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天，南京一户书香门第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家人为他取名“永坦”。

这个看似普通的愿望，却暗含着一个时代的期盼——那时的中国正饱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失所。

刘永坦出生仅一年后，日军全面侵华，他随家人开始了十余年的逃难生涯。

这段颠沛流离的童年，让他深刻体会到国家贫弱带来的苦难，也埋下了一颗“科学救国”的种子。

1953年，17岁的刘永坦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当时的哈工大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无线电技术，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58年，刚毕业的他被派往清华大学进修，两年后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师之一。

然而，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时，“文革”中断了他的科研之路。

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农村插秧种地，一度与挚爱的无线电事业“绝缘”。

但他没有消沉，反而在田间地头悟出真理：“农民尚能辛勤劳作，我有什么资格抱怨？”。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43岁的刘永坦迎来了人生转折，他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

在导师谢尔曼指导下，他接触到当时最前沿的雷达技术。

一次实验让他震惊：英国已研发出能穿透云层、监测数百公里的新型雷达，而中国对海探测能力仅覆盖20%海域。

站在实验室窗前，他暗下决心：“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新体制雷达！”。

1981年回国后，刘永坦提出研制新体制雷达的构想。

这项技术被俄罗斯称为“21世纪的雷达”，能实现全天候、超视距监测，对守护1.8万公里海岸线至关重要。

但当时国内外质疑声不断：美国耗时22年才完成类似项目，苏联更是花费26年，而刘永坦的团队只有十几人。

面对“大学搞不出尖端武器”的质疑，他带着20万字论证报告四赴北京，最终打动专家立项。

1989年，威海刘公岛附近建起中国首个新体制雷达实验站。

团队成员挤在漏雨的旧民房里，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处理数据。

经过800多个日夜、数千次试验，他们成功捕捉到22公里外目标的回波信号。

当示波器上的光点跳动时，这群硬汉相拥而泣——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此后的30年里，刘永坦团队将监测距离从22公里拓展到数千公里，使我国海域监控能力实现100%全覆盖。

2011年，这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8年，82岁的刘永坦站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却将800万奖金全部捐出培养青年人才。

如今，他带领的“雷达铁军”已壮大至数百人，其中80%是“80后”“90后”。

从青丝到白发，刘永坦用四十年完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科研长征。

当别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时，他总说：“我的人生与雷达绑定，就像树木的年轮，一圈圈刻着时代的印记。”

这位87岁的老人依然每天工作到深夜，因为他相信，守护祖国海疆的“火眼金睛”，永远需要更明亮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