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0年12月报名当兵的。那时候当兵是件特别光荣的事，部队里表现好能提干，退伍后还给安排工作，所以每个征兵名额都有几十号人抢。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按当时的政策本来没资格报名，急得我整天在屋里打转，一整天水米没沾牙也不觉得饿。

还是我娘有办法。她把我上学那会儿得的奖状全翻出来，厚厚一沓抱到征兵干部跟前。村支书也在旁边帮腔，说这娃从小就是好学生。就这么着，我愣是拿到了入伍通知书，胸口别上大红花那天，我娘眼眶都红了。

新兵连在青海，头三个月训练是真苦。每天天不亮就出操，晚上睡觉浑身酸得像散了架。分到连队后才发现，指导员、连长这些领导其实都挺和气。部队生活真是把时间掐得准准的，早上六点起床号，晚上十点熄灯号，中间除了训练，还得帮厨种菜喂猪。我这人闲不住，军装袖子总比旁人先磨破，胶鞋也补过好几回。

可能因为我肯下力气，当兵三个月就入了团。第二年十月，和我同批的兵里头，我头一个入党。指导员和班长当的介绍人，入党那天我攥着拳头念誓词，手心全是汗。四年下来，我拿了四次连队嘉奖，还当过营里的模范团员。

七二年冬天跟着营长去接新兵，训练场上那些小伙子个个精神。营长背着手转了两圈，回头冲我直点头："这批兵带得不错。"那时候真觉得在部队能干一辈子。
变故是从七四年开始的。营里要组建汽修班，突然把我从文书岗位上调走，带着几个新兵去地方学修车技术。指导员那阵子总黑着脸，有回开会直接说："有些人这山望着那山高。"我知道他嫌我不安心当文书，可这事又不是我能做主的。

1975年开春，我请假回家探亲，老家变化大得认不出。村里通了电，公社开了砖厂，几个发小都进了供销社。回部队那天，指导员听说我要退伍，叼着烟卷冷笑："要走也行，退伍名单可没你的份。"我直接把铺盖卷往他面前一放："超期服役都两年了，我哪儿也不去，就要回家。"

临走前指导员破天荒找我谈话，塞给我五十块钱，说是胃病补助。那会儿退伍费统共才九十块，我捏着钱站了半天，到底也没问出他到底想说啥。
四十五年后，我去四川看老营长，老人家头发全白了，见面就拍大腿："刘安民、董雷武都是我带出来的兵，你当年咋说走就走了？"我端着茶杯笑笑没接话。刘安民是我老乡，董雷武是汽修班的兵，他们后来都提了干。

1975年3月，我退伍回到村里才知道，从我们这茬兵开始，农村兵退伍不安排工作了。公社倒是挺照顾，让我去社办企业当会计。那时候身份叫"亦工亦农"，农忙下地干活，闲时在厂里做账。

1981年分田到户，我家分了七亩地。头回在自己地里干活，麦子长得格外好，坡地从亩产百来斤涨到五百多斤，平地能打上千斤。
送公粮那几年是真苦。六月天拉架子车走二十里土路，汗珠子砸在地上能冒烟。可看着粮站的人往本子上盖章，心里又觉得踏实——庄户人家，给国家交粮是天经地义。

后来调到乡企办管了十三个厂子，白天跑企业，晚上自学会计。那些年乡镇企业红火得很，我们乡从十五家发展到二十二家，村里也办起石灰窑、砖瓦厂。乡亲们农闲时有活干，家里总算能见着现钱。
1987年赶上税务局招人，朋友举荐我去收零散税。这活计不好干，街边摆摊的、跑运输的，见着收税的就躲。好在我对乡镇情况门儿清，五年收了上百万税款，连局长都夸我会办事。1991年局里特批我参加招干考试，三十好几的人跟小年轻坐一个考场，最后还真考上了。
要说这些年最管用的，还是部队养成的习惯。每天早起跑步，五十岁还能在区局登山比赛拿第二。地里的活也没撂下，退休前年年自己种麦子。儿女们老劝我歇着，可我觉着人活着就得动弹。如今每月领着退休金，医保卡揣在兜里，闲时翻翻当年的军装照，这辈子也算没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