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事（1912—1928）》，王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历史学家王笛2025年的重磅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是历史非虚构作品，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课题从资料的收集，到最后的完成，跨度前后有15年的时间；具体的写作，也经过了7年之久，可以说是一条学术追求和写作的漫长之路。

书中通过挖掘来华西方人的记录，以宏大的视野展示了辛亥革命、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中国参加一战、新文化运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等重大事件，还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叙述了中国积极参与华盛顿会议、致力于完成巴黎和会未竟事业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许多中国留学生前往西方，寻求新知以探索国家的未来。燕京大学的创办则成为了这一时期教育的奇迹，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五卅运动前后，中国青年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推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也在中国逐渐传播，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些转折年代的大事件和个人故事，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1912—1928 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一战后的美国是国际舞台的主导力量，当时中国已经被纳入了一战后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中国面临哪些问题，在西方角力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有哪些对应办法？要研究清楚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根据中文的历史记载，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解答，而且还必须根据西方的材料，了解西方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来讨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选择、选择的余地，以及西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争取权利有多大的空间和实力。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西方人的视角——观察那个大变革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书中所引用的资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事务的看法。这些资料不仅来自《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来自当时许多其他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文章。本书还原了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场景，深入讨论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收回山东权益的艰难过程，观察美日博弈如何影响中国命运；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人民怎样选择他们的未来？美国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相当大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中国开始觉醒”的欢欣鼓舞。它们从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强烈反应，看到了中国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逆来顺受的民族。中国人意识到了权利要由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等待。在中国的西方作家、学者、记者、外交官、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鲍威尔、赛珍珠、司徒雷登、史迪威、阿班等人，从北京、南京、上海到广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载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民生百态的深入观察和了解。这些西方观察者的个人记录以及西方媒体对个人的采访，是从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有细节、有故事、有感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大事件后面个人命运和体验的缺失，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态度，让西方世界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

像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事件一样，我们只看到英雄人物、政治领袖在那里纵横驰骋，他们的事迹和言论记录在报刊上、档案里、图书馆中，人们毫不怀疑他们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以后也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所研究，被一代一代的作家所描写，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铭记。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威尔逊、顾维钧、陈独秀、胡适等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踪迹。但大多数介入其中的人，是默默无闻的，犹如石黑一雄描写一战的小说《长日将尽》( The Remains olthe Day）中的英国达林顿勋爵家的男管家史蒂文斯，他参与了重大历史的发生，但是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成为历史事件的一部分。

雪泥鸿爪，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来过，就难免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但问题在于，99.99% 的这些踪迹，最后被历史的尘埃永远掩盖了。历史学家一旦发现了前辈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进行奋力地追踪，但是很少能把我们引导到历史的真相。学者们的追踪，经常是原地踏步，因为更多的时候，那些宏大叙事把普通的个体统统都掩埋了。

王笛经过细密的中英文资料耙梳，发掘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及普通人的言行以及他们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例如，第12章《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1919年5月3日，那正是巴黎和会各国博弈争锋正激烈的阶段，也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来自纽约的王先生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在《纽约时报》上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笔战。作者出于对“小人物”参与“大事件”讨论的好奇，开始了追踪之旅，从而牵扯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他在书中讲到，“让我感慨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在经过了短暂的激荡之后，又像一片云一样随风飘得无影无踪。”“我始终坚信，顺着那些蛛丝马迹，可能引导我们到那不为人知甚至波澜壮阔的历史；好像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中的小孩，一旦通过了那个神秘的隧道，一个未知的奇幻世界立刻展现在眼前。”就这样，历史上那位给《纽约时报》写信的被遗忘的王先生，和生活在一百多年后作为历史学家的王先生，就因为写《中国记事（ 1912—1928）》这种偶然的机缘巧合，居然神奇地交集到了一起。历史的尘埃就这样被徐徐地抚去，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慢慢地被揭开。

仔细观察1910年代的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结论便十分清楚:依靠外国力量的支持，最终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中国的问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复杂的选择和漫长的道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外之间的重大交涉，都是以中国不断丧失利权而告终，而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权利，而且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1925年5月 30日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五卅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界和学生运动、1920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界的冲击，都是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自身强大，不仅仅是身体的强大，更重要的是自信和智慧以及正确的道路的选择，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个体，都要坚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立国、立身、立命的根本。

穿行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关注。他对这些宏大问题的讨论，基于细腻的文献分析、生动的故事讲述和杰出的历史综合能力，揭示了这段波澜壮阔、色彩缤纷且引人深省的历史。书中配有48幅珍贵的图片，从视觉上把读者带回历史现场。随书附赠精美藏书票，藏书票上的人物是27岁的驻美公使顾维钧（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May 28, 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