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维舟

有一次，在去长春的火车上，邻座得知我是上海来的，感慨“上海好啊”，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数落长春这些年来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听到后来，我都有几分尴尬，说：“其实上海也有自己的问题，像长春这样的小城市自有其好处。”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声：“长春再怎么说，也是三百来万人的大城市，怎么在你们上海人眼里，就成小城市了？”

这是我后来在各地访谈中一再遭遇的现象：很多地方的人并非不知道本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时甚至自己也有尖刻的批评，但你务必小心翼翼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因为批评家乡乃是他们留给自己的一项特权。

然而，如果连直视问题的勇气都没有，那还谈什么改变和进步？

自我肯定的陷阱

东北近些年来的经济失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以人均GDP来看，1990年东北仍是全国各大区中最高的，但到去年已经垫底，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从高于全国平均值36%，变成低于全国平均值31%。没有任何一个大区经历了这样戏剧性的滑落。

然而，一位已到上海工作的东北人告诉我，他发现自己老家那边的亲友会用种种说法极力否认现实，力图证明“我们这儿也很好”：

“北方和南方，各有各的好，别只说南方的好。”

“你怎么证明上海比锦州好？你看到的都是片面的，锦州有好的地方，上海也有不好的地方，只是你没看到。”

“你说的只是锦州那样，不能因为锦州说整个辽宁、整个东北都不行，沈阳大连才能代表辽宁、代表东北，你不能只盯着东北不行的地方说它不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南方只是最近些年起来了，但东北也曾发达过，风水还会轮流转。”

“南方只是靠着政策好，当初要是在东北划四个经济特区，我们也能发达。”

“南方的发达就是靠坑蒙拐骗，看看多少假冒伪劣产品，那种钱我们不挣。”

“深圳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仔细看看，它的建设也是靠着我们东北人。”

这些话语否认了南方值得学习效仿，或是强调彼此对等，或是根据循环时间观来强调南方的兴起不过是“运势”使然的昙花一现，又或者将南方的经济发展归结于“政策扶持”（这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思路，不能解释为何“东北振兴”也给了政策却振兴不起来），再者就是鄙夷不屑地认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是靠了不道德手段，又或者，还是我们在出力。靠着这些说辞，人们得以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的心理愉悦：“我们也不输给人，他们只是运气好，赚了钱也来路不正，不像我们是好人。”

这里面最具有自我麻痹效果的，是将经济发展的成败归结为非人为因素：很多人将这些年南北差距的拉开，解释为“自然禀赋”不同，尤其钟爱这样一些说法——“东北气候太冷，不利于经济活动”、“北方水运条件差，又缺乏良港，在当前世界贸易主要依赖海运的条件下，南方经济发展当然得天独厚”。然而问题在于，在1990年之前，解释东北的成功时，人们也都觉得东北得天独厚，黑土地肥沃、物产矿产富饶……那时可没人觉得气候冷会导致东北经济发展滞后。何况，放眼看看世界，北欧可比南欧发达多了，加拿大当然也比墨西哥富裕。

按照归因理论，这些都是“外归因”，即归结为外部因素，而不是当事人的内在因素（此人聪明、勤奋、能长远规划、善于把握机会等等）。或许这就是人的本性：通常大家都喜欢把别人的成功外归因，而把自己的成功内归因。这当然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好比说“那个人发财，只是运气好”，这样就无须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惭愧了。你说一个人发财，运气难道不重要？但那只是原因之一，更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过你要是觉得对方只是运气好，那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因为这么一来，你没成功只是运气不好，既无须改变，也不用反省，更不必努力了，等转运就行了。

这多少还算有点道理（自然禀赋当然对经济活动有影响），但另一种话语就只是诡辩，强调的是双方的不可比：“别天天南方北方，北有枣庄二手车，南有宁波二手车，南方北方都有发展好与不好的，都有文化新与旧的”那意思是：南方也就只一小部分区域还行，我也可以挑出北方的优点来跟南方进行“田忌赛马”式的打脸比较，那不就把南方比下去了吗？

这种思维已经完全偏离了“参照学习”的本意，而将之看作是一场“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并竭尽全力来证明自己这方的好。国学大师钱穆生于中国文化自信低落的时代，每每讲到中西文化对比时，胜出的永远是中国，这固然是出于他所说的“温情与敬意”，但这种对所属文化的亲近感，加上无法选择只能接受现实的无奈，到头来只会转化为对本乡本土的肯定乃至热爱，以及对参照物的否定，那就谈不上自我反思和改变了。

经济落后的

文化症结

有位国外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后说过这么一句话：“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富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了一种穷活法里去了。”

贫困亚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深陷其中的人们看不到自我改善的可能，转而合理化自己的现状，对此王小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这种种生活趣味、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而这样一种拒绝学习、调适，为自己的现状百般辩护、不愿意走出舒适区的文化意识，肯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为人们既看不到更好的可能，也不愿意学习借鉴，还听不得别人指出他们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多年前，有记者在云南一个偏远山村里和村民交谈，说到当地的贫困状况，有一个村民不满地说：“我就不明白了，现在都有白面馍馍吃了，怎么就叫贫困了？”

有时候，人们自己也知道差距，但相比起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他们更乐于塑造一个让自己舒心的故事，以此来捍卫自身脆弱的自尊心。当然，每个人都寻求并渴望获得对自己的积极评价，然而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发现：越是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群，越容易出现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利偏差”，那就是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却否认自己应为失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认知歪曲，因为让自己确信“我很好”就能让人自我感觉良好，而可以无视现实。尤其是如果现实让人痛苦不适，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构建出一个故事来满足自尊的需要，本能地进行自我辩护。

这些想法着眼的不是“学习他人的优点”，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强调自己的处境也是好的，情绪价值拉满，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而言，它不是寻求成长、改变，而是获得肯定和自尊，并把得不到的予以贬低。既然如此，那批评意见听不见，但如果是夸他的，那他立刻就信了。

人都有本能的自我合理化倾向，要让人正视现实差距，承认自己这边是不好的，对很多人来说，这第一步就是令人痛苦、心烦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的想法才让人心安。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常说的是“上海也排外，都不如咱家好”，又或是：“南方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去南方，也很难混得比这里更好。”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之所以急于辩护，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和本地是紧密绑定的，因而批评家乡就被自动视为攻击他本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对我说：“山东可以自嘲，但你没有资格嘲笑山东。”当然，这么说的人，其实也不会自嘲，但这里的关键是，这种批评不能来自外部，内部又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还怎么发现问题、指出问题？

那些相对保守、闭塞的地区，人们对群体的归属感往往很强，大城市里的中产则更倾向于认为个人命运和前途不一定和集体是完全绑定的。可想而知，每当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有强烈归属感的时候，就会对外人的“冒犯”极为敏感，自觉作为群体的一分子，切换到维护它的战斗模式。既然如此，那也就谈不上对问题进行客观评价了，而是要看谁出于什么动机在说，并为了捍卫自己所属的群体而不惜歪曲事实。人们之所以动用各种借口来回避问题，说到底其实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现状，又感觉自己因为安于现状而遭到了批评。

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越是有一种无力感，个体难以独立、自信地发挥自身才能，很自然地就集体认同感更强，他们不相信靠个人的力量能推动什么改变，也就越发认可现状，不谋求改变，转而接受现实、美化现实，又或告诉自己别无选择，为自己的处境竭力开脱，然而，这种自我合理化其实无异于自我欺骗，而这些对所处环境的适应行为，反过来会阻碍他们看清现实，阻碍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可悲的是，当人们为了捍卫自己那点自尊心而合理化自己的现状，否认差距、拒绝批评，这反倒会进一步导致经济落后，因为这样自我封闭、自我固化的态势，当然会导致新思想无法落地，而那些有意推动变革的人才却可能在遭到边缘化之后被迫离开。最终，“看不到改变的可能”就真的带来了“现实无法改变”的结果。

这样的恶性循环，要怎样才能打破？

改变的动力

一个地方的经济表现，并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总是与当地社会的一系列结构性特质紧密相关，受到地理、历史、文化、资源、政策乃至偶发事件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逻辑链极长，产生影响的动力也极其复杂。也是因此，当地人如果想自我辩护，几乎肯定能找到自我合理化的说法，但关键点在于：这个复杂系统的变迁动力从哪里来？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地方体制内就业的人口比例偏高，社会心态追求稳定、不变，那就更容易抗拒变动。这并不奇怪，因为进步、提升、变革，不管怎样，首先是基于对现状的反思和批评，但如果你觉得这现状够好了，或哪怕不好但无法改变，那当然就会站在对立面。如果你被困在一个不如人意的系统内部，还会产生一种苦闷感，所以有些人的口头禅是“不然还能怎样呢”，那意思是：抱怨除了让自己不舒服之外，改变不了什么。然而，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信心的，那重点与其说是“现在不好”，不如说是“未来还可以更好”。

一个系统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惯性。比起运河的漕运，海运有诸多优势，但明清时代的中国却一次次错失了机会，为什么？历史学者樊铧在《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一书中研究后发现，漕运在制度化之后，已经成为平衡国家、地方与部分官僚集团利益的一套安排，“每个环节在当时都是合乎实际情况、可以被理解的”，“河运的交通和水系格局一旦确立，地方上就围绕运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地理格局——这个格局在商业流通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采纳新模式，还会极力抵制。

两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之后，在《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变迁对系统是否有益，取决于系统的适应能力。使变迁有益于系统的关键在于保持一个可以使系统维持动态平衡的变迁速度。如果变迁使系统陷入了不平衡，就是有害的。”他们发现，在这样一个稳定、守旧的社区内，革新者一般只占2.5%，由于背离社区规范太远而很难得到追随，要引入新思想和新技术，因而格外困难，“对于一般的农民来说，只有他的邻里已经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想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时，他们才会停止攻击新思想，开始试验一下。”但是，一旦这一进程启动，“随着发展的进行，发展越来越容易”，这是因为发展的每一步都为下一步创造了条件。

如果我们按经济发展和改变意愿来做一个四象限图，就会发现，要避免陷入停滞，积极拥抱改变的社会文化心理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要打破一个地方社会的自我固化，就需要更加开放的态度。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好？但那不应该只是抱着一种防御性的心态来自我肯定，以此维护脆弱的自尊心，相反，“变好”的第一步应当是以开放的态度看见问题的存在，并不卑不亢地看到本地有别于其它地方的比较优势。很多人不是没能看到问题，却很少有人想办法去解决，因为解决问题花费个人精力和大量成本，解决了大家一起受益，人人想着搭便车等别人解决，人人都无动于衷——有的人本身就是问题中的实际受益者，甚至是阻拦者。

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是对本地面貌既有清醒认识，在看到缺点的基础上认识其相对优势，能着手努力去做事的那些人。这就是为什么营商环境那么重要，因为只有让那些带动经济发展的人安心做事，其它变化才能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