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毛主席用兵如神，对下属将领信任有加且充分放权，极少直接点名批评军一级干部。然而，1948年夏季，毛主席却罕见地向华野野司发去电报，明确指示“撤换宋时轮”，这一指令可谓破天荒。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48年8月的曲阜会议。当时，华野野司正在部署济南战役的攻城任务，时任第10纵队司令的宋时轮，在会议上公然向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拍桌子，不仅表态无法参加济南战役，在受到批评后更是愤然离席。这一行为严重挑战了野司首长的权威，引发众人侧目。野司无奈之下，只能如实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实际上，宋时轮最大的过错并非仅仅是顶撞粟裕，而是他以“10纵伤亡大，得不到给养补充，打不了济南战役”为由撂挑子。人民军队绝非私人武装或军阀部队，绝不容许拥兵自重的行为，宋时轮作为纵队司令，说出这般离谱的话语，触碰了原则底线。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极为生气，当即回复华野，认为宋时轮行为极为不当，应予撤职。军委的电报向来字越少事越大，可粟裕在接到毛主席如此明确的指示后，却并未照做。在粟裕心中，上报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件不同且不冲突的事。他与宋时轮共事多年，对这位下属十分了解。粟裕深知野司有责任帮助宋时轮，不能简单地以撤职处分了事。

在1947年的梁山阻击战中，毛主席提出“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刘邓部队坚决执行。华野作为兄弟部队，奉命承担掩护任务。宋时轮的第10纵队在战役初期与敌人浴血缠斗8天8夜，全体官兵英勇无畏。但邱清泉用兵狡诈，虚晃一枪后突然北上直扑10纵。10纵位置突出，在敌人美械武器的猛烈轰击下损失惨重，难以正面硬扛。陈士榘作为野战军参谋长兼陈唐兵团军事主官，下令10纵向北转移，撤过黄河休整。宋时轮依令行事，带领全纵队北撤。然而，掩护刘邓大军南下是中央下达的重要命令，是从全局战略考虑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方略。

因此，10纵的这一行动被放大化。主席和华东局首长误以为宋时轮是在避战自保、擅自行动，全然不顾友军安危。军委发电报严厉批评：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个极大错误！毛主席多年未点名批评宋时轮，此次却在电报中措辞如此严厉，让宋时轮感到五雷轰顶。他满心委屈，自己明明是执行上级命令，怎么就成了“自动北渡”？而且纵队北渡黄河绝非易事，在优势敌人的追击轰炸下，10纵付出了1500余人的伤亡代价才完成渡河，整个纵队不过 2 万多兵力，想到这些，宋时轮难过得落泪。

陈老总了解情况后，亲自拟电文适当抚慰下属情绪，认为宋时轮情有可原，北撤责任主要不在他，当务之急是平复心情，准备继续战斗。但当时华野战事不顺，南麻、临朐战役失利，部队损失严重，四处转移，野司根本无暇理清这些细节，宋时轮的委屈也就此搁置，在军委那里也未得到及时澄清。直到 1948 年 8 月曲阜会议召开，宋时轮的事已过去一年仍未得到书面 “平反”，野司又安排人员不整的 10 纵去打硬仗，这才导致他在大会上情绪彻底爆发。

粟裕作为华野代司令，心思细腻，军事谋略过人。在与宋时轮单独沟通后，宋时轮也认识到自己在大会上公开失态确实不应该，诚恳地向首长致歉，并表态坚决完成济南战役西线作战任务。而毛主席此前发电报指示“应予撤职”，其实也留有余地。毛主席身处西柏坡，无法全面了解前线细节，有的情况或许只有华野最为清楚。这一指令并非严令撤下宋时轮，而是给华野野司留下了斟酌处理的空间。随后，粟裕向中央详细说明了相关情况，并为宋时轮求情，希望暂时保留其纵队司令职务，让他在济南战役中争取立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