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卫戍区扩编，将一个军级单位扩编为正兵团级，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兼任。
在此后的10年里，卫戍区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很大，要维护北京的稳定，以及首长的安全，还有老干部的安危等。卫戍区业务直接由军委、总部下达，虽然与北京军区是名义上隶属，但业务上军区无权干涉卫戍区工作。
凡是召开重大会议，卫戍区司令、政委也与大军区主官、军兵种、总部主官一样列席。他们接到的文件远比军区多。
傅崇碧担任2年后去职，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担任副总长兼卫戍区司令。他在该位置上2年后，也调离了。继任的是第一副司令吴忠。吴忠没有向傅崇碧、温玉成兼任军区副司令员或者总参副总长，指示专职卫戍区司令。
吴忠在特殊10年里，担任卫戍司令时间最长。
在担任卫戍区司令的6年年头，这一年非常不寻常，很多群众自发为纪念总理献花圈等悼念活动，被四人帮视为反革命行为，并定性了。吴忠曾经到天安门广场查看，遇到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刚担任空军参谋长的王定烈。
对方看他很忧郁，说了一些话：群众如此之多，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吴忠说：有人依靠手中的权力，要制止群众悼念，我这个司令真难当。因为要执行抓捕的是卫戍区部队，他不愿意这样干。
王定烈让他工作上注意，不要被人利用，工作难度大，这一点可以理解。吴忠说：这些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没多久，不少人因悼念而获罪。
随着四人帮粉碎，这次事件被平反，作为卫戍区司令受到批判。
随着揭查批展开，吴忠的工作被调整，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再次接替担任卫戍区司令，吴烈调任担任政委，对卫戍区部队进行整顿。吴忠调去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在广州军区工作2年多，对越反击战前，他被免去职务，但命令没有正式下达。直到1980年1月正式宣布免职命令。
此后他开始接受审查，最终将问题聚焦在那场事件中的表现。直到1987年，上级对他做出最后结论，没有参与两案，但在那场事件中是执行问题，最终还他一个公道。这一年也正是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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