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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人称薄老，坊间称他为“最后一位开国元老”。

所谓开国元老，并无官方标准，一般认为要在建国之初，位列副国级或者大将以上（含），去世后的葬礼，有时任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

薄老是七届中央委员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中委；也是八大政治局中，最后一个去世的局委。

因此他的去世，给人一种很强的时代冲击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关于薄老的文章不怎么多。

今天老猫给大家聊一聊，薄老在抗战期间的一些轶事，特别是他空手套白狼的第一桶金。

1931年6月，河北省委军委负责人叛变，省委及所属许多机关遭到破坏，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判刑8年。

1935年中旬，北平军法部门认定我党同志“冥顽不灵”，决定处死薄一波等人，只待南京政府批复。

但这时已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宪兵奉命南撤，薄一波等同志逃过一劫。

到了1936年6月，鉴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决定从原来的“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

为营救被捕同志，增强抗日力量，在党中央的允许下，薄一波等同志在《退党反共自白书》上画押签字，进入了抗日第一线。

出狱以后，薄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重回山西老家，和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阎锡山，结成统一战线。

华北事变后，阎老西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自嘲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日军马上要打过来，山西首当其冲；老蒋借“抗日”为名，要中央军入驻山西；我党也要在山西开展工作，对老西也是麻烦。

但三方力量中，日和蒋对阎老西的威胁，远大于我党。

因此阎老西最终接纳了统一战线，企图借助我党的政治影响，来扩充实力，渡过难关。

为了方便工作，薄一波和阎老西约法三章：

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 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 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

阎老西为了利用共党，答应了这些条件。

但他也提出要求，要求薄一波“在山西省政府、军队里不发展党组织”，这个薄也点头答应。

双方正式结盟后，阎老西打算效法老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培养出2万干部，并组建30万大军。

由于他手底下都是旧军阀，没有相关人才，而老蒋的人，阎老西又不敢用，因此斟酌再三后，他将这个任务委托给薄一波。

对薄一波来说，这是个非常复杂艰险的任务：

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法子，是万万不行的，这是给阎老西培植力量，后患无穷；

但阎老西在军队眼线密布，如果直接用我党教育士兵那套，又违反了之前双方约定的“军队里不发展党组织”的协定。

如何巧妙招收到学员，又不为阎锡山所用，就变得很棘手。

但薄老就是薄老，真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能培养党组织，可以培养后备军。

一方面利用我党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发动山西的青年来考试；

一方面又在考试的内容上做文章，在录取学员过程中做筛选。

在考试内容的安排上，“按劳分配”、“物产证券”、“财产自由”是必不可少的题目，要拿出来应付阎锡山。

其余的题目，则都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然后薄老将这两类题目混杂在一起。

在录取过程中，薄一波等人内部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

通过这种方式，有效保证了学员的纯度，招收上来的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

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优秀的军事干部。

这就是著名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三句话方针。

但阎老西并非等闲之辈，很快就回过味来。

自己出钱、出枪、出人武装起来的队伍，居然都成了老共的，他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1939年3月到4月，阎老西跑到陕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并在会上说了一段别有用心的话。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 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 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

老西这样说，显然是告诉与会者，自己和老共的合作是做错了。

从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这步棋走错了，现在到了抛弃“新车”用“旧车”的时候。

会后不久，老西在老蒋的支持和煽动下，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企图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

而薄老率领的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持和配合下，英勇反击大获全胜，并趁此良机，公开脱离了阎老西的阵营。

而发现老西不能打后，原本支持他的老蒋也变脸了，说好的援助没了不说，还要把手伸向山西。

老西在山西的地盘，也损失了四分之三，只剩下了晋西南一块，不到二十个县，彻底成了一个破落户。

他本来想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却被闹了个鸡飞蛋打，做了个天大的亏本生意，薄老在军队的第一桶金，也由此建立！

现在网上有些舆论，认为阎老西支持组建新军，并提供装备和粮饷，最后做了他人嫁衣，我党有些“对不起”阎老西。

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

老西确实为新军提供了装备和粮饷，但并非“无私援助”，而是基于共同抗日的需要。

新军也积极抗日，为保卫山西做出贡献，并不是单方面“占便宜”，从最初目的来说，已经实现了组建新军的初衷。

后来老西看到新军日益受我党影响，开始担忧军权失控，但他没有采用合法手段斗争，而是直接武力偷袭。

从这一角度看，并非我党“背叛”，反而阎锡山试图消灭新军，导致合作破裂。

从民族利益看，新军最终成为八路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新军继续受阎锡山限制，可能难以发挥最大战斗力，只会变成军阀维护统治的工具。

阎锡山希望新军为他所用，但不愿接受其进步性质，最终选择镇压。

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可能放弃对新军的领导权。

因此与其说“对不起”阎锡山，不如说这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

新军的最终去向，要符合全民族抗战的需要，而非阎锡山个人的利益， 这也是历史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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