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刚入秋，白城的街道上树叶都枯黄了，50多岁的郑其贵司令员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走着，突然被巷口冲出来的一个人影给撞得晃了几下。

这时身边的警卫员小张手里的枪栓“咔嗒”一声响了，就在这时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带着哭腔喊道：师长！是我啊，我是小王！

郑其贵紧紧按住警卫员的手腕制止拔枪，眼前这个衣衫褴褛、身体残疾的男子，让他不禁回想起八年前在汉江畔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亲眼目睹了警卫班长用自己的身体替他挡住了飞来的弹片，在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现在再次见到这位英勇的战友，郑其贵此时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他知道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私无畏的战士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郑其贵缓过神来说道：小王？你是王富贵吗？这时郑其贵司令的声音变得非常颤抖。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军部发布的烈士名单上，有一个名字被用红笔圈了出来，那个人就是王富贵。

1951年5月22日，在三八线以南60公里的芝岩里山谷，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指挥所的电话线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

在面对美军第七师和韩军第六师的强大攻势下，这支缺乏粮食和弹药的部队被分割成了几个小股力量。无线电中最后接收到的命令是来自上级指挥部的“自行突围”的指示。

郑其贵一边扯开自己的领口，一边喊道：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都烧掉。然后看着王富贵把密码本都扔进了铁皮桶里。火光照亮了警卫班长那张还带着孩子气的脸，那时他才刚满19岁，却已经带领全排3次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去运送弹药了。

这时东南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美军的M46坦克往这边开了过来，履带压过玉米地，把三营刚刚筑好的防线又给撕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

王富贵喊道：师长，快走啊！拉着郑其贵就往交通壕里钻，只听见后面传来“噗哧”一声，像是有人被坦克履带轧到了。

5月24日晚上，鹰峰山坳这里聚集了最后剩下的300多人。郑其贵把仅有的四挺机枪编成了突击小组，这时候王富贵抱着炸药包就站了出来说道：让我带着敢死队去引开追兵吧。

二营长回复他说道：这里没你这个新兵蛋子插嘴的份！可话还没说完，王富贵就已经带着7名战士冲下了山坡。他们故意点燃了灌木丛，对着夜空发射信号弹，美军的探照灯立刻转向这片有移动火光的地方。

郑其贵通过望远镜，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在照明弹下显得非常清楚。王富贵炸毁第一辆坦克的时候，左腿被飞溅的履带碎片削去了半截。他拖着剩下的半条腿爬向第二辆坦克时，结果还没拉响导火索，就被敌人的机枪打穿了右眼。

王富贵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军的野战医院里躺着，因为麻药的劲儿已经过去了，他感觉到左腿截肢的地方已经腐烂而且疼的厉害。这个河南来的农村孩子哪里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比战场还要残酷的炼狱之地。

正值寒冬，济州岛战俘营的铁丝网上到处都是冰块，美军在看守把“亲战俘”和“反战俘”进行分开来管理。

那些不肯在身上刺上反标语的战俘，就会被拉进零下20度的小黑屋里，然后用冷水进行浇身上。王富贵躲在茅草堆里，用冻得邦邦硬的手指头在泥地上写了个“180”。

在1953年8月，当最后一批战俘通过板门店进行了交换。当王富贵拄着木拐走下卡车时，他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鲜花和欢迎的人群，而是面对了政审干部那冰冷的笔录，要求他详细交代在被俘期间是否有通敌行为。

王富贵此时心里憋屈的说道：他们说我给敌人洗过衣服，就是叛变。他用一根树棍拨弄着炕洞里的火苗。郑其贵注意到他双手布满了冻疮，那是他在白城砖厂抬土坯时落下的病根。

原来回国的那些战俘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不少人因此被取消了军籍。王富贵拖着假肢回到河南老家，却发现父母已经在饥荒中去世了，土坯房也早就塌了。没办法他只好扒火车来到东北，在砖厂里干着每天只有8分钱的活。

王富贵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伸手给到郑其贵师长‬，这是当年您给我的。里面是一张烧剩半截的党证，边缘还有些弹孔。郑其贵想起突围的前一夜，自己曾亲手把重要证件分给指挥员保管的情景。

3个月后，白城军分区收到了一份非常特殊的档案。郑其贵带着23名原180师官兵的联名证明，为王富贵恢复党籍和军籍的事情四处奔走。当民政局的同志看到师长亲笔写的“特等战功”证明时，窗外的积雪也正在慢慢融化。

1980年，民政部重新审视了志愿军战俘的相关政策。当王富贵在病床上接过了鲜红的《复员军人证明书》时，他的泪水打湿了印着“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枕头。他让战友把自己补发的抚恤金全部捐给了正在建设的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