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年孟夏，黔中传一奇闻，谓有“一男二女”拟行婚礼于“世纪佳缘”宴会厅，举城哗然。

此讯初见于市井流言，后经网络沸扬，终成舆论焦点，酒店方察其事之悖法违俗，乃发檄文以昭公义，曰：“华夏婚制，一夫一妻为本，载于《民法典》，乃国法纲常之基。今有妄人欲践礼崩之途，吾等岂可容之？”遂绝其约，舆情始稍息。

此事虽小，然关涉婚姻之义、礼法之辨，可借古鉴今，剖其深意。

昔者，周公制礼，婚有“三书六礼”之规，《仪礼·士昏礼》详载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仪，佐以聘书、礼书、迎书三文，以彰婚姻之庄重。

纳采以雁，喻忠贞不贰；合卺共饮，寓阴阳相谐；结发绾心，誓白首不离。

凡此种种，皆显古人视婚姻为“承宗庙、继后世”之重，非独二人私情，更系家族兴衰、天道人伦。

今世虽简其仪，然核心未改，民国婚书犹存“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之誓，以红笺墨字为凭；今人虽持简册为证，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愿，千年一脉。

然则，三人婚礼之议，竟欲以一己私欲凌驾礼法，岂非悖逆古训？昔《红楼梦》绛珠还泪，尚知“泪尽债清即归仙籍”，今人反以滥情为戏，实可叹矣。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明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之婚姻制度。”此非独今法，实承古义。

昔《唐律疏议》严惩重婚，明清律例亦以“七出”规束夫妇之义，盖因婚姻之稳，系家国之和。若纵容三人成婚，则纲常紊、伦理溃，其害甚于洪涛。

或问：“古有媵妾之制，岂非多偶？”然媵妾乃宗法之遗，非今世所宜效，且其制亦主次分明，妻为嫡、妾为从，未敢僭越。

今之妄议者，竟欲并尊二女，实为淆乱名分，犹若《红楼梦》中贾宝玉游太虚时，警幻仙姑所诫：“风月之债，皆魔障也！” 情债若滥，必成孽缘。

古之婚祝，重辞章之美、寓意之深，《诗经》贺新婚，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汉赋颂佳偶，云“梁孟才追山海誓，娇比璧珠联”。至若“白首齐眉鸳鸯比翼，青阳启瑞桃李同心”等句，皆以文雅之辞，寄百年之愿。

而今人竟以“三人婚礼”为噱头，其祝词何以着墨？若强拟文言，恐成“画虎类犬”之讥。

昔朱庆馀赋《近试上张水部》，以“画眉深浅入时无”喻忐忑之心，何其婉约；今若效颦而颂畸恋，岂非辱没斯文？

或言：“情之所钟，何拘礼法？”然情若失度，则如脱缰野马，终致倾覆，昔神瑛侍者以甘露惠绛珠，尚需历劫偿泪；今人妄求齐人之福，岂能免于业报？

《红楼梦》黛玉泪尽而逝，宝玉遁入空门，恰证“情债需清，孽缘当断”之理。

反观酒店取消婚约之举，非但守法律之严，更存教化之德，犹若古之君子“以礼止非”。

且观今世佳偶，如“丑丑儿”与“雅薇”之缘：初因拾金结契，后以文字相知，终成连理。其情之真挚，恰合“三生石上注良缘”之古训。

彼等持守一夫一妻之制，方得“鸳鸯谱订成佳耦，伉俪荣谐到百年”之圆满，较之三人婚礼之虚妄，高下立判。

《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夫妇之道，乃人伦之始、王化之基，世纪佳缘此番举措，非独护法，亦承古礼。

昔孔子删《诗》而留《关雎》，以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今人若欲婚姻长久，亦当以礼自持、以法为界。

愿天下有情人，莫效三人婚礼之荒诞，但循“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之正道，则家国幸甚，文明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