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我们发布了「1%捐赠承诺」全新的介绍文章：，截至到4月16日，已经有570位伙伴选择一起践行着这份微小但坚定的利ta承诺：每月捐出收入的1%，支持中国有效、透明、负责的公益项目，改变世界一点点，走出虚无一点点。
本篇文章是对3月30日晚答疑直播的文字回顾。1%的共同发起方——益盒的机构负责人李治霖与联劝的秘书长郑依菁——一起直面了一些相当尖锐的对公益的质疑，也回答了直播间朋友们提出的所有和项目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
一年多前，我们曾公开回应过对「有效公益」的核心质疑与挑战：。这次直播也秉持着类似的目的：用坦诚的沟通促进理解，在充分的信息交换中建立信任。
毕竟，任何我们所面对的“不可理喻”的质疑者都可能是另一个时空里被另一种生命经验与信息环境所塑造的“我们自己”。回答尖锐的问题，也是在更好地面对自己。
Q&A目录
1、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吧？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是不是更重要？
2、我已经纳税了，为什么还要捐钱呢？公益是有钱人做的事情吧？
3、捐的钱有多少真正给了需要帮助的人？为什么需要你们“中间商”？
4、我的捐款会不会被挪作他用？我怎么监督你们？
5、什么样的公益算有效？透明的问题还没解决，谈什么有效？
6、一味强调有效性，是否会让小而美、无法清晰衡量效果的组织失去生存空间？
7、你们怎么筛选公益项目？你们向公益组织收费吗？
8、公益都爆了那么多雷了，我已经失去信任了，你们还干啊？
9、为什么益盒与联劝展开了战略合作？
10、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说服富豪捐赠1%？
11、赚钱捐赠 vs 直接从事公益工作，哪个更重要？
12、你们在公益行业受到过怎样的暴击？
依 菁：整个行业都在尝试用更多元的路径解决社会问题，公益和商业之间的界限也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我认可这种探索，但对“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持保留态度。
原因很简单：商业的核心目标，归根结底是盈利，是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它的出发点是满足市场上有支付能力的那部分人群的需求——也就是说，它只会去解决那些既有社会需求、又有市场、还能带来收益的问题。而公益关心的是公共利益，尤其是那些没有支付能力、最边缘、最弱势的人群。如果我们说“商业就是最大的公益”，那么那些没有能力为服务买单的人就会被排除在外，社会最需要关注的人群反而最容易被忽视。
这其实就是市场失灵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得很清楚：
1、比如中国最早的公益项目之一——希望小学、无国界医生、家暴女性庇护所等，这种面向底层群体、没有支付能力的人群的项目，从来不是商业能主动介入的，并且商业也无法盈利。
2、有些企业即便商业上非常成功，但如果它同时在排放污染、破坏环境，社会最终还是要花钱去治理。这就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说明商业行为有时反而需要由公益或政府来“补位”。
3、此外，近年来国内流行的“影响力投资”与“社会企业”理念，虽然试图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但现实中要同时获得资本认可、又不偏离公益初心，其实是非常难的。绝大多数社会企业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成功的案例很有限。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商业有时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就忽视了它与公益在目标上的本质差异。我们仍然需要一批真正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行动者，来守护那些最容易被市场遗忘的角落。
治 霖：对，我非常认同。我脑海里其实浮现出两个直观的例子：
1、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餐馆，有那么多的食物在被生产和售卖，但仍然有近10亿人食不果腹，面临饥饿；
2、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空置的房屋和酒店，但仍有大量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
这些例子说明了一个简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市场在大多数时候只能解决“有利润、有支付能力”的人的问题。它无力回应那些无法成为“消费者”的人群的基本需求。当市场失灵时，我们会依赖政府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通过医保、社保、教育、应急体系等来兜底。但政府也并非万能，税收资源有限，它必须设定自己的优先级，这也意味着总有一些群体、一些议题、一些紧急状况会被遗漏。
这时，就需要“第三次分配”——也就是在纳税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再拿出一点点钱，通过捐赠来帮助那些市场和政府都无法及时触及的人，比如遭受家暴的女性、经历极端灾害的受灾者、极端贫困和饥饿中的人们，或者那些因为没有支付能力而被系统性忽视的人。
我当然也认为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全球也有一些成功案例，我对此并不反对。但我担心的是，它们是否会蚕食和挤压本就稀缺的公益空间。如果企业家用作商业投资的钱被引导向更有社会价值的领域，那当然很好，我们支持；但如果这部分资金原本是打算捐赠的、是为了解决市场与政府都无法触达的深层问题的，最后却变成了另一种盈利逻辑下的“投资”，那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流向。
影响力投资很好，但它不应、也不能替代公益。在这个社会里，总还是需要有人，付出金钱，甚至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去无偿地关心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人。毕竟，就像商业一样，公益也是需要一个积累大量专业能力的领域。
举个例子，我们支持的，他们把白内障老人接出来，给老人做复明的白内障手术。我们每个月都会跟他们对接，看项目进展和钱的具体去向。我每个月都能看到社工是怎么帮助一个老人去做手术的。因为帮老人做手术并不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手术报销就足够。很多老人甚至不知道白内障导致的失明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即便知道了，他们也常常因为没有陪护、或难以负担来往医院的交通费等各种原因，最终无法接受手术。那机构就要花很多的精力把有手术需求的老人找出来，然后再带ta去医院做手术。所以我经常会在了解完这个项目实际的开展和成果的时被震撼到。
再比如，我们支持的北京源众给受家暴妇女提供经济、心理和法律援助的。我们每个月都会了解到1%捐赠支持的个案故事。包括机构如何帮助受暴妇女儿童摆脱暴力环境与精神控制、如何提供紧急时期的庇护和食宿，再到怎么帮助她去公安立案，怎么跟法院起诉，都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想要真正帮助一个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背后有非常多额外的、专业的工作，必须需要一群投身于这个事业的伙伴毫无保留的、纯粹的利ta的努力。
依 菁：还有一个我想补充的点是：当我们谈论“商业解决社会问题”时，往往有一个前提是被忽略的——那就是公共服务或公共品必须先被“商品化”或“私有化”，商业才有可能介入。而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值得警惕。
像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些公共服务变成商品，获取的标准就变成了谁能付得起，这其实是在加剧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我们可以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美国的商业医保体系。它非常发达，市场机制极其成熟，但现实是，美国人均寿命近年来却在下降，甚至底层人群在看病、用药上的困难被进一步放大；社会健康状况并没有因为成熟的商业医保而更公平。这说明商业机制在处理公共问题时，并不总是有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比起在“商业效率”或“市场回报”这种框架下去衡量公益的价值，其实我们更应该走出商业的框架，为公益寻找一个更有超越性的衡量目标。只有当我们不再用商业的标尺去衡量公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释放出它深层次的价值与能量。
治 霖：是的，我觉得公益最终追求的，从来不应该是再被商业、逐利、资本这些逻辑重新框定回去。在资本的逻辑里，有多少人真的尝试把“影响力投资”里的“影响力”定义清楚了？琳琅满目的“商业向善”项目，有多少能把自己“向善”那部分的证据和效果说清楚呢？一定有一些组织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在含糊其词，就会让真诚地做好事的人被淹没在噪声之中。可能我们都需要更有耐心和定力，不过早地用资本逻辑来绑架“襁褓”中的公益行业。
我们之所以做公益，就是希望去探索一些超越性的关系和价值——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不是以“我能从你身上赚多少钱”为基础的互动，而是基于互助、共生、理解与支持的连接。我觉得，公益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与远方的人、与身边的人产生真正的共情与理解，然后一起努力走向一个更美好、更温暖的社会未来。
如果你想了解更清晰的“影响力”定义方式
治霖：举个类似的例子，我们平时都会纳税，用来支持消防部门，也期望在火灾发生时，他们能及时救火。但如果今天邻居家突然着火，我们是站在一旁说“反正我交了税，等消防队来就好”，还是愿意主动提一桶水帮忙灭火呢？
公益和纳税也是同样的道理，两者并不冲突。社会上的问题有很多，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多做一点。我们通过纳税已经尽了一份义务，但当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苦难，我们依然可以再多走一步、再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他人。
依菁：实际上，自从互联网公益兴起以来，中国公众捐赠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中国公民个人捐赠占比已从2016年的21%上升到2019年的38%，而联劝每年公众捐赠的比例甚至超过50%。其中绝大多数捐赠人其实都是普通人，而不是所谓的超高净值人士。联劝和益盒的月捐人群很多都是学生、白领甚至退休人士。我们收到一些月捐人解绑的理由，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失业了，经济情况暂时不允许再继续捐赠。
我们也做过一些调研和采访，想了解这些没有成为富人的普通人为什么会选择持续捐赠。除了信任公益组织、关心相关的议题之外，很多人都分享说，“捐赠”这一利ta的行为本身，能带给自己非常强烈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让他们感到幸福，感到被需要，也感到自己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有让自己骄傲、闪光的时刻本身对捐赠人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
联劝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很多人做一点点。” 这也正是我们最希望实现的愿景——让更多人能更快乐、更自主地参与公益，成为这个社会“美好+1”的力量。
我们理想中的公益，并不是树立一个遥远的榜样，让其他人都做旁观者；我们更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己所能地贡献一点小小的力量，让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不再那么原子化、隔离化和冷漠，而变得更温暖、更具有人情味。
治霖：对，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我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让大家猜一猜：
很多人认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做公益，但其实每个人对“有钱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月收入有1万5千元人民币，你会觉得ta属于富裕人群吗？
https://www.givingwhatwecan.org/how-rich-am-i
经过购买力与汇率调整后的收入分配研究显示，如果你的月收入达到1万5千元人民币（年收入大约税后18万），你在全球的收入排名就已经进入前2%（约前1.9%），这其实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即使你的月收入在七八千到一万元左右，也已经能进入全球收入的前10%。
我们可能经常在各种新闻上看到“年入百万”的例子，好像社会上到处都是高收入人群。但事实上，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普通朋友，他们收入可能远比我们低。
如果我们再把视角放宽一点，在全球范围内看，能够在中国生活已经是一件相对幸运的事情了。因为全球范围内还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面临着饥饿、疾病甚至战争的威胁。
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比自己想象得更有能力一些。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去帮助其他人。这也是我一直在不断提醒自己的事情。
依 菁：很多人认为捐钱捐物就是最直接的方式。比如，水滴筹、轻松筹等救助平台的传播范围和捐赠人次远超大部分公益组织，就是因为它们足够简单清晰，钱直接打到受助人账户，还有银行流水、回单，给人极强的信任感。我们完全理解这种逻辑：链条越短，就越容易建立信任。
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中间商”，让事情变复杂呢？很多人经常会说“做公益不能养懒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其实这两种观点之间互相矛盾。当我们谈到“授人以渔”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如何去教一个受助对象钓鱼？首先，我们需要给他买鱼竿，这是物资成本；我们需要找到会钓鱼的人给他做培训、赋能、督导和评估，这里涉及大量的人员成本、交通成本、评估成本、培训成本，而这些钱其实都是不会直接到受助人手里的。此外，我们还要经常回访，看他是否真正掌握方法；回访发现不行，我们还得再次培训。为了激励他更好地钓鱼，我们可能还会设置一些激励措施，举办比赛、搞一些宣传传播的活动，给他成就感。这些都是公益项目中常用的方法，也都涉及宣传筹款成本，甚至包括买奖杯、奖状、证书、易拉宝等物资费用。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成本写入预算，很多公众就会觉得这是“中间商”赚取的执行成本。他们会质疑：“与其你们花钱搞这些活动，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到受助人？” 。但事实上，“授人以渔”的真正价值恰恰体现在这些专业服务上。这些服务需要专业的人和组织来提供，他们也需要合理的管理费用、人员费用和执行费用来维持运作。而公益行业目前的薪资水平已经很低，我们一线的伙伴非常辛苦，但很多平台或捐赠方仍然严格限制人员和管理费用。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限制反而妨碍了公益项目的有效执行。
另外，公益链条上的中间商确实比较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一线组织，还有像联劝、益盒这样的中间机构存在。中国有超过90万家社会组织，一个捐赠人想从中找到最匹配自己捐赠意愿的组织，无异于大海捞针。因此，联劝和益盒的价值在于，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遴选、评估和推荐，并协助一线组织提升能力，同时引导捐赠人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公益事业，这些工作都伴随着大量的无形成本。
当然，我也在反思，这个链条的确有些过长，可能会损害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这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专业服务和清晰、直接传递公益成效之间取得平衡，这确实是一个挑战。
治 霖：我想先简单谈一下管理费的问题。开诚布公：当大家参与1%捐赠承诺时，其中有10%的资金是用于支持我们的项目遴选、评估，以及对捐赠人的捐后服务工作。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一个观念，认为公益组织的管理费越低、收到的钱越少，这个项目就越好。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因为公益组织是在解决社会问题，解决问题就需要专业的人才来做专业的事情。就像你去医院看病，不会选择工资最低的医生；送孩子上学，不会选择工资最低的老师；或者去餐厅吃饭，也不会认为工资最低的厨师能做出最好吃的菜。这其中的逻辑是一样的——做好任何事情，都需要合适的人才、制度和相应的资源支持。
事实上，公益领域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更加复杂，难度甚至超过了看病、教育或餐饮这些日常活动。但现实情况却是公益行业的工资水平非常低，一线伙伴每个月只拿两三千块钱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我们其实是需要让公益工作者能有更好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的。如果资金限制得过于严格，没有一定的灵活度，实际上也很难指望公益项目能顺利开展。
再谈一下为什么像联劝、益盒这样的平台要充当“中间商”的角色。虽然我们不赚差价，也不会从公益组织那里收钱，但支持这些工作的确也需要成本。比如我们开发的小程序，让大家能够根据自己关心的议题，灵活调整捐赠比例，这其实是像基金经理一样帮大家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捐赠。
此外，我们在每次打款前都会进行详细的评估，了解每个公益组织在当下的状态、项目进展情况，以及他们是否需要额外的帮助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资助决策。如果只是简单地长期资助某个组织，而不了解它具体的需求变化，实际上资金的使用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有时候组织遇到房租缴不出等困难，我们也愿意支持，因为公益组织的人员也需要稳定办公的场所，这些都是非常真实且必要的成本。
另外，我们每次打款都会发布一份详细的报告，在益盒的公众号上公开，清晰地告诉捐赠人每一笔钱具体是如何使用的。这些报告可能长达一两万字，说明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公益项目不同时期的需求变化，从而更合理地安排资金的分配。就像租房子需要房产中介帮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房子一样，在做公益和捐赠时，我们反而应该更谨慎一点，确保每一笔捐赠都能用到实处。
阅读1%捐赠承诺项目的资助研究报告：
治霖：我先分享益盒会做的项目合规工作。
在给推荐项目完成打款后，我们会追踪、核验并反馈你的捐赠所产生的真实的社会影响力，这包括最基础的财务审核（比如，收集项目开支的原始票据）和更为重要的效果评估（比如，受助者的生命福祉是否提高），并详细地向你汇报。
每个月，我们都会与推荐项目沟通，并追踪项目的最新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呈现在我们精心准备的捐赠人月报中。（你也可以在小程序中查看我们的往期月报）
你可以在这试读：
每季度，我们都会创造捐赠人与推荐项目直接交流的机会（未来也会有去项目地实地探访的机会），帮助你在线上以及线下亲身了解有效捐赠创造的改变。
每半年，我们都会对所有推荐项目进行一次重新评估，并决定是否继续推荐、资助。之后，我们会完成上万字的半年度资金打款报告，并举办全体捐赠人的“股东小会”，汇报捐赠进展、听取大家的反馈和建议。
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只告诉你项目简单的进展情况，而是会展示资金具体的去向和用途。在捐赠人的报告中，信息披露会做到呈现受助者身份证号（经过脱敏处理）的细致程度。在1%资金池中，我们要求每个项目都必须提交详细的预算和结项报告，报告细化到每一笔钱对应的具体发票，检查每笔支出是否与预算中的用途严格匹配。我们经常谈论公益要做到有效、透明，但实际上，最基础的问题——“每一笔钱是否被认真地花出去”，也是我们一直在认真追踪和落实的事情。
依 菁：联劝也有非常严格的监管，以上海的民政部门对基金会的管理严格程度，很难挪用善款。每年联劝接受和自主开展的第三方审计就有几十次，有我们针对专项资金和项目的、捐赠方要求的、政府年检，等等。联劝是连续11年基金会透明指数满分，连续4年界面评的透明基金会50强，还是全国先进和上海先进社会组织。
我们对于项目的监管流程包括：资助前对于组织的尽调和评审，对于项目预算和项目设计合理性的评估，资助后定期的沟通、中期和结项的项目审核和财务审核，实地探访、第三方审计，等等。在1%支持的项目中，相当于联劝和益盒都在分别按照各自的合规标准进行双重审核把关。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鼓励大家有疑问就来找我们沟通。因为这其实说明，大家有认真看我们的反馈月报和财务数据。我们非常欢迎更多人来问，我们一定会真诚、及时地回应。曾经有一位捐赠人来询问联劝的善款使用情况，我们前后回了近万字的邮件，解答完所有问题后，对方非常认可。
依 菁：首先，我们认为透明和有效是两个不同的维度。“透明”对应的是“规范”与“程序”，是为了确保项目合规的基本要求和对公众的交代，而“有效”关注的是项目本身的成效和结果。
但现实中，无论是透明还是有效，这两个问题目前整个公益行业都远未解决。无论是追求透明还是有效，都意味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对很多一线草根公益组织来说，甚至对联劝这样的平台而言，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即便是我们，也并非每个项目都能负担起更高成本的评估，或者披露到“一杯泡面”的极致程度，这会导致很难再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发展项目。极致的披露可能还要依靠未来数字化的发展，才有机会逐步解决。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透明和有效确实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我们正努力地同时推动这两个维度的发展，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治 霖：我非常同意前面的观点，有效和透明本质上是两件事。一件是确保结果更好，另一件则是建立公众信任，即负责任地对待每一笔资金，清晰地告诉大家钱并没有乱花。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有效，主要看它能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其对受助者的影响。不同种类的证据质量有别，大致可以依照其科学性、质量高低排列成一个金字塔。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好的因果推断。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了解更多：
有人可能会质疑，透明的问题都没解决，为什么还要谈有效？
但我觉得这种逻辑本身就有问题。这就像有人质疑“人的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要关注流浪动物？”一样，这种非此即彼、非要分出“第一性/第二性”的逻辑是错误的。所有的问题本就可以同时向前推进，同时获得进展的。透明与有效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并不需要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而是可以同步向前发展。
坦率地说，目前中国公益项目在透明和有效两方面都做得不够好。而1%希望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进步。首先，我们致力于遴选出有效的公益项目；其次，我们也会努力做好所有项目的信息披露，真正做到透明公开。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治 霖：其实这个问题也正是益盒经常在行业内被批评的一点。我想特别强调，我们从未主张过：中国所有的公益捐赠都应当按照循证或有效性的标准去分配。我觉得那样反而会是一场灾难。比如那些服务罕见病群体的项目，或者像带孩子们写诗这种小而美、很难清晰衡量效果的项目，可能都难以生存。
某种程度上，是逻辑上的“滑坡谬误”才导致有效性受到质疑：当我们提出一个观点时，往往被误解为要彻底将其推向极端。
我们真正希望的是，在中国公益每年两千亿左右的捐赠总额中，能有一小部分（比如1%、甚至10%）是按照有效性的原则分配的，也就是根据项目最终能帮助多少弱势群体、实际解决了什么问题的标准去资助。但现实是，目前距离10%还有很远，甚至1%都未必能达到。
我们相信，一个健康的公益生态本来就应该有多元的价值观共存。有效的项目由关注结果、注重实际改变的捐赠者支持；小而美、创新类或难以量化成效的项目，则由看重过程、关注独特使命的捐赠者来支持；还有一些极少被关注的特殊群体的兜底项目，同样需要有专门的支持者。这种多元化的公益生态才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
但中国公益的实际情况是，“循证”、“有效”这一派的声音目前非常微弱。根据益盒自己的经验和粗略估计，一年可能只有约2000万的捐赠是依据循证、有效的理念进行的，占总捐赠额不到万分之一。所以，我们离担心“有效性”标准霸凌公益生态、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还非常遥远。
依菁：我非常认同。事实上，我们接触的大量组织，只要是稍有追求的，都会关注项目的有效性，只不过大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工具去评估。比如益盒更多使用的是循证的方式。过去行业里也曾流行过农村参与式评估（PRA）的方法，让受益人参与到项目有效性的评估中，这样更能代表受益人的感受；近几年，比如资助者圆桌论坛（CDR），则更多关注逻辑框架或变革理论是否清晰成立；再比如七悦的团队，更强调的是实践过程中的关键节点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还有三一基金会提出的科学公益的思路。
其实，这些年整个行业对有效性的关注整体在提升，大家都逐渐意识到有效性的重要。每种评估方法也都会有各自的局限。比如循证以及RCT的方法来自于医学，未必适用于公益行业的每个领域，而且成本较高；PRA也常被诟病日渐变成一种流程化、工具化的形式；科学公益同样面临各种批评。
所以，我们的看法是，每种评估工具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当前一些组织可能暂时缺乏足够的财力和能力去实施严格的评估，但如果捐赠人认可联劝通过大量一线的走访、实地接触和专业判断所评估出的项目价值，这样的资助仍然是有意义的。
治霖：对，其实我也想补充一点。大家常说“基于RCT的捐赠会使小而美、无法清晰衡量效果的组织会失去生存空间”；但至少在1%支持的项目中，很少出现大到能挤压其他人空间的组织。我们支持的机构很多也“小”到连房租都付不起，从某种角度看，他们本身也完全符合“小而美”的标准。真正不该被支持的，恰恰是那些“大而无当”的组织。
当然，不同的捐赠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估标准。这是很好的现象，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并在各自的标准下努力去推动公益项目变得更好。但现实情况却令人遗憾：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捐赠者在捐款前会做一些研究和调查；放眼全球，也仅有约3%的捐赠者会根据公益项目的实际表现和效果来做决定。
这说明，以效果为导向的资助方式其实并不主流。1%捐赠承诺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应该更关注那些扎扎实实地做事，真正能够为受助者带来改变的项目。而不是只是被募捐文案里一些感人的故事所打动。
治 霖：我们不向公益组织收费，我们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推荐就直接资助任何一家机构。益盒的运营成本是有独立的捐赠人支持的。我们会尽力避免所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筛选公益项目时，我们会首先找出那些有学术成果验证、效果最好的干预措施。比如在健康领域，我们发现白内障手术、先心病手术、高血压管理、儿童疫苗接种、女性的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等，都是有大量学术证据支持、对受助者很有用，而且成本很低的“花小钱办大事”的好项目。接着，我们会确定我们关注的议题，目前主要聚焦在健康、教育和女性三个方向。最后，我们会去寻找所有在做这些干预的公益项目，再对他们做出评估。
你可以在公众号后台阅读我们的议题、干预措施与公益项目评估报告。比如：
简单来说，我们以四个标准去评估公益组织：
1）他们有没有一个好的评估证据，说明他们的项目是有用的。
2）成本效益，他们花多少钱能做多少事儿。
3）透明度，用于评估他们跟公众公开项目信息的意愿；比如说每个月益盒会把我们支持的所有项目的执行细节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和小程序。公益组织需要能够接受非常高频且彻底的信息披露，我们才会考虑推荐它。
4）额外的资金利用的空间。有时候公益组织也不是因为钱不够才没有规模化，可能有各种各样别的原因。我们希望，钱是我们推荐机构的主要限制因素——如果有更多资金，它们就能帮助更多人。
你可以在这里感受我们是如何落地这些标准的：
依 菁：其实联劝对于公益项目和组织的选择跟益盒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联劝的捐赠来源和需求更多元，体量也更参差不齐，所以项目评估和推荐的光谱会更广泛。我们也非常认可和欣赏益盒的方式，所以我们才会合作1%捐赠承诺。但我也想分享一下联劝和其他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
比如“一个鸡蛋的暴走”项目就是通过公众评审会来筛选项目的。我们认为捐赠方有权利参与善款使用的决策，所以我们会邀请公众捐赠人代表跟我们一起评审项目。并且，做了这么多年的公众评审会后，我们发现，其实只要公众投入时间，并且有意愿，就能给出非常专业和理性的建议；甚至可能还会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带来值得借鉴的地方，有时还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给到公益组织。
还有一种行业里最近新兴的模式，叫“参与式资助”。让受益人有权利参与选择如何更合理地把资金分配到议题网络的各个组织当中。
联劝在用的另一种方式叫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 Advised Fund），强调的是捐赠人的主体性和决策权。我们接纳捐赠人的感性或者理性。在资金的使用上，联劝负责辅助捐赠人做一些把关，包括检验他想要捐赠方向是否合理，合规是否足够好。我们会共同成立一个决策委员会，由捐赠人提出建议，我们负责落实。联劝和益盒虽然有很多不同，但在这种对比中也可以更明确清晰的看见1%捐赠承诺在捐赠光谱中的位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依 菁：其实我对公益行业的预期本来就没那么高，所以它目前的状态基本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总体来说，我参与公益是出于价值观导向，这并不代表我对公益领域百分之百认可或信任；坦率地讲，我也确实没有更好的职业选择。
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做了几年媒体工作，但恰好赶上行业的衰落期，经历了一家家媒体的倒闭或转型。同时，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做纯文字生产的工作非常乏力，因为它离社会现实和实际行动太远了。我想要去做一些更贴近社会、更真实、更有实际影响力的工作，于是去香港中文大学读了人类学。读人类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对现有的资本运作制度持保留态度，因此很难再到企业中打工，于是公益领域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不过，我非常理解公众对公益行业的不信任。我们招聘面试时，经常会遇到带着理想主义“粉红滤镜”进入这个行业，后来看见行业里诸多的不完美，最终带着失望离开的年轻人。我仍然留下是因为仍能看到公益行业所能带来的点滴价值。
也许公益无法真正撼动整个社会结构，但它至少可以改变个体的命运，给一些人带来希望。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能遇到很多很温暖的捐赠者，他们持续不断地给予支持，让我们获得了许多力量与能量。我也相信更充分的公共沟通可以解决公众对公益的不信任。我们充分了解每个人都有一颗想做好事的心，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和信任的组织；如果真的信不过别人，可以自己做，用自己认可相信的方式去创造，也很好呀！
退一万步讲，即便公益领域99%的组织都不靠谱，也至少还有1%的组织是值得信任的。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努力把这1%的组织找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现在中国公益捐赠占GDP的比例大约是0.2%，而发达国家普遍在1%到2%之间。我们希望未来至少能提升到1%，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目标。
治 霖：我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去年发布1%捐赠承诺的时候，尝试跟别的头部播客主播做串台推广。当时，我们主动发了很多邮件给很多主播，收到的回复经常是“我对中国公益没有任何一点信任，所以我不会为任何一个组织背书和站台”。当时其实还是挺伤害我的，因为这些人已经是非常温暖，非常喜欢做公共表达，并且希望把这个社会变得更正向的一群人。但为什么大家都对公益有这么深的偏见的？我觉得很多时候确实是因为“不了解”，也就没能看见产生信任的空间。
但这种因噎废食的逻辑是不对的。
不能因为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就完全不外出就餐。如果 3·15 曝光了问题餐馆，那我们更应该选择那些食品安全有保障、合规干净、菜品质量可靠的地方去吃饭。
我觉得做公益也一样。如果每年我们会报出来这么大的丑闻，我们不应该再也不做公益了，而是应该把最靠谱的那1%找出来。以及，其实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公益组织应该不是99%不靠谱，只有1%靠谱；我觉得至少有一半的组织都是很靠谱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找到这些靠谱、有效的组织，用筹款和宣传支持他们的工作，努力让这些组织也被公众看见。
依 菁：联劝公益作为一个成立了16年的平台型公益组织，每年都会和大量公益机构展开合作，也看到了公益行业的很多问题，而益盒的工作都能给出很有力的回应和呼应。
首先，公众对于公益有很多的不了解、不信任，导致他不参与，从而更不了解，形成了一种很难打破的恶性循环。益盒的工作里有大量的公益倡导和科普的部分，用了很多多的科学事实和案例故事来说明“利ta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次，公众对公益的成效和透明性的质疑也在阻碍公益行业的发展。其实循证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实践，但益盒做到了以一种填补行业空白的方式来面对透明性和有效性的问题：益盒可能是国内唯一在这方面进行大力倡导，同时用很科学的、独立的研究和评估来去论证项目的成效，并且愿意面对公众用更直观的语言去对话的组织；并且益盒在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在联劝看来，益盒在行业内引领的新公益范式的尝试非常有价值。
最后，益盒本身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团队，并吸引了一群同样年轻、富有思考力和责任感的参与者，这是对公益行业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认同益盒理念的捐赠者大多都对公益有自己的想法和洞察，社群中的讨论质量也很高。如果我们能够吸引更多这样的人加入公益行业，这会是非常强大的力量。过去十年中，很少有公益组织具备这样的角色和能力，吸引这些优秀的人关注和参与公益。
联劝的愿景是“更多人，更快乐、更自主地参与公益，成为美好+1的力量”，而益盒做的事情与联劝的愿景非常吻合。
治 霖：我们选择与联劝合作，也是出于同样的感受。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人去了解公益、参与公益。这一点听起来似乎非常符合直觉，但在公益行业内却并不常见。比如，行业里有很多很值得支持的公益组织，它们更擅长在一线默默做事，而不是做倡导。还有一些像资助型基金会或服务机构，背后多是企业、家族或高净值人群，主要是为了实现资方行善或积累影响力的愿望，因此也不一定会做很多倡导工作。
联劝提出的“美好+1”的概念非常准确，和我们做的“1%承诺”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两个项目都强调数字“一”，强调的是每个人可以多做一点、多加一个人、多捐出1%。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就可以共同创造出非常大的改变。比如说，去年我们大约四百多名捐赠者，一年就捐出了五六十万人民币。这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但在中国的公益行业里，已经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这一点也挺令人遗憾的——公益领域本不该把这个规模的资金视为“很大”的金额。
我坚信，只要每个人再多做一点，社会就会变得更好一些；反之，如果每个人都无所作为，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世界就是会继续坠落下去。
治 霖：第一个原因是——我没有能力说服富豪。我尝试过，但失败了。说白了，富豪真的很难说服。你要理解一个富豪，可能你自己也得先成为富豪。富豪需要富豪来说服，这是我目前得出的结论。如果今天直播间里正好有富豪，欢迎你来找我们聊聊；如果你是一个关心公益、关心益盒、关心联劝、关心1%的富豪，那也非常欢迎你来帮我们说服其他富豪！你来告诉我，怎么才能更好地说服你们，因为老实说，我现在确实不太理解你们。
点击这里，了解益盒过往的失败经历：
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服务一个富豪，即使他捐得再多，也会损失掉“公共性”。我们做1%和做捐赠者社群的核心信念就是：“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能多做一点点。”。你怎么知道，未来的张一鸣、马云、马化腾现在是不是还在大学里？是不是正在积累自己的志愿时长，第一次参与公益？如果我们能在他成为企业家之前就吸引他进1%社群，让从一开始就带着公益的思维和行动成长，他未来能做的，也许比今天的某个富豪还要多。
所以我们选择相信“人”的力量。做社群，是为了吸引和培育这样一群有能力、有潜力、愿意为社会做点事的人。它不只是一个“筹钱”的逻辑。如果你只盯着钱，那你又回到了资本的思维里，把“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我觉得公益要告诉我们的，是人和钱可以同样重要，甚至有时候，人更重要。
治 霖：完全有可能。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职业能力，通过捐赠的方式，把这部分资源持续输送到公益系统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参与。很多时候，我觉得企业多组织员工捐赠，远比让CSR部门绞尽脑汁思考怎么带大家参与志愿活动要有意义的多。更不要说，很多时候志愿活动会给公益组织带来额外的工作量。
我们经常说公益行业缺人，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根本的问题是缺钱。因为没钱，我们就请不到足够专业的人；因为请不到专业的人，项目执行质量就难以提升；项目效果不好，公众也不会愿意继续捐钱。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恶性循环”。而我认为，要打破这个循环，最大的“杠杆点”可能还是钱——更大的捐赠体量、更稳定的资金支持。让公益行业从业者的收入上来一点，并且开始出现一个清晰的职业路径，整个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一定会有本质提升，就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也能做出更多真正有效的项目。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很棒的创业点子，或者你特别能赚钱，那你能为公益系统带来的长期价值，可能比你个人“亲自下场”大得多。当然，前提是你真的愿意把钱捐出来。不忘初心也是很难的。
依 菁：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体验真的非常丰富、多元，很多东西是你在商业机构很难经历到的。商业机构通常是高度分工的——除非你在创业团队，不然大多数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负责自己的一块。但在公益行业，几乎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外部供应商，也没法靠采购或外包解决问题。于是就变成了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状态，大家都是六边形战士、八边形战士，甚至十六边形战士。在经历精神暴击之前很有可能就因为工作强度过大造成物理暴击。我们团队里一位有20多年企业高管经验的新同事就说：“这个月是我这二十几年来收到邮件最多、工作强度最大的一次。”
至于精神层面的暴击，我们就更不展开说了，那是一种更深的磨炼。但我们常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状态，叫做“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说，在现实的条件下保持理想主义，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带着镣铐跳舞。
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仍然选择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难题、去推动每一件微小但值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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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Yuyan
编辑：治霖、依菁
排版：Chel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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