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死的十分惨烈。在李闯王还没有正式入京之前，他就在随身太监的陪同下，自顾自走到后山，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临死之前，他的一个做法赢得了万民称颂。他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上写着，李自成尽可以对他的遗体做各种侮辱性的动作，但不要伤害他的子民。

一个破碗，一根麻绳，组成了明朝的始终。但是明朝的史书上却有一句实实在在的话语，对明朝的灭亡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

当时的史学家认为，其实早在明神宗时期，明朝就已经名存实亡。

万历年间的矿监和税使，让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濒临崩溃，矛盾日益激烈。矿监和税使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职责？这两种职位的出现，给明朝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剥削民众，毫无底线

明神宗执政时期，明朝的国库已经接近空虚。

皇帝当然不能忍受这样的局面，他想要过奢侈的生活，他想要维持统治阶级的体面，他还想继续运转偌大的国家。

所以当务之急，他需要搜刮一批钱财。以目前明朝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朝廷的财政收入无法短时间内实现巨大突破。所以他打算成立特殊的官职，从民间获得新的收入。

明神宗一手创建的两大官职，一个是矿监，另一个则是税使。

后世之人谈起这两大官职，通常会把它们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它们分别有着完全不同的职责。

矿监，顾名思义，那就是对民间的开矿行为做出监管。

矿产资源自古以来都属于国家，而矿工需要从民间召集。这群矿监，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监督从招工到开矿，再到收集金属等一系列的过程。

他们受到皇帝的指派，直接来到地方，介入到开矿工作当中。从这一层面而言，他们更像是皇帝的钦差大臣，拥有极大的决策权和话语权。

在临行前，皇帝会给这一批矿监制定相应的指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绩效。每一位矿监，都需要在工作过程中完成指标，否则将会受到惩罚。

归根结底，他们也只是为了皇帝敛财的工具人。皇帝缺钱，他们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有的人运气好，能够被指派到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只要能够合理地完成一系列工作过程，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指标，向皇帝复命。

但有的人运气没那么好，他所工作的地区，矿产资源相对贫瘠。就算是召集经验最丰富的矿工，人们也没有办法挖掘到足够多的矿产资源。

于是，一条罪恶的工作链便诞生了。

矿监仗着自己钦差大臣的身份和地位，随意指挥，随意决定开矿行为。他们认为谁家有矿，谁家就必须有矿。就算没有，也得交出足够的费用。

当时一位大臣，来到了一户富商家中，冠冕堂皇地对身边的随行者说：“依我看，这间房子的地下就埋藏着丰富的矿产。”

事实上，这里只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地皮。富商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根本没有听说过矿产资源这回事。

但是矿监开了口，就算是把这件事给定了下来。所有人都来到富商的家中，要求他立即挖矿，并且把所得的费用全部交出。

富商这才明白，矿监只是变着法让他交钱，是搜刮民脂民膏。

他不愿意遵从，这群人便采用强制性手段，把他的房子直接推倒，抢夺他的财富，叫他有口难言。

他的家眷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了这群人的狠狠报复。他的一生，也就这样毁了。

那时候民间发生的惨案，与之类似的还有很多。矿监不顾他人的生死，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早已经成为了众人眼中的老鼠屎。至于税使，他们的做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税使，顾名思义，这是一群专门负责征税的大使。他们需要监督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环节，监督各项贸易流程，在合适的节点向商人征收税费。

通常情况下，一次贸易过程，商人只需要缴纳一次税收。比如说贩卖官盐，这是朝廷的官营商品，所以商人只能算是经销商，最终解释权和最大的利益点都归朝廷所有。

利益转移，便通过税收的过程实现。但是现在，税使把整个过程变得极为复杂。

从找到盐井开始，征税的过程便开始了。取水，晒盐，整理，运输，批发，贩卖……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税收都从未停止。

这类行业虽然利润较大，但由于各个环节的参与人数众多，所以每个人分到手的利润其实并不可观。

如果再加上税收负担，那很多人可能会面临入不敷出的情况。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抗议，但是抗议最终都以被打压而结束。

万历年间，有一位贩盐的商人，明确指出了朝廷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当税使向他征收税费时，他拒绝支付，并且他的逻辑相当清晰，有理有据地对朝廷官员作出反驳。

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如果朝廷不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说法，那他就没有办法交出这笔钱。

可是非常可惜，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这位商人最终受到了税使的打击报复，不仅落下了身体残缺的问题，还终生无法再参与到商品经济过程中。

这群矿监和税使之所以会如此肆无忌惮，那是因为皇帝赋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利。

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直接代表着皇帝的意志。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皇帝的利益服务。

所以底层民众的反抗，都会被他们解读为对统治者权威的反抗。要知道，这在封建社会，属于相当严重和可怕的问题。

他们在民间作威作福，皇帝本人一清二楚。可是为了打压民众，强迫所有人遵从自己的意志，皇帝并没有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约束。

这就导致万历年间，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层出不穷。尤其是这群钦差大臣和地方官员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无法调和。

造反兵变，形势危急

矿监和税使让广大民众厌恶，与各个地方官员也势同水火。

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有着为国为民做实事的情怀。尤其是明朝这样一个文人当道的国家，许多官员更是从小学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他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进入官僚体系，便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来到地方，成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自然也要对一方政绩负责，对一方百姓负责。

原本在基层单位，他们是具有最大话语权的存在。矿监税使的到来，让当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在这些朝廷钦差面前，不得不低头认输。面对对方的无理行径，他们也没有办法公然指责和反驳。

前文提到的拆除富商住宅的事件，当地的地方官员就有想过反对。但是矿监代表着皇帝的利益，当他拿出皇帝的名义之时，地方官员也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事态的恶化。

在他们眼中，矿监税使就是一群狐假虎威之辈。这群人存在于国家中，迟早有一天会扰乱政治秩序，带来更大的祸患。

万历28年，通州同知邵光庭，就和当时的矿监王虎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王虎此人厚颜无耻，公然向当地的地方官员索取钱财，邵光庭当然包括在内。

但是邵光庭并不愿意就此屈服，他对王虎的所作所为早已经深恶痛绝。所以借此机会，他狠狠批判和讽刺了对方，并且组织当地的百姓集中抗议，给王虎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可谁知王虎转头就将这件事情上报，在之后的政治工作中，多次暗中针对邵光庭。这场政治风暴，终究还是演变为了职场暴力。

不仅通州这一个地区，几乎当时全国的所有地区，都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民情民愤激荡，在看到皇帝的漠视态度之后，人们更是心寒意冷。

不少农民直接发动农民起义，率先对矿监和税使作出打击行为。有时候地方官员还会从旁协助，帮助农民肃清障碍。

各个地方的内乱可谓是层出不穷，整个大明王朝的活力也几乎被消耗殆尽。

皇帝的国库日益空虚，底层民众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怨气越来越大，激烈冲突爆发的次数越来越多，皇帝本人对于国家大事却满不在乎，只关注自我的内心感受。

在皇帝的错误引导之下，整个王朝的运转轨迹都逐渐偏离正常的轨道。所以史书才会说，明神宗在位期间，明朝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

这个时候的明朝，已经没有与其他势力的一战之力。不管是底层的农民还是外族的入侵，随时都有可能掀翻天子之位。

与其说自觉上吊的举动是末代皇帝的壮烈举动，不如说整个明朝都毁在了明神宗手中。万历年间，大厦已经倾倒。

不良影响，根深蒂固

矿监和税使这两类人，给整个明朝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不良影响。

从皇帝的角度上来说，这两类人当然是他的好帮手。他借助他们实现横征暴敛的目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流向他的手中。

他可以维持自己奢华的生活，也可以保留作为皇帝的体面。但是他的子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社会资源因此而产生极大的浪费，农民无心耕种，工商业和小生产者无心劳动。因为大家知道，即便是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占据比例最大的附加价值，最终还是会被上层阶级所剥削。

与其兢兢业业，不如就此摆烂，至少能得个清闲。

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说，这也是一次毁灭性的冲击和打击。

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本来就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可是矿监税使的存在，却成为了商品经济最大的障碍之一。

商业贸易不流通，税收层层叠加，小生产者和商人苦不堪言。久而久之，民族资本主义自然也会遭受重创。

结语：

《万历十五年》，这是一本值得深思的书籍。明神宗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明朝最后一点前程。早在这个时候，整个大明王朝就已经无药可救。

所以不管末代皇帝做出再多的努力，他也没有办法逆转历史潮流，挽救已经灭亡的明朝。

参考资料：

《万历十五年》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