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民众时代”概念如何影响西方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世纪|中国近代史|史学|民众时代

当我们谈论历史研究时，往往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会用各自熟悉的概念框架去解读他国历史。这种做法既有助于跨文化理解，也可能带来误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常用＂民众时代＂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变迁，但这一理论框架能否准确解读中国历史实际？本文将探讨＂民众时代＂概念的来龙去脉，分析它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时的局限性，并思考如何构建更适合理解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民众时代＂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说起＂民众时代＂这个概念，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这个术语其实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托克维尔、哈贝马斯等人创造的一个概念，最初用来描述欧洲封建社会解体后出现的特定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原来封建社会的经济变革催生了一套全新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活动模式。

简单来说，＂民众时代＂指的是市民社会出现并发展的时期，它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公民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讨论，形成了有别于封建社会的新型社会结构。

然而，这个概念在被用来分析中国历史时就出现了问题。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明朝后期到清朝早期（大约1600年起）的社会变化可以用＂民众时代＂来解释。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城市商业发展、市民阶层崛起等现象与欧洲的＂民众时代＂有相似之处。

欧洲模式与中国现实的差异

问题在于，这种简单套用欧洲历史模式来解读中国历史的做法忽略了两种文明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异。

德国学者罗伊在1984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中，试图将当时中国社会描述为＂太平天国之后的汉口已经变得非常像西方人观念中前工业化的城市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城市社会与早期欧洲社会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这种观点存在明显问题。首先，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冲突与社会整合的基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差异。其次，罗伊自己也承认，在汉口发现的社会冲突程度与欧洲城市大不相同。中国城市的税收力量较弱，城市的凝聚力也更强。罗伊将这种区别归因于中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大影响。

所谓＂文化霸权主义＂是安东尼格拉姆西提出的概念，主要用来解释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文化手段维持其社会控制力，从而减少对群众反抗的可能性。罗伊认为中国存在强大的文化霸权主义，这使得城市居民和工人阶层面对不公正时缺乏反抗精神。

然而，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到底有多强大？我们如何衡量社会的反抗力量是否存在？文化霸权的程度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反应，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中国的＂民众时代＂：有局限的比较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清朝后期，会发现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激烈变化。按照罗伊的观点，当时的国家、民众与精英们形成了＂联盟＂关系，而非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发展出各种力量来反对政府，这些都展示了一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但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认为，20世纪早期的中国就像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样，校友会、报业联合会、同乡会、商会等占据着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会领域。这种社会结构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斯特尔格把这些社会精英们的活动与他们的过去联系了起来，认为正是他们的合作为社会服务构成了社会基础。

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有很大不同。精英们对政府的反抗始于清末，并延续到民国。日益增多的新式报刊、宪政会、商会等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确实发动了各种力量来反对政府，这些都可以看作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是，精英们主导这些活动的方式与西方的＂民众时代＂有着根本区别。

在哈贝马斯那里，＂民众时代＂是由西方社会环境本身内在的动力导致的产物。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精英们的社会管理活动并不能使他们自然成为政治反对派。相反，他们还要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才能被答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答应，这些问题在20世纪前还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把明朝后期和清朝早期的精英们要求改变政府政策的＂民众时代＂混为一谈，只能混淆两种情况各自产生的原因，使人们看不到后者从逻辑上和因果关系上都不是前者的产物这一重要事实。

从社会管理到政治反对：中国＂民众时代＂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精英们对政府的反抗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管理到政治反对的转变过程。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变化。按照罗伊等人的观点，当时的国家、民众与精英形成了特殊关系。商业社会、金融机构、通讯业、印刷业等资本主义的经济部分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引用＂民众时代＂来说明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兴起的、由精英们组织的官方的公共服务行为。如保甲、控制水患、兴办学校等，都说明中国在帝国后期存在着一种精英的社会管理行为。

但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等学者已经指出，当时精英们的活动与政府是有联系的，精英们自己就认为他们的举动是为社会秩序服务的，是响应政府号召而管理地方事务。很显然，这种情形与＂民众时代＂的本意相符吗？

在托克维尔所指的＂民众时代＂里，资产阶级的精英分子能够自身的利益，发表并得到他们关于合理运作的政府机构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是维护私人的财产权力和个人自由。但是，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不存在这样的＂民众时代＂文化，那么，有哪些原因导致使用＂民众时代＂来解释中国与欧洲模式不同的社会呢？

一个新概念：第三领域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使用西方术语研究中国历史的局限性，因而有人创造了＂中性＂的词汇，如菲利普黄的＂第三领域＂。这一概念是用于来解释中国存在的所谓＂坊论＂现象的。

在他看来，对于清朝之后的中国，从政治上有开不存在对市民权力的维护，市民社会却发达起来了；从经济上看，自然经济与一体化的市场、城市的工业化同时存在。这种现象用＂民众时代＂是解释不了的。

因此，黄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第三领域＂。它指代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黄认为，中国一直存在着＂第三领域＂，它在清朝是半正式的——如绅士们的公益行为以及对县级以下地方的管理——到了20世纪则逐渐走向正规，如社会的一体化及警察、法院、学校及技助农工商业的机构的出现等，都是＂第三领域＂的表现。

他还认为，1949年以后，在集体化时期政府扩大了在＂第三领域＂的作用，而在改革时期，社会则在＂第三领域＂中增加了影响。他认为，这一新的概念不是按西方模式设计出来的，其内涵和逻辑是我们应该注意和研究的。

＂民众时代＂与比较的方法

为了避免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我们需要明白中国人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及对欧洲的评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什么使得欧洲的＂民众时代＂与中国的不一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用中国的观点代替欧洲的，而是说要用综合的、或对称的观点来进行比较，这才是明智的比较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从欧洲的＂民众时代＂来看，中国所缺的最重要的是政治性的，即缺少民主的可能性；而这在欧洲的＂民众时代＂中是贯穿始终的，从中国的＂民众时代＂来看，欧洲缺什么呢：缺可以分公共事务可管的＂乡村空间＂，经济政策方面的＂平均主义＂思想及社会福利思想，这是它最重要的区别。因此说，＂民众时代＂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变化存在着种种局限。

近年来在＂民众时代＂方面的争论再一次警醒我们：不要按西方的模式判断中国的历史。中国与西方存在着相似之处，但这些相似之处是与至关重要的不同之处相依存的。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们，历史发展不是单线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我们应该从中国历史本身去寻找中国与西方历史动力之不同的答案，只有更多地了解中国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近代与现代的中国！

结语

＂民众时代＂这一概念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在应用于解读中国历史时存在着明显局限。我们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框架，既能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成分，又能立足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第三领域＂等新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模式，而是要通过深入比较研究，找出各自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全球史学的发展。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