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地名人名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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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佩是真的吗？”老人的声音飘忽不定。

“是真的，我父亲临终前交给我的。”陈思远喉结滚动，四十年的时光在这一刻凝固。

“你找了多久？”老人眼中泪光闪烁。

“一辈子。”

01

1970年的春天，林小雨站在开往吉林的列车上，手握着父母给的一块玉佩，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期待。

她十九岁，刚刚高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数百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火车缓缓驶离北京站，林小雨的眼泪也随之滑落。窗外，父母的身影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视野之中。

“不要哭，”邻座的女孩递过一块手帕，“我们都会回来的。”

林小雨擦干眼泪，点了点头。她知道自己不是独自一人踏上这段旅程。

吉林的村庄比她想象中还要偏远。当地的知青接待站只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木板床上铺着发霉的草垫。

“北京来的知青？”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男人走进房间，上下打量着林小雨，“分配你去东边的大沟队，明天有人来接你。”

林小雨点点头，将行李放在角落的床铺上。这一晚，她裹着从家里带来的棉被，听着陌生的虫鸣，想象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大沟生产队位于一片开阔的平原上，四周都是广袤的农田。当拖拉机载着林小雨到达时，几个孩子好奇地跟在后面，大人们则从田间抬起头，投来审视的目光。

“城里来的知青，”队长介绍道，“以后就住在李婶家，跟着咱们队学农活。”

李婶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丈夫早年因病去世，独自抚养了三个孩子。她粗糙的手掌和布满皱纹的脸庞，让林小雨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祖母。

“别害怕，”李婶领着林小雨走进一间简陋的土坯房，“住下来就好了。”

房间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简易衣柜。墙角有一个水缸，是林小雨洗漱的地方。

第一个月，林小雨几乎每天都在哭泣。田间的劳作比她想象的更加艰苦，双手长满了血泡，腰酸背痛已成常态。每当夜深人静，她就会从枕头下取出父母的照片，在昏暗的油灯下默默流泪。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李婶安慰她，“我们这些农村人，一辈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林小雨点点头，但心中依然坚信：这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她会回到北京。

春去秋来，林小雨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她学会了插秧、锄草、收割，甚至能够像当地姑娘一样，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在乡间小路上行走。

就在这时，陈志军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陈志军是大沟队的青年队长，比林小雨大两岁，高高瘦瘦的身材，总是露出阳光般的笑容。他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懂得如何与知青交流。

“第一次看见你下地干活，我就知道你能坚持下来，”陈志军对林小雨说，“北京姑娘，有骨气。”

林小雨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她注意到陈志军的眼神中闪烁着什么，但她不想多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志军常常来找林小雨，有时是请她帮忙写标语，有时是让她给队里的文艺宣传队出主意。慢慢地，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你想过一直留在这里吗？”一天傍晚，陈志军问道。

林小雨摇摇头：“我总要回北京的，我的家人在那里等着我。”

陈志军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明白。”

但他的表情告诉林小雨，他其实并不明白。对陈志军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他的一切。对林小雨而言，这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一站。

197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林小雨和其他几个知青被安排到室内加工农产品，陈志军则负责带队去山上砍柴。

一天傍晚，林小雨听到喧闹声，走出屋子，看到几个人抬着陈志军回来。原来他在山上不小心滑倒，腿部受了重伤。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队长安慰道，“就是需要静养几个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小雨主动承担起照顾陈志军的责任。她每天给他送饭，帮他换药，有时还会读报纸给他听。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陈志军问道。

林小雨低下头：“因为在这里，我们都是相依为命的人。”

陈志军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轻轻握住林小雨的手：“小雨，等我好了，我有话要对你说。”

林小雨没有抽回手，但也没有回应。她知道陈志军想说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只是，此刻的温暖让她不忍心打破。

春天来临时，陈志军的伤已经好了大半。他拄着拐杖，带林小雨去了村后的小山坡。

“小雨，我知道你想回北京，”陈志军深吸一口气，“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林小雨望着远处的田野，眼中闪烁着泪光：“志军，我答应过父母，一定会回去的。”

“那就让我等你，”陈志军握住她的手，“等你回来看看父母，再回到这里，和我一起生活。”

林小雨没有立即回答。风吹过她的发梢，带来一丝春天的气息。

“给我一些时间，”最终，她这样说道。

陈志军点点头，眼中满是期待。

夏天的田野金黄一片，知青们和当地农民一起，挥汗如雨地收割着庄稼。

“听说又有一批知青要返城了，”晚饭时，有人这样说道。

林小雨的心猛地一跳，但她没有表现出来。自从那天和陈志军的谈话后，她就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一方面，她想回北京，回到父母身边，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已经爱上了陈志军，爱上了这个朴实、坚强的农村青年。

“你会申请返城吗？”李婶问道。

林小雨摇摇头：“我不知道。”

李婶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是因为志军吧？”

林小雨低下头，没有回答，但脸上的红晕已经出卖了她。

“傻姑娘，”李婶叹了口气，“感情的事，不能勉强。你是城里人，他是农村人，将来的路还长着呢。”

林小雨知道李婶说的有道理，但感情又岂是理智能够控制的？

在那个夏天的尽头，林小雨和陈志军走到了一起。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只是在大队部登记了结婚证，然后搬进了陈志军家的新房。

新房是用土坯砌成的，陈志军亲手刷了白灰，还在墙上挂了一幅林小雨画的北京风景。

“等以后有条件了，我带你去北京看看，”陈志军承诺道。

林小雨微笑着点点头，但她知道，这个承诺或许永远无法实现。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林小雨想象的那样美好。陈志军的父母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这个城里媳妇，但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对她百般挑剔。

“城里人就是不会过日子，”婆婆经常这样说，“看看你洗的衣服，还有皱褶。”

林小雨忍着眼泪，重新洗一遍。她知道，这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更是两个世界的碰撞。

唯一能够安慰林小雨的，是陈志军的理解和支持。每当她受了委屈，陈志军总会默默地陪在她身边，有时什么都不说，只是握着她的手。

“总有一天会好的，”他总是这样告诉她，“我们一起努力。”

林小雨相信他的话，也相信自己的选择。她决定，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勇敢地走下去。

02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开玩笑。就在林小雨渐渐适应农村生活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改变了一切。

“我可能怀孕了，”一天，林小雨对陈志军说。

陈志军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脸上绽放出欣喜的笑容：“真的吗？那太好了！”

林小雨勉强笑了笑。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孩子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但看到陈志军的喜悦，她又不忍心说出自己的担忧。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大沟队。陈志军的父母格外高兴，终于对林小雨露出了笑容。

“是个男孩就好了，”婆婆期待地说，“给咱们陈家传宗接代。”

林小雨低头不语。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女性的价值似乎只在于生育。这让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怀孕的日子并不好过。农村医疗条件差，林小雨常常担心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每次去公社医院检查，医生都说一切正常。

“放心吧，农村的娃就是结实，”医生这样安慰她。

陈志军变得更加体贴，尽量减轻林小雨的劳动负担，有时甚至会半夜起来给她煮一碗热乎的米汤。

“等孩子出生了，我们一家三口就是最幸福的人了，”陈志军说这话时，眼中满是幸福的光芒。

林小雨点点头，但心中却涌起一丝莫名的忧伤。她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已经完全改变，回北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

1975年初，林小雨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陈思远，寓意思念远方的家人。

“多好的名字，”陈志军感叹道，“希望他将来能够走出这片土地，看看外面的世界。”

林小雨抱着孩子，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位母亲，再也无法轻易离开这个家庭了。

然而，命运再次作弄了她。就在孩子满月的那天，大队部通知林小雨：她的返城申请已经批准，可以回北京了。

“什么？”林小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现在......”

“政策就是这样，”队长解释道，“你父亲年纪大了，需要你回去照顾。”

林小雨站在原地，感到一阵眩晕。她曾经多么渴望收到这个消息，但现在，它却如同一道雷电，劈开了她平静的生活。

当林小雨拿着返城通知书回到家时，陈志军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不可能，”他断然拒绝，“你现在有了孩子，怎么能离开？”

林小雨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也不想这样，但这是政策......”

“政策？”陈志军冷笑一声，“那我和孩子呢？我们在你心里算什么？”

林小雨无言以对。她爱陈志军，也爱自己的孩子，但北京的家人同样是她割舍不下的牵挂。

“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回去，”林小雨试探着提议。

陈志军摇摇头：“不可能。我是农村人，哪有资格去北京？再说，我的父母还在这里，我怎么能离开？”

争执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最终以陈志军的大门外出告终。林小雨抱着熟睡的孩子，泪水打湿了枕头。

第二天，陈志军的父母找到了林小雨。

“志军已经跟我们说了，”婆婆开门见山，“你要是想走，就走吧，孩子留下。”

“但这是我的孩子，”林小雨抗议道。

“是陈家的孩子，”公公冷冷地说，“你带着孩子回北京，让他跟着你受苦吗？”

林小雨沉默了。她知道，以北京现在的物质条件，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确实会很艰难。更何况，孩子在户口上属于农村，能否顺利进城还是个问题。

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小雨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她不忍心离开孩子；另一方面，她又不能放弃回北京的机会。

“小雨，”有一天，李婶找到她，“我听说了你的事。”

林小雨苦笑：“李婶，你说我该怎么办？”

李婶叹了口气：“这世道，女人总是要做出牺牲。但你还年轻，还有大把的时间。等你在北京站稳脚跟，再把孩子接过去不也一样吗？”

林小雨怔住了。她从未想过这种可能性。是啊，她可以先回北京，等条件好了，再接陈志军和孩子一起来。

带着这个想法，林小雨找到了陈志军。

“志军，听我说，”她急切地解释，“我回北京后，会努力工作，争取把你和孩子都接过去。”

陈志军苦笑一声：“小雨，你太天真了。你以为北京是那么好进的吗？我一个农村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去北京定居。”

“那孩子呢？”林小雨追问。

陈志军沉默片刻：“等他长大了，有能力了，自然会找到自己的路。”

林小雨知道，陈志军说的是实话。在那个年代，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分明，想要跨越几乎是不可能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返城的日期越来越近。林小雨每天都在挣扎中度过，常常抱着孩子流泪到天明。

“妈妈不是不要你，”她轻声对熟睡的孩子说，“妈妈只是暂时离开，一定会回来的。”

“我会告诉他，他的母亲很爱他，”陈志军哽咽道，“也会告诉他，他的母亲有多么勇敢。”

林小雨紧紧抱住陈志军，泪水模糊了视线。她知道，这个拥抱或许是永别。

第二天清晨，大队部的拖拉机早早就等在了林小雨家门口。她背着简单的行李，穿着来时的那件旧棉袄，脖子上挂着半块玉佩。

“照顾好自己，”陈志军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声音中带着几分哽咽。

林小雨点点头，最后亲了亲孩子的脸颊：“思远，妈妈会回来看你的。”

拖拉机缓缓启动，林小雨坐在上面，眼泪止不住地流下。当拖拉机转过村口的那棵大树时，她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陈志军高高举起孩子的小手，在风中轻轻挥动，似乎在说：“妈妈，再见。”

那一刻，林小雨的心碎了。

03

火车载着林小雨回到北京时，她发现自己的心却留在了那个遥远的村庄。

北京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父母的热泪盈眶，亲友的嘘寒问暖，都让林小雨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疏离感。

“小雨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母亲抱着她，喜极而泣。

林小雨勉强笑了笑，但眼神中的空洞让母亲察觉到了异样。

“小雨，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关切地问。

林小雨摇摇头，没有回答。她知道，自己不能告诉父母关于陈志军和孩子的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未婚生子是一种耻辱，会给家人带来无尽的麻烦。

“只是有些不适应，”林小雨轻声说，“我会好起来的。”

回到北京后，林小雨被分配到一家纺织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机器的轰鸣声充斥着她的世界，让她暂时忘却了内心的痛苦。

但每当夜深人静，林小雨总会拿出那半块玉佩，在昏黄的灯光下细细端详，思念远方的丈夫和孩子。

“思远，你还好吗？”她常常自言自语，“妈妈很想你。”

林小雨试图写信给陈志军，但信寄出去后，从未收到过回复。她不知道，是信没有到达，还是陈志军已经决定彻底与她断绝关系。

一年过去了，林小雨积攒了一些钱，准备回吉林看看儿子。可就在她收拾行李的前一天，单位通知她必须参加一个重要的政治学习班，为期三个月。

“不能请假吗？”林小雨恳求道。

“不行，”厂长严肃地说，“这关系到你的政治表现。”

林小雨只得作罢。在那个年代，政治表现比什么都重要。她不能冒险，否则不仅会失去工作，还可能给家人带来麻烦。

政治学习班结束后，林小雨再次准备启程。这一次，却是父亲突发心脏病，需要人照顾。

“小雨，你不能走，”母亲哭着说，“你父亲需要你。”

林小雨只能再次推迟计划。照顾父亲的日子里，她常常在想，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她无法回到那个村庄。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林小雨在单位的推荐下，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功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

“小雨，你真争气，”父亲欣慰地说，“以后可以当老师了。”

林小雨微微一笑，但眼神中仍有一丝落寞。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轨道，与陈志军和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在遥远的吉林农村，陈志军独自抚养着小思远，日子虽然艰难，但也充满了欢乐。

“爸爸，我妈妈呢？”三岁的思远常常这样问。

陈志军总是轻轻摸着孩子的头：“你妈妈去很远的地方了，但她很爱你。”

为了让孩子不感到失落，陈志军告诉思远，他的母亲是因病去世的，但临终前留下了一块玉佩，作为对他的纪念。

“这是妈妈留给你的，”陈志军将那半块玉佩郑重地交给孩子，“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思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将玉佩紧紧握在手中。从那天起，玉佩成为了他与素未谋面的母亲之间唯一的联系。

陈志军的父母对孙子十分疼爱，常常把家中最好的东西留给他。在他们眼中，思远是陈家的希望，是他们老来的依靠。

“思远，好好读书，”爷爷常常这样教导他，“将来考个大学，走出这片土地。”

思远点点头，年幼的他已经明白，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陈志军虽然只是个农民，但极为重视儿子的教育。他省吃俭用，为思远买来了各种书籍，甚至自己研读，好能辅导儿子的功课。

“爸爸，你为什么不再娶一个妈妈？”有一次，思远天真地问道。

陈志军愣了一下，随后温柔地说：“因为爸爸的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了。”

思远虽然不懂爱情，但他能感受到父亲眼中的那份深情。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1985年，已经十岁的思远在学校表现优异，常常被老师当作榜样。然而，在同学们谈论母亲时，她总是沉默不语。

“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有一次，一个同学好奇地问道。

思远低下头：“我不知道，爸爸不愿提起这件事。”

回家后，思远将这件事告诉了陈志军。陈志军沉默许久，最终叹了口气：“思远，等你再大一些，爸爸会告诉你真相。”

思远点点头，但内心却充满了疑惑。他总觉得，关于母亲的事情，有着更多的秘密。

陈志军的健康状况在思远十五岁那年开始恶化。多年的农活让他的腰背变得弯曲，而那次山上的意外也留下了后遗症，每逢阴雨天，他的腿就会疼痛难忍。

“爸，你去医院看看吧，”思远担忧地说。

陈志军摆摆手：“没事，老毛病了，休息一下就好。”

但思远知道，父亲的病情比他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得多。

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思远开始在课余时间帮忙干农活。他的手上长出了厚厚的茧子，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

“你要专心读书，”陈志军心疼地说，“农活有我们大人做就行。”

思远摇摇头：“爸，我是男子汉了，应该帮你分担。”

陈志军欣慰地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1990年，十五岁的思远考入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这是陈家几代人的骄傲，也是思远迈向更广阔世界的第一步。

“好好学习，”陈志军送儿子上学时叮嘱道，“别辜负了自己的天分。”

思远点点头，背起书包走向校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仅仅是学业的压力，更是整个家族的期望。

高中的学习异常艰苦，思远每天都要挑灯夜读。为了节省钱，他住在学校最简陋的宿舍，吃最便宜的饭菜。

“同学们都说我是'苦行僧'，”思远在信中告诉父亲，“但我不觉得苦，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陈志军看着儿子的信，眼中满是骄傲。他知道，思远比自己更加坚强，更有志气。

然而，命运再次遭临考验。在思远高二的冬天，陈志军因为一次意外落水，导致旧伤复发，病情急剧恶化。

“思远，”病床上的陈志军气息微弱，“爸爸可能不行了。”

思远紧握着父亲的手，泪如雨下：“爸，你不会有事的，医生说你只是需要休息......”

陈志军摇摇头，从枕头下缓缓取出一个布包：“思远，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思远疑惑地接过布包，打开后，发现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个地址。照片中，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北京天安门前，笑容明媚。

“这是......”思远的声音颤抖。

“你母亲，”陈志军轻声说，“她没有去世，而是回北京了。”

思远如遭雷击，一时间无法言语。十几年来的谎言，一朝揭穿，让他的世界仿佛崩塌了。

“为什么？”最终，他只能问出这两个字。

陈志军艰难地喘了口气：“那时候政策就是这样，她必须回去。我们...我们本想等你长大后告诉你真相，但后来......”

“后来什么？”思远追问。

“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陈志军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她给我寄过几封信，但都被你爷爷拦下了。等我知道时，已经晚了......”

思远的大脑一片空白，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震惊、愤怒、悲伤、困惑......

“她的名字是林小雨，”陈志军继续道，“这是她在北京的地址。还有，别忘了你的玉佩，那是你和她之间的纽带。”

思远下意识地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玉佩，那块他从小就戴着的、据说是母亲留给他的遗物。

“思远，答应我，”陈志军紧紧握住儿子的手，“等你有能力了，去北京找她。告诉她，我没有怨恨她，也希望她能原谅我的自私。”

思远无法回答，只能默默点头。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原谅这个从未谋面的母亲，但他知道，这是父亲的遗愿。

04

一周后，陈志军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葬礼上，思远坚强地站在父亲的墓前，心中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叫林小雨的女人，问个明白。

接下来的日子里，思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他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有机会去北京。

1993年，十八岁的思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所位于吉林省的大学。虽然不是北京的学校，但已经离他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爷爷，奶奶，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临行前，思远对老人们承诺。

大学的生活开阔了思远的视野。他结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这个新事物。

“你可以试着在网上查找你母亲的信息，”室友建议道。

思远摇摇头：“时机还不成熟。我要等到毕业后，有了足够的能力再去找她。”

大学四年，思远刻苦学习，同时利用假期做各种兼职，积攒路费和生活费。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关于母亲的事，但那块玉佩始终挂在胸前，提醒着他未完成的使命。

1997年，思远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一家国企工作。工作稳定后，他开始计划前往北京。然而，爷爷的一场大病再次打乱了他的计划。

“思远，别去北京了，”奶奶泪流满面，“留在我们身边吧。”

思远只能暂时搁置计划，留在家乡照顾老人。他知道，这是他作为孙子的责任，也是父亲的遗愿。

2000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思远彻底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他辞去了工作，准备前往北京。

临行前，他再次来到父亲的墓前：“爸，我要去北京了，去找我的母亲。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回来告诉你。”

北京，这座他从未踏足过的城市，比想象中更加繁华和喧嚣。思远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那张泛黄的地址，开始了寻母之旅。

然而，事情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地址上的小区早已拆迁，新建的高楼大厦取而代之。

“您好，请问这个地址现在在哪里？”思远向路人询问。

“这片区域都改了，”一位老人回答，“原来的居民都搬走了，具体搬到哪儿，谁也说不清。”

思远的心沉了下去。他静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我该怎么办？”他自言自语，“北京这么大，我上哪儿去找你？”

就在这时，思远突然想起父亲说过，母亲名叫林小雨。或许，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寻找。

接下来的日子里，思远走遍了北京的各个角落，在人才市场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查找有关林小雨的线索。

他去过附近的居委会，查阅过旧的户籍资料；他在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也在互联网上发布过信息。但所有的努力都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也许她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也许她已经搬离北京了，也许......”思远不敢再想下去。

一年后，思远的积蓄几乎耗尽，他不得不放弃寻找，准备回吉林。

“爸，对不起，”他在临行前的夜晚自语道，“我找不到她。”

就在思远整理行李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您好，请问是陈思远先生吗？”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女声。

“是我，您是......”

“我是北京第三中学的退休教师赵美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您的寻人启事，可能知道一些关于林小雨的信息。”

思远的心猛地一跳：“真的吗？请您告诉我！”

“林小雨在我们学校教过书，只是后来改名叫林雪了。她现在已经退休，住在城西的一个小区里。”

思远几乎要落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挂断电话后，思远像疯了一样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城西。但走到门口，他又停下了脚步。

“如果她不认我怎么办？如果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怎么办？如果......”

无数的疑问涌上心头，让思远不敢轻举妄动。他决定，再准备一下，等到明天再去。

那一夜，思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想象与母亲相见的场景，既期待又恐惧。

第二天一早，思远来到赵老师提供的地址。那是一个普通的小区，安静而整洁。

“1#-705，林雪，”门卫告诉他，“是个退休老教师，人挺好的。”

思远的心跳加速。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等待，他终于站在了母亲的家门口。

他抬起手，又放下，反复几次，却始终没有勇气按响门铃。

“万一她不认我怎么办？”思远的内心挣扎着，“万一她已经忘记了我和爸爸怎么办？”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电梯门开了，一个年轻女孩走了出来。

“您好，请问您找谁？”女孩好奇地问道。

思远一愣：“我......我找林雪。”

“林奶奶？”女孩眼睛一亮，“您是她的亲戚吗？她经常说起自己的家人，但我从没见过他们来看她。”

思远的喉咙发紧：“我......我是她的......”

他无法说出那个词。四十年的隔阂，让“儿子”这个简单的称呼变得如此困难。

“您稍等，”女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我去帮您叫林奶奶。”

女孩走到705门前，按响了门铃。片刻后，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开了门。

“小丽，有事吗？”老人的声音温和而沙哑。

“林奶奶，有人找您，”女孩指了指站在走廊尽头的思远。

老人顺着女孩的手指望去，眯起眼睛，似乎在辨认来人。

思远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向前。四十年的期盼与等待，汇聚于此刻。

陈思远在林雪的家门口踌躇不前，手中紧握着那半块玉佩。女儿陈雨彤轻轻按下门铃，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但眼神依然清澈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陈思远颤抖着声音问道：“您认识这个吗？”他缓缓伸出手，展示那半块玉佩。

下一刻林雪踉跄后退一步，仿佛被雷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