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Saenar

剧焦编辑部原创

每天晚上10点左右，亚洲大厦楼下都热闹非凡。

这栋楼是上海小剧场的聚集地，此时此刻，大多数戏都已经结束、散场。

但仍有许多观众并未离去，她们聚集在门口的台阶和路旁，排起队列，等待演员出来「SD」。

亚洲大厦楼下等候的观众，图源 上观新闻

SD，全称Stage Door。

直译是「舞台后门」或「剧场后门」，它往往指剧场的「演职人员出入口」。

如今我们提到的「SD」，则是指演出结束后，观众们自发来到剧院出入口，与演员交流观剧体验、邀请演员签名合影，或是向演员赠送礼物等活动。

SD，也并不仅限于哪一类剧目，或哪一类剧场。

纵观全世界，SD几乎都构成了各地剧场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规则和形式上会有所不同。因此，各种围绕SD的攻略与讨论一直层出不穷。

百老汇《罗密欧与朱丽叶》SD口，Emilio Madrid 摄

但是关于SD的历史，记叙者却寥寥。

这不禁令人好奇：

它究竟产生于何时，又是怎么逐渐衍变成为一种剧场文化的？

查阅了大量学术文献之后，我不由得感慨：「历史果真是个巨大的轮回」。

无论是SD，还是交换「物料」、收集周边，都绝非当今剧场观众的专属，而是早已有之。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它们竟与工业革命后最早的一批女性观众有关。

01 19世纪：SD出现前的剧场

西方近现代剧院的有效记载，大概从1800年开始。

在SD出现之前，演员和观众都怎么互动？

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那时，观众和演员的互动并不通常发生在演出后，而是在演出过程中。

「安安静静」看戏？不存在的。

当时的剧院并没有相对固定和成文的「观剧礼仪」，不少文字记录显示，1800至1880年间，观众在观众席上几乎能够任意地表达情绪。

无论是对舞台上的演出欢呼、歌唱、接话，还是失望叹息、叫骂、喝倒彩，都可以。

《情节剧》by Honoré Daumier，1856-1860年

由于使用的是煤气灯，即使演出已经开始，观众席也依旧灯火通明，演员始终能清晰捕捉观众脸上每一丝情绪波动。

对于当时的观剧人群来说，「戏多」的并非只有舞台上的演员，还有他们自己。

这归结于观众的阶级属性：

贵族观众的观剧习惯，到19世纪初仍然得到保留，他们将剧场视为「社交秀场」，热衷比较最新时装、传播绯闻轶事、与熟人寒暄。

在当时，观剧仍然作为一种「社交活动」而非「消费活动」：进剧场不为看剧，而是为了看别的观众。

除了极少部分演员粉丝（Followers）会在演出后等候，SD并未成为一种风尚。

能给城市观众提供的观剧选择也很少，西区最早的剧院「德鲁里巷」（Drury Lane）始建于1660年。但直到1850年，它和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两家剧院仍然几乎垄断着全伦敦的戏剧市场。

《科文特花园剧院包厢》 by Thomas Rowlandson，1809年

真正让剧场发生天翻地覆改变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与人口激增，使得剧场如雨后春笋般兴旺，到了19世纪下半叶，伦敦便多出了十多家拥有镜框式舞台的新剧院。

另一「革命」也随之发生：1881年，电灯第一次照亮伦敦萨沃伊剧院与纽约兰心剧院。

有了电灯，就可以任意地调节灯光。为了更有利于观众专注看剧，剧院纷纷选择在开演后关闭场灯或降低场灯亮度。与此同时，和当今剧场更为接近的「观剧礼仪」开始被大力倡导和推行。

「观众权力」被进一步制约，观众的目光从其他观众身上转向了舞台，观剧也从社交行为进一步转向消费行为。

只要花钱购票，任何人都能走进剧场。

——随着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消费型观众」逐渐取代了以往的「社交型观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批SD的观众诞生了。

02 19世纪末期：SD口的剧女们

剧院作为休闲娱乐空间，历来被视为男性主导的领域。当时的主流剧目往往以强调男子气概、塑造男性英雄为主。

然而随着「日场演出」的推行，年轻女性开始大规模参与其中。

日场演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大多设置在工作日的下午，票价低廉。

由于工厂的兴起，移居大城市工作的女性数量大大增加，她们开始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

对独居在城市里工作的女孩们来说，日场演出便成为了一个实惠又安全的选择。

1860年左右，美国一家杂耍剧院的经理为吸引女性观众，推出专为女性提供的免费观剧活动。

他制作的剧目既塑造女性英雄形象，也打造具有魅力的男主角，甚至向女性观众赠送帽子、衣服纸样等礼品。

至1880年代，年轻女性定期观看日场演出已成常态。

她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日场女孩」（Matinee Girls）。

手持小望远镜、独自看剧的「日场女孩」

「每逢周三或周六下午，剧院里随处可见年轻的单身女性，她们在幕间谈笑、吃巧克力。她们漫步城市街头兴奋讨论刚看完的戏剧，或在附近冷饮店购买甜味汽水。」

和以往的观众不同，她们是真正的「消费者」，来剧场只为获得工作之余的放松与消遣，并乐意与演员建立交流。

她们特别喜欢的那些演员，被称为「日场偶像」（Matinee idols）。

散场后，女孩们常常自发地来到剧场后门，排起长队等待演员签名，与偶像交谈上一两句，有时还会手捧鲜花相送，或是递上自己写的亲笔信。

与现在SD时的场景，几乎并无二致。

「日场女孩」by Charlotte Harding，1901年

事实上，日场女孩们喜爱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男演员，也包括女演员。

她们会收集并交换印有女演员身着华丽戏服的照片与明信片，并给予女演员大力支持。

1900年《大都会杂志》就曾记载：

「帝国剧院女主角玛格丽特·安格林声称，自己在周六日场的表演总是最佳状态。她认为那些（女孩们）仰起的脸庞热切、生动而专注，是她灵感的源泉.....

「真正的日场女孩，更着迷于那些演绎日常生活细腻情感的年轻女演员。」

散场后，为了给每个人都签上名，有些演员甚至会一直待到所有观众都离去才走。有的演员则会直接回家，并不停下脚步，仅留给女孩们短短一瞥。

可能有人会问，SD口就没有「剧男」吗？

也有。他们被叫做「剧场后门的约翰尼」（Stage-Door Johnny）。

「剧场后门的约翰尼」 by Dudley Hardy

这个词同样源自于19世纪末期。当时「音乐喜剧之父」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es）制作了许多非常接近早期百老汇音乐剧的音乐喜剧，其中演出的女演员被称作「欢乐女郎」（Gaiety Girls）。

而Stage-Door Johnny，就是指热衷于观看她们演出的男性观众。他们往往是贵族，在演出后聚集于舞台后门，要求与其中一位女演员见面，并带她去吃饭。

只不过这种举动无疑基于男性特权和阶级特权，与工薪族「日场女孩」SD的意义完全不同。

03 20世纪：她们改变了剧场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观看日场演出，剧院逐渐被视为女性休闲娱乐的空间。

1902年，年轻女工玛丽昂·厄尔在《世界晚报》登信，提议组建工薪女孩观剧俱乐部：「我们这些偶尔渴望看场歌剧或戏剧，又不愿依赖男性邀请的打工女孩，可以组个团。」

没想到，此信发出后「一呼百应」，上百封热情洋溢的回信纷至沓来。

剧场内、SD口，成为了促进年轻女性情谊的午后活动场所。

《大都会杂志》刊登的结伴而行的「日场女孩」

当然，这也招致了一些充满偏见的批评，认为剧院迎合「女性趣味」从而导致商业戏剧「下沉化」。即便剧院经理们已经盯上了这些女性观众的消费潜力，她们和她们的SD行为仍然时常成为媒体嘲笑的对象。

约克大学教授Marlis Schweitzer指出，当时的评论家们纷纷指责「日场女孩未能以他们认为适合欣赏严肃（即：正统）戏剧的方式观看演出。」

《费城纪事报》专栏作者查尔斯·里德·培根曾写道：

「那些徘徊在剧院后门的毛头小伙……多数人认为他们无害，即便他们以窥看离场的群演女演员为乐，也无可厚非。但……日场女孩却有趣得多。

「费城大多数剧院的剧场后门都位于阴暗肮脏的小巷里，然而这种环境并没有阻止大批衣着光鲜的年轻女孩，在周三或周六的日场演出结束后立即前往那里。」

他提到新来的「日场女孩」们面对偶像时的狂热与「歇斯底里」，并讥笑「她们写给偶像的信笺都被演员当成了刮胡纸」。

——培根的描述是当时媒体偏见的缩影。

电影《日场偶像》，1928年

「这种把观众行为病态化的解读至今仍在延续：男性窥看女演员就是天性使然，而女性观众对日场偶像的憧憬，却被刻画成痴心妄想。」研究粉丝文化的卡维奇教授批评道。

尽管承载着阶级、种族与性别文化的片面假设与刻板印象，但女孩们仍然用行动改变了剧场。

日场女孩不仅影响了百老汇的剧目制作方向，也为剧院带来了可观的票房收入。1910年《绿皮书专辑》刊文指出，周三日场观众中，年轻女性占比高达85%。

不仅如此，在日场女孩之间，还诞生了最早的剧院周边文化。

她们往往会收集剧目的乐谱、演员的传记，同时购买手账本、明信片等周边，还会花费数小时制作偶像的剪贴薄，也会有厉害的「画手太太」为偶像绘制肖像，彼此间分享传阅或互相赠送。

「日场女孩」所做的票根剪贴本，Marlene Mendonca 摄

正值消费主义萌芽时期，剧院开始为日场女孩与其他女性观众推出周边商品，剧院外售卖皮面纪念册与成套的明信片，供她们珍藏剧照、评论与节目单。

1913年，纽约剧院甚至为她们开设了「剧院商店」，出售冰淇淋碟等漂亮的玻璃器皿。

进入20世纪头20年，纽约女性观众还能获得巧克力、丝袜、帽子等戏剧主题周边。

女性观众在剧院外排队购买巧克力，图源 纽约博物馆

这些曾经被屡屡受限、无法表达自我的年轻女性，正是在以观剧为中心的休闲活动中，开始尝试建立新身份与角色：

她们踏进曾被禁止的公共领域，通过消费、创作与分享参与文化建构。她们经济上独立自主，行动上单身赴会、无需男性陪同，公然挑战了传统婚恋规范的桎梏。

日场演出不仅改变了剧院的性别生态，更成为工人阶级年轻女性突破社会约束、抒发自身情感、建立女性友谊的重要实践。

而在当时，由她们主导的「SD」作为一种剧场「传统」，被保留至今。

04 中国也有SD？京剧界的「捧角儿」

尽管艺术形式上与西方不同，然而，观众们对演员的热情却是相通的。

在中国，清末到民国时期，随着京剧的流行，各大名角成为了观众喜爱乃至追捧的对象。当时流行起了「捧角儿」。

商人是捧角的中坚。他们愿为了捧角一掷千金，斥巨资请人演戏、请人看戏……一些文人名士，会为他们喜欢的名角著书立传，或是动用新闻媒体刊文、写专栏等等。

至于结社、组建「粉丝团」，就更不在话下了，梅兰芳的粉丝结为「梅社」、「梅党」，尚小云的叫「尚党」、「醉云社」、「听云集」……

京剧大师梅兰芳

得到角儿认可的 「粉丝团」，能享受「特殊待遇」，可以「蹲演员上班」：

「譬如买团体票，直接走戏园子后门，茶坊笑迎恭候。角儿一下车，前面开路的、拿大衣的、夏天有打扇子的、冬天有递手炉的……角儿登台，粉丝儿们又专门喊好。」

散场后，粉丝团里的「大粉」可以与演员见面，甚至为其演戏提建议、出谋划策：

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沪，花了几天时间专门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散戏后，梅先生未及卸妆，「梅党」的几位领袖人物就到了后台，向他提建议：

「你在台上常常把头低下来，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的缘故，就免不了哈腰曲背。这些我们不能不纠正你，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到后来，「捧角儿」已经成为一种全民风尚，近代城市化大潮中，妇女也走出家庭，成为捧角这种都市娱乐的积极参与者。

市民阶级「捧角儿」大多是为了满足情感需求，他们更接近西方「日场女孩」的心态，但一些「捧角儿」的官阀、商贾，并不能和一般剧场消费者等同。

他们更接近「剧场后门的约翰尼」，其「捧角儿」的目的，是利用阶级优势，与名角建立超乎一般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1922年，《晨报副刊》陈大悲曾刊文怒斥部分「捧角家」破坏公平、以个人意志强行凌驾于观众审美之上，利用权、钱「硬捧」名角，亵渎艺术。

不过现在，「捧角儿」也成了颇有年代感的词。如今挤在后门的，都是热情的观众。

香港电影《虎度门》中挤在后门的戏曲粉丝

05 一百年后，SD的意义变了吗？

20世纪40年代之后，百老汇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伦敦西区也已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剧院产业集群地。

如今，SD被视作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交流的场合，其互动形式也日新月异，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进一步拉近了演员与观众间的距离。分享在网络上的不止观剧repo，也有SD经历。

从最初的签名、聊天、交流戏剧，到照相机出现之后的合影、录像，甚至「整活」……

但不变的，或许是观众们对演员和戏剧的热情。

我听过一个观众说：「看到他们（演员）出现在SD口，好像戏里的那些悲伤已经结束，他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了。」

SD作为戏剧在舞台之外的延伸，给予了观众们精神上的「售后式安慰」。

还有不少观众并不只为看演员——他们前往SD，是因为看戏看到意犹未尽，仍想与演员或其他观众交流。

露天的SD口，仿佛成为了一个临时「戏剧沙龙」。

这种「同好」的氛围相当重要。即使在现如今，很多观众谈及自己爱上SD的原因，也是因为能够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样，有不少人认为「SD是繁忙的生活中不可多得的盼头」。低落、疲惫的时候，与喜欢的演员在剧院后门见上一面，便能感到备受鼓舞。

《PLAYBILL》刊登的粉丝与「拉面」莱明·卡莱姆罗合影

1908年，一位记者如此描述「日场女孩」在SD口与当红女星Maude Adams见面时的场景：

「她们所希望的不过是能看她一眼，分享她微笑的温暖，听她说声『晚安』——这份回报足以抵偿数小时的等待与错过的末班车。……这不像人群聚集，倒更像信徒朝圣。几乎无人言语，而当等待的主角消失后，众人便带着幸福的笑容四散离去。」

尽管如今的SD不再是一种夸张的「朝圣」，每个人前往SD口的动机和感受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某些时刻，1880年驻足于伦敦市井或纽约小巷舞台后门的日场女孩，与当下聚集在各种现代化剧场外等待SD的年轻观众，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振。

自始至今，SD的意义似乎都未曾改变。

那么对于演员而言，SD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社交媒体上，网友「momo」发布了一篇帖子「提问：演员老师们第一次sd的经历或感受」，获得近4000点赞、3400多条评论，评论区有许多演员和网友分享了他们第一次SD的经历。

演员张沁丹留言：「我那时候特别想哭，我心想原来这么多人喜欢我！看见大家是发自内心的笑，是真实的开心，那一刻好像两颗心链接起来。」

参演《只此青绿》的李昭锦，回复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是个群舞演员，但也还是那句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不管站到哪个位置，都是会有观众看到我付出的努力的。……被大家记住名字的感觉真的很好，觉得辛苦点都值得了。」

剧场的出口，不止有大明星受到追捧。和「日场女孩」一同诞生的SD，在最初就被赋予了女性气质与粉丝文化特质，它更多强调情感的链接与表达，也逐渐成为观剧之外的「附加福利」。

06 谁应该为SD负责？

不过，纵观世界各地的剧场，SD口发生的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

在Reddit上有一篇热帖，作者TheBlondeGenius分享了他在百老汇SD口的所见所闻：《理发师陶德》的演出结束后，有许多观众在主角签完名之后便一哄而散，丝毫不理会走出来的其他替补演员和群演，甚至有些人在签名时粗鲁地推搡他人，场面非常混乱。

作者在帖子里指出：

「一旦演出结束，演员们就不欠你任何东西了。如果他们不和你合影或签名，那是他们的选择。你应该感谢他们出来迎接你、和你交谈，或者在他们筋疲力尽、汗流浃背的时候还允许你给他们拍照。」

除了拥堵，对于等候SD的年轻女性的骚扰，也成为了潜在隐患。

一位日本「宝塚歌剧」的粉丝在网上发帖，表示今年3月份，她和其他粉丝在「出待ち」（在指定场地等候演员下班）时，被可疑男子用相机偷拍，此事引起了粉丝的恐慌。

事实上，宝塚歌剧的「SD」已经相当有序了。目前他们实行的「出入待」制度就是在传统SD上发展出的一种仪式：

在剧场门口专门划分出一片区域，供粉丝俱乐部的成员和其他观众排队等待演员上下班。演员的粉丝俱乐部会承担起组织和维持秩序的责任，同时也享有比普通观众更近距离接触明星演员的权利。

宝塚演员上班「入り待ち」，@santa_evita1 摄

而在韩国的小剧场聚集地「大学路」，则通常不允许SD，即使观众偶遇演员，也不可以上前打扰、索要签名或拍照。

除非演员或经纪公司官方账号发布公告，通知当日「可D」，才能在演出结束后等候，这也被称作演员的「下班路」。

「『下班路』不仅有助于宣传演出，还有助于扩大音乐剧的基础观众。」

负责宣传大学路音乐剧《兰波》的相关人士表示，「『下班路』给了演员和粉丝们直接谈论作品的机会，能够加深对演出的理解。」

相较而言，百老汇、西区乃至国内仍然保留着传统的SD模式，大多数情况下，它仍然是演员和观众的自发行为。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今年1月，《PLAYBILL》发布了一篇「剧场SD指南」，旨在引导那些初入剧场的观众如何有序地SD。其内容包括：

「不要追赶不想参与SD的演员、禁止与演员身体接触、禁止提出冒犯性的问题、拍照前需征求演员同意、索要签名需自带记号笔」等等。

对观众和演员双方来说，D或不D，底线都是「不冒犯，不强求」，它应当基于彼此双向的合意，它既不是「义务」，同样不应当被无端「驱逐」。

无论是过分狂热的「追人大过剧」，还是将SD粗鲁偏颇地打成「饭圈聚众」都不可取。

唯有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理解和尊重，才能让SD文化回归其初心，真正成为一场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之间自然而温暖的告别。

而剧院方，则需要在开放互动与安全保障间找到平衡，划分区域、设立安全围栏或安排引导人员等都是可行的方法。

此外，SD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内的实践，观众的自由与正当权益也应受到管理者的正视和保护。

因为，戏剧散场之后，观众们等待的不只是演员，还有一片同好共聚、分享喜爱和快乐的空间。

4月13日下午从SD口走出的于佩尔，小红书@陌千寻 摄

剧焦编辑部·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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