Tajfel，1970）。换言之，认同是关于“我”或“我们”是谁的反思性理解（周晓虹，2008）。国家认同的内涵既包括民众对国家内在的归属和依恋感，也包含民众对国家取得成就所表现出的外生的自豪感（李春玲、刘森林，2018）。这些特征决定了国家认同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观念，而是“处于形成、维持和变化的动态过程”（徐延辉、赖东鹏，2024），诸如全球化（王卓君、何华玲，2013）、国家能力（Huang et al.，2023）、制度结构（林尚立，2013）等宏观结构因素，以及教育年限、年龄、出生世代、政治身份、主观社会地位等微观个体因素都在不同维度上塑造着民众的身份归属（李春玲、刘森林，2018）。

社会保障即国家或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体系（尚晓援，2001；郑功成，2014）。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构成。社会保险是伴随工业化进程出现的制度安排。国家通过立法方式要求雇主与劳动者共同出资，在劳动者因为年龄、疾病、意外等特殊事件而丧失劳动力时，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此类措施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向生活困难群体无偿提供物质援助的社会保障（关信平主编，2020：279）。根据援助时长，可以区分为长期救助和临时救助，前者主要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后者为紧急医疗救助等。社会福利是向特定人群提供无偿或低偿公共物品以改善其生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和儿童福利三大部分（戴建兵、曹艳春，2012）。

应当说明的是，本研究关注社会保障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后续分析中将把国家认同视为整体而不再区分维度差异。此外，由于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在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后面将以它们作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进行讨论。

（二）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随后该理论被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与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吸纳，广泛被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中的互动行为与关系变化（Ahmad et al.，2022）。霍曼斯（George Homans）提出“社会行为即交换”（Homans，1958），认为社会行为的发生与经济领域的交换基本相同。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从理性选择角度来进一步解构社会交换过程，假定每个人遵循自身最大利益的行动原则，行动者会采取与其他人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控制资源或获利于资源的最终目标（科尔曼,2008:36-37）。布劳（Peter Blau）反对将社会交换等同于经济交易，认为经济交易带来的是一种明确物质报酬的金钱关系，而社会交换是一种“未作任何具体规定的社会义务”（布劳,1988:109）。换言之，不论恩惠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递和呈现，回报的内容不能经过讨价还价过程，而是需要让受益者自行决定判断。尽管学者们对社会交换理论持有不同观点，但是都认为社会交换涉及一系列产生义务的互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将会发展为承诺、信任与忠诚（Cropanzano & Mitchell，2005）。

社会交换过程可以抽象为吸引、竞争、分化和整合四个步骤。首先，个人或组织因为某种报酬需求而被“吸引”参与到社会交换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交换的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经济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社会情感资源，诸如地位、信息、商品、爱、钱和服务等都是可供交换的社会资源（Foa & Foa，1974）。其次，为顺利交换所需社会物品，个体将与他人共同“竞争”报价以获取交换优先权。通过展示自身所具备的杰出品质，每个人都希望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从而推动社会交换的顺利进行。再次，倘若这种交换关系处于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将导致社会权力产生“分化”。拥有资源多的一方在交换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其对于资源劣势方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拥有支配权力，从而推动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建立更为庞大的从属关系。最后，这种社会交换关系一旦确立，那么相互的利益将加强彼此间的关系联络，进而将资源交换双方“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布劳，1988:241-245）。

社会交换过程不仅存在于微观层面的人际交往过程，也广泛见于个体与宏观结构的复杂互动过程。伴随社会发展进程，个体在社区“共享价值观”的协调下逐步嵌入具有复杂交换网络的宏观结构。霍曼斯（Homans，1961:381-397）认为，不论是何种层次和类型的组织，最初皆由拥有资本或相关资源的人建立起来，随着资源交换的数量和规模增加，该过程逐步衍生出规范交换关系的制度法规，而明晰的制度规则提高了社会交换的组织效率，进一步刺激社会组织的扩大和增长，最终形成具有复杂规范的社会交换网络及其所属各类组织。然而，当组织达到一定规模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将会变得较为松散、模糊与遥远。那么，个体如何与宏观结构建立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对此，布劳（1988:232）认为社区中的“共享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媒介功能，这使得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即使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互动，也能形成一个大的社区共同体。“共享价值观”根植于当地的文化传统，提供着参与社会交换的各方所共同接受的社会标准，在此标准的协调和引导下，认同和接受此套“共享价值观”的民众减少了沟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会和矛盾，从而完成不同场景下的社会交换。无数个微观层面的社会交换在“共享价值观”的协调下共同构成了宏观结构的复杂社会交换。此外，社会交换的实现离不开一套与“共享价值观”匹配的“制度规范”。在这过程中，文化价值合法化了诸多社会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范，同时这些制度经过世代传递持续影响着后人的价值观念，维持着宏观社会结构的社会交换关系的稳定与持续。

（三）社会保障与中国国家认同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的理念具有较大影响。“家”和“国”被视作互为表里的关联概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戴圣纂辑、王学典编译，2008）。有研究指出，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起，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以“家”为基础，扩展到“国”和“天下”的政治连续体，即“国”是遵循伦理道德和血缘关系建立的扩大的“家”（郭亮，2021）。究其本质，家国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民众为子女，国家作父母，民众应以孝顺父母的态度忠君爱国，国家需以家长爱子的行动视民如伤（周飞舟，2021）。维系“家国同构”观念还有一套相匹配的制度举措，如规定官员服丧守孝的丁忧制度（俞可平，2021）、设置义仓赈济灾民的“荒政”制度（辛德勇，2022）、帮扶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抚恤制度（丁建定，2014）等，这些皆是强化民众家国情怀的关键制度。在“家国一体”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中，“国”与“家”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个人与国家逐渐融为紧密关联的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某种社会交换关系。在“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念及与其相匹配的制度措施协调下，民众在国家层面的宏观结构上实现了社会交换——国家以父家长角色为民众提供安全与保障，赢得民众如子女般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交换不等同于经济交易，不能对所提供恩情的价值进行讨价还价，否则这就转变为纯粹的经济交易，而非自发形成的情感关联。特别是在宏观结构上的复杂社会交换过程中，每个人都是漫长社会交换链条中的一环，如果有人不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多数情况下也难以索回或停止恩惠，只能通过道德约束和周围谴责等方式，敦促越轨者履行“共享价值观”下的社会义务（布劳，1988:292）。

社会保障是国家为民众提供的最为基础且重要的一种公共物品。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是天然存在的，国家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之上。在共同价值的观念影响下，个体享受到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时，会自然生成对国家难以分割的情感联系，或者说是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Huang et al.，2023）。威默（Andreas Wimmer）认为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交换网络是民众形成国家归属感的制度基础（威默,2019:1-5），该网络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中心地域和边远地区整合进一种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民众与国家之间紧密的交换关系，推动国家层面民族国家认同的凝聚。当国家无法为民众提供与其憧憬生活所相适配的社会保障时，民众可能寻求次国家认同或离开原有共同体以谋求更好的生活（Kowalska & Strielkowski，2013；Huang，2017）。

（四）研究假设

依循社会交换理论，民众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交换网络基础上。在“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念影响下，当国家以父家长角色为民众提供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时，民众将如孝顺父母一般生成对于国家的忠诚与认同。这种关系同样遵循互惠、理性、公正与边际效应等多个社会交换原理（特纳，2006：208）。下面，本文将结合社会交换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保障制的发展实际，从供给主体、分配方式与待遇水平三个方面，探讨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发挥着更强的认同建构效应。

首先是互惠原理。社会交换关系需要遵循互惠原则，提供帮助的一方在未来可以得到回报，反之关系则会受到负面影响（Gouldner，1960）。社会保障是联结国家与个体的重要制度。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改善基本民生福祉，生活水平提高的民众自然会生成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依托于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等制度构建起同质性社会（孙立平等，1994），民众得以享有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民众会在享受的社会保障中感受到国家的存在，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认同会逐步过渡为国家认同（李俊清、付秋梅，2022）。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产生了冲击（高和荣，2015），导致民众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受到影响，民众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逐渐削弱。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开启了对社会的“保护性反向运动”（波兰尼，2007；王绍光，2008），逐步提高民生领域的资金补助，推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民众与国家的情感联系又得以强化。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如果个体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其国家认同感将显著提升。

其次是理性原理。参与交换的行动者会理性计算所能获取的期望报酬，获得的期望报酬越多，其参与交换行为的意愿越强（科尔曼，2008）。换言之，民众会理性分析从国家共同体中获益的程度，来做出是否参与交换的选择。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2010）以“去商品化”程度为划分依据，将福利体制区分为法团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三种福利体制。其中，法团主义福利体制主张社会成员共同承担风险，政府、雇主与个人需按照一定比例分别负担社会保险费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主张通过市场方式来解决福利问题，让个人自行缴纳保险费用以满足自身需求；在社会民主福利体制下，福利供给被视为国家责任，国家通过高水平税收的再分配方式为民众提供普惠性的服务（李长远、张会萍，2018）。究其本质，社会保障主要通过税收财政、保险缴费和慈善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由于情景差异，各国的保障制度可能采取多种资金筹集方式（Adema & Whiteford，2021）。在中国，各类社会保障由政府财政、个人缴费和雇主缴费按照特定比例进行筹资，诸如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的经费来源由政府财政补贴和居民缴纳保费所构成（郑秉文，2020）。因此，难以简单将社会保障划分为保险型或税收型社会保障，更为合适的方式是以资金来源和比重差异来考察社会保障对于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据此，可以将社会保障区分为以用人单位与个人缴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社会筹资型保障和以国家财政补助为主的国家补助型保障。本文认为，相比于社会筹资型保障，个人如果被纳入财政补贴比重更高的国家补助型保障，将会更愿意与国家建立稳定的交换关系，从而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在供给主体层面，国家补助型保障所发挥的认同建构效应更强。

再次是公正原理。民众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受到公平交换的规范制约，若是不能实现公平交换，受损者更有可能不参与社会交换（布劳，1988:305-313）。社会资源交换过程存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模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在普遍主义模式中，支配人们选择交往的价值独立于他们的地位属性，这些属性可能是收入、宗教、民族甚至年龄等因素（布劳，1988:306）。其中，若实行特殊主义的社会交换标准，共同体中便容易出现分离亚群体的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集体的凝聚力。相似地，社会保障也存在普惠型保障和选择型保障两种类型（蒂特马斯，2011:14-17），前者是为全体民众提供的无区别社会保障，后者一般指的是基于家计审查且具有特殊社会烙印的社会救济（彭华民，2011）。有研究表明，普惠型保障比选择型保障的公平性更高，这是因为普惠型保障的身份包容性更强，而诸如社会救济等选择型保障容易产生“污名化”和社会歧视，故面向全体公民的普惠型保障具有较强的社会凝聚作用（Verkuyten & Yildiz，2007）。因此，当个体被纳入普惠型保障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会变得更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在分配原则层面，普惠型保障发挥着更强的认同建构效应。

最后是边际效应原理。当民众从事特定行为所获取的报酬增多时，人们将逐步提高回报的期望水平，降低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布劳，1988:172）。以食物为例，人吃饱后再给他更多的食物他也难以吃下，食物对个体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尽管金钱和社会保障不等同于食物，个体对此二者的需求具有较大需求弹性，但是当一个人的生活条件达到期望水平后，金钱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只是个数字，金钱的多少对其生活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后物质主义理论指出，当民众享受到国家日臻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后，将会更加注重自由机会和自我表达，降低对于外群体的排斥感和对国家的依恋（Inglehart，2018:10）。在西方国家，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后物质主义崛起，当地民众逐步失去原有的文化自信，他们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出现衰退（丛日云，2018）。这也意味着社会保障带来的认同建构效应会呈现边际递减。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在待遇水平层面，社会保障的建构效应呈现边际递减，适度待遇水平的社会保障将发挥更强的建构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5年正式发起的一项覆盖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的连续抽样调查项目。项目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性问卷调查，至今已经累计开展了9次。该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市、151个区市县和604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7000至10000个家庭。自2013年起，CSS采集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国家认同数据。其中，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CSS调查仅使用单道题目测量国家认同，这可能难以准确反映涵盖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国家认同概念。有鉴于此，本文使用采取成熟国家认同量表的2013年和2021年CSS数据进行分析，以保证概念测量的准确性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应当说明的是，2021年问卷调查中包含两套国家认同测量量表，本文选取采用与2013年调查相同量表测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纳入研究的样本共15220个。

（二）自变量

社会保障不仅包括对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同时包含覆盖全体居民的医疗、养老等多个项目的社会保险（尚晓援，2001）。一方面，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的筹资来源存在差异。国家政府不是社会保障的唯一提供者，用人单位、慈善组织和邻里社区等不同主体都参与提供了相关保障（戴建兵、曹艳春，2012）。根据政府公布的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公告，2017年国家提供的财政补贴分别占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0.02%、0.91%、1.43%、7.04%和15.89%，其资金主要来源为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国家提供的财政补贴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73.03%和73.65%，其他资金来源为个人缴费；公费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的经费全部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仇雨临，2019）。本文将国家财政补贴比重超过70%的社会保障界定为国家补助型保障，反之则划分为社会筹资型保障。另一方面，选择型社会保障一般认为是基于家计审查提供针对性保障的福利类型（彭华民，2011）。其中，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慈善捐助等一般都需要对于受益者的家庭收入情况展开调查和审查，这可能会给受助者带来“污名化”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社会保障划分为四种类型（见表1）。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收益。一方面，个体是否纳入社会保障项目来自CSS调查问卷中的题目“请问您是否享有下列社会保险或福利项目”，其选项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根据个体是否有参与上述社会保障项目，将数据进行重新编码（“社会保障体系外”=0，“社会保障体系内”=1）。本文根据社会保障的类型划分（见表1），依据社会保障体系内个体参与的社会保障项目，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国家补助型、社会筹资型、普惠型和选择型社会保障，并重新赋值为虚拟变量。譬如，假设个体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中的一项或多项社会保障，则将其“国家补助型社会保障”变量赋值编码为1，反之则为0；其他变量也采取相同编码方法。

另一方面，个体从社会保障中获益情况来自问卷中的题目“请您告诉我，去年您个人的收入是”，其选项包括“退休金（单位给的）”和“养老保险金（社会保险机构给的）”。结合问卷中的“请问您是否享有下列社会保险或福利项目”题目，可以根据个人是否享有“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进一步将养老保险金划分为城乡养老保险或职工养老保险所提供的退休金。在操作化过程中，笔者对于缺失值采取了两种处理。

（三）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变量来源于2013年和2021年CSS的问卷题目，包括“当别人批评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像在批评自己”，“我经常因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而感到丢脸”，“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和“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中国”，其选项有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很符合，本文将其分别编码为1、2、3、4。这五道题目的科隆巴赫系数为065，表明该量表有较高信度。本文使用主成分法和最大旋转分析法对于上述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国家认同感”因子，数值越高，表明国家认同感越强。

参考李春玲、刘森林（2018）的研究，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如下变量：年龄、性别（0=“女性”、1=“男性”）和婚姻状况（0=“未婚”、1=“已婚”）等人口学变量；个人收入对数、党员身份（0=“非党员”、1=“中共党员”）、社会阶层（1=“低阶层”、2=“中阶层”、3=“高阶层”）、公有部门（0=“非公有部门”、1=“公有部门”）等社会结构变量；教育年限和新媒体使用（0=“低频率”、1=“高频率”）等文化因素变量，以及调查年份和省份地区宏观变量。具体设置参见表2。

（四）研究方法

在因果推断研究中，普遍存在观测变量受其他变量的条件概率影响的现象，进而造成研究结论的有偏误差（胡安宁，2012）。有鉴于此，罗森鲍姆（Paul R. Rosenbaum）和鲁宾（Donald B. Rubin）提出了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方法，将影响观测结果的混淆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当中，测量个体受到这些混淆变量影响的条件概率（倾向值），通过加权控制倾向值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Rosenbaum & Rubin,1983）。该方法的基本原理为：每个不同个体i（i=1，2…，N）针对不同干预变量t（t∈D）有对应的潜在干预函数。通过比较不同t取值下的差异，即可估测干预变量所产生的处理效应。采用PSM方法还需满足独立性假设与共同支撑假设。前者指对照组和干预组经过匹配后，其协变量X的倾向值分布R应没有显著差异，以此来削减干预效应T的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参见公式1和2）；后者指对照组和干预组样本的倾向值得分应尽可能重叠。

在现实中，是否享有社会保障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紧密关系，但是这些因素同时也关联并塑造着其政治态度。通过匹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社会人口学变量，本文构建仅在保障待遇存在差别的“社会保障干预组”和“无社会保障对照组”，二者之差即为社会保障对于国家认同影响的“净效应”。倾向值匹配方法适用于估计虚拟变量产生的干预效应。其中，ATT即基于PSM方法所测量得到的平均干预效应，Y(0)和Y(1)分别对应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国家认同，D分别对应0（对照组）和1（干预组），参见公式3：

广义倾向值匹配在传统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基础上，将虚拟变量的分析拓展到多元变量或连续型变量的因果识别中去，包括三个步骤过程（Rubin & Thomas，1996）。首先，根据协变量X来估计连续变量的条件概率函数。具体而言，将养老金收入的最大值除以个体的养老金收入来定义处理强度或“养老金供给水平”，该变量取值范围为［0,1］。由于96.5%的个人养老金收入小于5万元，本文对超过5万的养老金收入采取截尾处理。由于部分退休人员获得的养老金为0元，不满足函数构造的正态分布前提假定，因而本文采用分数logit(fractional logit)模型来估计条件密度函数。T值为处理强度（养老金收入水平），概率函数构建参见公式4：

其次，根据处理强度T和倾向值R，构造Y的期望概率模型，参见公式5：

最后，将处理强度T和倾向值R替换为处理变量t和估计函数r(t,x)，即可获得反应函数和处理效应函数。

四、数据分析

（一）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

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为避免混淆变量造成的偏差影响，本文采取PSM方法来识别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因果机制。经过倾向值匹配后，纳入各项社会保障的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变量分布基本一致，有效消除由于内生性问题带来的选择性偏差。表3为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的倾向值匹配结果。表中的每个数值分别代表着特定群体被纳入指定社会保障后其国家认同经过倾向值匹配后的干预结果。研究发现，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民众国家认同感会得到显著提升，假设1成立。表3模型1显示，民众如果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其国家认同感相比于未被纳入人群显著提升0.180~0.385个单位。

（二）供给主体、分配方式与国家认同

何种社会保障会具有国家认同的建构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对于民众的国家认同存在异质性作用。一方面，国家补助型保障具有更强的认同建构效应，假设2成立。由表3模型2和模型3可知，国家补助型保障显著提升了公众的国家认同，而社会筹资型保障削弱了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情感联系。这意味着，当个体享受由国家财政补助为主的社会保障时，民众将更愿意与国家建立紧密的社会交换关系，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感。与之相反，当社会保障主要经费来源于其他社会主体时，民众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将受到影响，个体更有可能转向与其他主体建立稳定的联系，进而削弱其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

另一方面，未发现不同分配方式对于国家认同的影响差异，假设3未得到支持。表3模型4和模型5显示，个体不论是纳入普惠型保障抑或是选择型保障，国家认同皆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可能是选择型保障也被视为公平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在我国，选择型保障主要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说“低保”。此项社会保障主要是发放给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待遇水平的弱势群体，诸如残疾人、下岗工人等群体一般会享受到此项社会保障。尽管选择型福利会让“低保户”被贴上“懒”或“身体有问题”等负面标签，但是“低保”也切实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选择型保障和普惠型保障都被视为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也就使得二者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效应未出现显著差异。

（三）待遇水平与国家认同

前文已经检验了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但仍不足以证明民众是因为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交换关系而增进了国家认同感——这也可能是社会保障的其他机制所产生的影响。对此，本文使用广义倾向值匹配方法，检验个人层面的养老金收入递增是否会强化其国家认同感。CSS数据提供了个体养老金收入来源与金额的详细情况，本文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单位提供的养老金、城乡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收入。本研究使用广义倾向值匹配方法，以获取养老金收入对个人身份归属的“净干预效应”。图1为养老金对国家认同的响应函数与边际变化曲线。其中，左侧为响应函数，描绘了不同“养老金收入水平”对应的“国家认同感”的概率期望值；右侧为干预函数，表示养老金每增加0.1单位对应的国家认同变化值。每张子图都有三条曲线，自上而下分别对应着95%置信区间上界、响应/干预函数曲线和95%置信区间下界。

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分析结果同样支持了前文假设1、假设2与假设4。一方面，国家补助型保障所提供的养老金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国家认同感，而社会筹资型保障所提供的退休金则未发现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显著关联。图1的子图a与子图b分别描绘了单位和居民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对国家认同的响应函数。不难发现，在95%的置信区间内，单位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对国家认同的响应函数分别在0.1至0.4单位与0.1至0.6单位范围内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国家补助型保障在此区间范围内对于民众国家认同起到正向的认同建构效应。此外，图1的子图c描绘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对国家认同的响应函数，未发现该函数在95%的置信区间内对于国家认同的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认同建构效应存在边际递减，假设4得到验证。图1的子图d和子图e为单位和城乡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对国家认同的边际效应图。由图可知，两图的干预函数呈现单调递减变化趋势，这意味着养老金每提高1单位所带来的认同建构效应在逐渐削弱，这也印证了社会交换理论的边际效应原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干预函数呈现单调递减趋势，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对于国家认同的基础影响为正，且远大于边际递减效应所带来的负向作用，因此单位和城乡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在0.1至0.4和0.1至0.6区间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效应仍为正向作用。

五、总结与讨论

社会保障不仅是国家改善民生福祉的公共物品，更是凝聚国家认同的制度基础（陈劲松，2009；Huang et al.，2023）。既有理论认为，社会保障是生成国家绩效合法性的重要路径，政府通过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以提高基本生活水平，让其接受、支持与认同现行政治制度，从而增强民众对于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孟天广、杨明，2012；赵鼎新，2016）。然而，该理论过于简化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社会保障的类型差异以及认同形成的复杂性。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在供给、分配和待遇上存在明显区别，因而对国家认同的建构效应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有鉴于此，本文依循社会交换理论，利用一项全国性社会调查和倾向值匹配方法，从供给主体、分配方式与待遇水平三个层面探讨了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能起到国家认同建构作用。

社会交换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互动行为（Gouldner,1960；布劳，1988；科尔曼,2008）。其中，契约社会和人情社会是社会交换的两种类型，契约社会的交换具有依靠法规约束的、普遍主义的交换过程，而人情社会更加强调依靠道德约束的、特殊主义的交换（冯必扬，2011）。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人和国家关系更多是道德层面的关联，“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的理念影响较大，“家”和“国”往往被视作互为表里的关联概念。国家通过建立涵盖医疗、养老、失业等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起跨越地域、城乡、行业的全国性社会交换网络，当民众从国家获取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时，在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将自然形成国家归属感。

国家与民众之间关系遵循社会交换的互惠、理性、公正与边际效应等基本原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对于民众的国家认同存在异质性效应。首先，在供给主体上，国家补助型保障的认同建构效应更强。社会交换的参与者将遵循理性原则，计算从国家可获得的社会保障物质回报。相较于保险缴费方式的社会筹资型保障，以国家财政补贴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国家补助型保障能为民众提供更多物质回报，因而将增进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其次，在分配方式上，未发现普惠型与选择型保障对于国家认同建构作用未显现出显著区别。这可能是由于普惠型和选择型保障都被视为公平的分配方式，使得不同分配方式的社会保障的认同建构效应未出现显著差异。最后，在待遇水平上，待遇适中的社会保障起到更强的建构效应。边际效应原理指出，民众从事特定行为所获取的报酬越多，报酬对于他们继续从事该行为的激励效应会降低。实证结果也发现，当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所发挥的认同建构效应将逐渐削弱。

本文对既有理论存在一些边际性贡献。过去研究主要从福利国家和政治绩效的理论视角，探讨了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在缩小贫富差距和促进社会团结等方面的功能作用（Marshall，1950；房莉杰，2019；徐延辉、赖东鹏，2024）。然而，上述理论在解释二者关系上存在一定不足。福利国家理论主张社会保障是社会团结的再分配基础，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的社会契约是构成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Marshall，1950）。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国家与民众之间更多是基于情感和道德约束的人情社会交换关系，而非基于明确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契约社会关系（冯必扬，2011），这意味着福利国家理论在解释中国国家认同形成方面存在着理论适用性问题。政治绩效理论假定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政治绩效，当个体被纳入社会保障后将自然生成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内部的类型差异，未能解释为何一些社会保障难以形成国家认同的社会现象。相应地，社会交换理论则为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关系提供了更为合适、明晰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和制度实践，解释了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更能起到国家认同的建构效应。此外，尽管本文主要探讨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但是研究发现对于如何通过公共物品建构国家认同的理论问题也具有一定启示。社会保障仅是国家提供众多公共物品当中的一种，诸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廉租房等公共物品对于国家认同生成也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也可能存在认同建构效应的异质性。

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近十多年来，我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在现实中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治理挑战。国家出台了带有倾斜性和帮扶性的社会政策，为民众提供优渥的社会保障，强化其对于国家共同体的依赖感和归属感，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的国家认同建构存在边际递减曲线效应，高待遇水平的社会保障可能无法进一步强化国家认同。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需要大量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政策愈加难以持续。与之相对，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的公平建设将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增进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将进一步纠正市场初次分配所导致的不平等，缩小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促进共同文化在更大范围上延伸，推动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

诚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一是未能系统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对于国家认同的影响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社会保险制”的重大变化，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国家认同变化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二是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在探究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如何影响国家认同时，本文仅选用养老退休金待遇水平进行分析，该分析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公共物品，仍有待通过更多数据来进行检验。三是尽管本研究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来检验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的关联机制，但是在模型中仍存在未被观测的变量，致使二者的因果效应识别存在一定偏差。未来研究可尝试问卷实验等新方法以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四是本文仅从社会交换视角解构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但国家认同建构是复杂且漫长的过程，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与基于社会保障的宣传报道也是国家认同形成的重要机制，未来研究可从更广阔视角去揭示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