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7月，举国笼罩在八年抗战即将胜利的欢快气氛中。陕北的夏天并不甚热，不时有微风拂郭，杨树上蝉鸣阵阵，此起彼伏。

在一个寻常院落的窑洞中，教员正因一个人的提问陷入深思。

来访者是民盟的第一任主席黄炎培，他也是今天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人。他还有一个儿子叫黄万里，是后来坚决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水利学专家。

他的提问也是教员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我国历史上各总是重复“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这是每一个新生政权都要思考的事情。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说。

是啊，为何中国总是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无聊循环，总是在“天下大治治极必乱”的乏味游戏中重复？

为何中国的盛世总在朝代之初人口稀少时，如贞观之治鼎盛时人口才是隋朝的一半？

为何在秦朝之后，所有的王朝撑到200多年必然玩完，而西方的动辄延续6、700年？

比如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延续了 700多年（862－1598），虽然实权在诺夫哥罗德、基辅、莫斯科之间多次转移，但沙皇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

留里克王朝的倒台也不是像我们这边司空见惯的被好汉们“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而是末代国王无嗣。之后，贵族会议又选了个留里克王室的亲戚当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延续到被斯大林屠了全家。

这两个王朝与其说是改朝换代，这更像我们的西汉和东汉，都是刘家的亲戚。

再说英国，自 1066 年诺曼征服者威廉占领不列颠后，之后的国王女王们都是从威廉这一条“根”上出来的，延续到现在已经1000年了。

虽然其间也有诺曼王朝、金雀花王朝等之分，但就类似于咱大明朝的朱棣抢了大侄子朱允炆的位；或清朝咸丰皇帝绝了后，从亲戚家抱了个光绪。比如诺曼王朝变成金雀花王朝，就是因为国王无嗣，让堂妹的儿子就继承了王位。

再比如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人家从1299年就开始了，那会咱还是元朝呢。咱经历过元明清三个朝代，换了三个种族做统治者，人家还在。直到民国十二年，党都在广州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这个帝国才玩完。

再比如德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有600多年。

就连韩国的百济王朝也能搞个600多年.....

而我国的朝代为什么200多年就要玩完，而且总也跳不脱“天下大治治极必乱”的循环？

为何我们每当朝代更替，动辄演变成大崩溃，减少50％的人口？

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将此循环归罪于“冰河期”，气候热了我们就繁荣，冷了后就衰落。然而，这却难以解释在我们衰落的时期，西方一些国家却正在繁荣：当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当“贞观之治”时，西方却发生了第一次鼠疫大灾难。

那么，隐藏在我国历史中的“自毁”基因究竟是什么？

二、

“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是教员对我国古代政治下的著名论断。

我国大部分王朝，虽然表面崇儒，但其实用的法家那一套。

也就是猫智深在上一篇总结的“庙瓦底模式”。

法家的施政目的，在于让社会中的个人原子化，从而服从皇权，达到一呼百应效果，便于集中力量。

为此，法家努力击碎社会中的一切自生小团体，如家族、行会、工会等，实现“编户齐民”。

法家的特征为以“性恶论”取代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以繁密的法网取代儒家的”以德服人”，用测试对没人信的崇高理论熟悉程度的科举考试取代儒家的推荐制。

庙瓦底电诈园的老板们偏爱这一套容易理解。如果公司里每个人不是原子化，而是有家族或工会的保护，他还怎么放心地噶员工的腰子？

搞电诈的当然信“性恶论”啊，性善的谁干这个？

逼迫你搞电诈，难道我老板还要“以德服人”，当时是拿噶腰子威胁你啊。

但我国历代王朝为何也喜欢法家，即“庙瓦底模式”？

这套模式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集中力量。我国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盛行，当时就成了治理模式的竞技场，最终使用彻底“庙瓦底”---法家模式的秦国能够积聚最大力量，获得胜利。

在统一后，皇帝们仍旧钟爱该模式。因为权力的天然属性是最大程度扩大其可施加的范围。在“庙瓦底模式”下，皇权能打破一切制衡，“卧榻之侧，不再有人酣睡”，让皇帝的权力最大化。

在咱大秦朝，也就2000万人口，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

另外，咱国的皇帝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只要被搞下台就只有死，这也让皇帝们为了制度安全而选择该模式。

这套模式对防止内乱是极为有效的，皇帝们集中了资源，底下就没有资源，只能听命于皇帝的小班子。

比如咱大宋朝用了该模式，才能消灭五代藩镇传统。当时是大臣赵普按照这个思路，提出“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八字方针，即将钱粮和精锐军队集中在开封，以让地方没有资源形成藩镇。

在具体实施中，宋朝将全国一半的兵力都集中在开封，即“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馀，诸道十万馀。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

而且集中在开封的都是天下精兵，即禁军。《水浒》中林冲的头衔八十万禁军总教头，现实中能战的禁军虽无八十万，也可见开封的兵力之盛。

宋朝在财政上，根据包伟民写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其前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原则上一切财赋都属于中央。随着时间发展，“庙瓦底化”更是不断加重，中央不断增加征调额度，还收缴原属州县的大部分盐茶之利,让地方财政极为困窘。

正是使用了该套制度，让藩镇对中央的威胁大减。

在宋之后，明、清都延续了这套“庙瓦底模式”，成功让几个朝代几乎再无藩镇之害。

“庙瓦底模式”尤其适用于地域广大的国家，将资源集中在中央，让地方就算有反叛之心，也无力反叛。

“庙瓦底模式”有此优点，可为何西欧诸国没采用“庙瓦底模式”呢？

这就要从该模式的弊端以及咱国的特殊性说起。

三、

“庙瓦底模式”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让资源集中在紫禁城的皇帝手中，听其调配。

这就类似于“计划经济”，能去搞大工程。然而，资源过度集中，经济就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特意强调，猫智深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法家模式）。

具体到封建王朝，大部分资源都被收到中央后，当只有少数几个主要敌人时用这套模式非常好，集中力量正好可以打大决战。

然而，资源被收走后，底下各级政府力量空虚，无法及时应对同时发生的非主要冲突。

从地理角度来看，咱国在古代非常适合用“庙瓦底“模式。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从地理角度来看，中国处于一个极为封闭的环境之中。北边是撑不起文明高度发展的茫茫草原，东边是大海，西边是仅有几个零星城市的戈壁滩，西南又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在这样的地理格局下，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通道仅有那么一两条不时被劫掠者阻断的丝绸之路。在闭塞的地理环境中，我们面对的敌人很少。

欧洲则不同，其地理环境更开放，东边是一波波穿越乌克兰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北边是以战死为荣、以病死为耻的维京人，南边还有面对阿拉伯人从北非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持续侵袭。

欧洲内部也四分五裂，每个国家都四面皆敌。（关于欧洲为何没有一统，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其地形是破碎，存在多个中心区域，任何一个中心都无法吞并其余）

因此，在中国的大部分时期，我们的主要敌人都是贫瘠的蒙古高原上因饥寒而南下的游民民族，只要皇帝不玩脱，“庙瓦底模式”完全够用了。咱们的皇帝们快快乐乐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没事嗑个丹药，自欺欺人地对百姓说周边国家“皆蛮夷戎狄”，大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直到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

从时间轴上来看，咱国的“庙瓦底化”在古代也是不断加深。

该模式的特征即“强干弱枝”，一国资源集中在中央，战争时首都被攻破，国家就玩完。

比如咱宋朝，开封被东北的金人蛮人一个突袭拿下，国家百年积蓄即毁于一旦，瞬时北宋土崩瓦解。

但此时咱们“庙瓦底模式”尚不纯熟，宋朝对南方“吸血”还不够，因此还能建立南宋。

到了咱大明朝，朱棣以北京、保定、秦皇岛三个市造反，一个突袭攻破南京，朱允炆势力马上土崩瓦解。

再往后，相比于南宋还能抵抗150年，咱大明朝被攻破北京后建立的南明就是个笑话。

而回溯之前的唐朝，其“庙瓦底化”程度还不深，地方上还有资源，即使安史之乱时被攻破长安，各地都在抵抗，最终还逆推了安禄山。

也正因为其没有彻底“庙瓦底化”，地方上能积累资源，最后唐朝也亡于藩镇。

再往前的东汉，“庙瓦底化”更微弱，因此竟出现了“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的奇景，国家越临近灭亡越强，越能人辈出，北灭乌桓，西灭羌人，将南边的山越收服为奴隶，将宿敌匈奴人像羊羔一样圈养在关内。

东汉的灭亡也最为惨烈，地方上有力量，十八路诸侯大乱斗，全国5600万人口锐减到800万。

四、

中国秦之后王朝的200年必亡的密码，就藏在“庙瓦底模式”中。

按照传统的马派理论，中国历朝多亡于土地兼并，越到末期，失地农民越多，又没有电子厂打工，只能“反他娘了”。

但该理论却遭到越来越多实例质疑。

当代不少专家对各地方研究后认为，土地兼并并不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比如在陕西韩城，直到民国时期，地主和富农仅占有的土地也只占总面积的11.4%。农民贫困的主因是税负沉重和商业剥削（比如粮价被商人压低），而不是地主夺地。

反而在江南（比如苏州），土地集中程度更高，但因为有工商业支撑，社会矛盾反而没有西北剧烈。这说明“土地兼并”不必然导致动荡。

这也与我们民间故事相符，我们从来都只听“官逼民反”，啥时候听过“地主逼民反”？反而在《水浒》等来自民间的文艺作品中，都是晁盖这种地主造反，手下佃农一呼百应，连土地也不要了都随其上梁山。

在现实的大明朝，天下大乱本因“天灾、加派、裁驿、逃军”，跟土地兼并全无关系。

这四大原因中，三个都是官民矛盾。其中最致命的“加派”是针对富农，按亩数征收，这就导致民间的土地不仅没人“兼并”，反而白给都送不出去，“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二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国家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当其“庙瓦底化”越来越高，资源过于集中在中央，民间抗风险能力就越来越差，民间也人人思反，此时就等待那一点点“星星之火”。

秦晖在《传统十论》中的原话是，多数王朝的崩溃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比如王莽的新朝，其厉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消亡时，仅集中在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巨，其数据说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咱大明朝也不遑多让，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几乎相当于政府四年的总收入。

越到王朝末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就越高，“庙瓦底化”越来越高，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就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计26799.3万石，

其中56％上缴中央。此后中央占比一直上升，万历六年占了57.4％。到了明末，该比例进一步攀升，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90％如此程度？

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50％，即所谓“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 。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前期的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2819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77.82％。

之后清朝的“庙瓦底化”程度也与日俱增，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81.56％，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

延至清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85.65％，而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末情况如出一辙，清廷至此基本就准备玩完了。

五、

历代王朝这种国势下降路径是不可逆转的。

这本质是一个“逆循环”，即由于皇帝没有合法性（上篇已经有论述，中国历代王朝开国皇帝都得位不正），担心地方大员有样学样，只能采用“庙瓦底模式”搞集权。

采用该模式后，地方资源不足，行政效率低下，动辄出个“大新闻”，要中央来救火。

处处都这样，中央得财政压力更大，只能进一步集权，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

当中央把郡县的法定收入几乎尽数起解之后，地方政府不仅不能应付突发事件，甚至都不能维持运营，只能聘请编外人员来受苛捐杂税。这就出现了“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局面，民不聊生，局面就像草垛，在等待那颗火星。

以上路径，你能从哪一步逆转？你想让中央放权，一堆“黑历史”的皇帝们敢么？

另外，为什么我们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大崩溃，全国动辄死50％的人口，而国外一些国家则缓和得多？

密码也藏在“庙瓦底模式”中。在该模式下，国家着力消灭与一切自发组织，让民众呈现原子化。然而，在时局变幻时，自发组织却有稳定局面，减少动荡的作用。

就好比，长江沿线的洼地能起到分洪的作用。当洼地被填平后，很容易就产生洪灾。

六、

实践也一再证明了猫智深的论断，即使用“庙瓦底模式”的国家其衰败之路不可逆转。

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变法，比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可他们只能“经改政不改”，最多只能在经济体制上调整，根本不敢深入改革深水区。

更有甚至，改革的负担都是由普通民众承担的，所谓“中兴”，无非是更高效的收割民众，挤出最后一点民脂民膏，来为王朝烈火烹油。

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与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北代表团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比如张居正搞了个“一条鞭法”，号称整合了诸税，所有杂税不再征。可张居正不敢深化改革，改变不了咱大明朝“庙瓦底化”越来越深，财政集中度越来越高的局面。地方上也越来越没钱，只得再搞苛捐杂税，而民众的负担反倒比改革前更重。

张居正还搞“计亩征银”，即税收只收银子不收实物。朝廷倒是方便了，可兑换银子的负担仍旧由农民承担，他们还要再受银商的多一道盘剥，每到丰收必然“银贵粮贱”，演绎了最早的“多收三五斗”。

由比如王安石搞的“青苗法”，不管他本心如何，实践中毫无例外地必然被“歪嘴和尚把经唱歪“，沦为表面是国家提供廉价金融服务而实际是官府勒索民间的大弊政；

这又是为何？

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力决定经济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群体无法保证自己的利益，改革就只会拿他们开刀。

用教员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的保障。没有枪杆子，经济利益无法维持，分配也无法公正。”（《论联合政府》）

在“庙瓦底模式”下，社会中一切小团体都被打散，农民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所以，每次改革都是他们成为了改革的“代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破解本文开头提到的历史周期律的关键就在于给群众放权，给其政治权力，也即实行民主。

关于这点，在1945年那个夏天，教员在沉思后，庄重地对黄炎培给出了日后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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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资料如下：
《传统十论》秦晖
《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 曹家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黄宗羲定律与民众的税收负担》刘守刚 澎湃新闻
《论联合政府》教员
《韩城农业志》韩城市政府官网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包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