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期刊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综述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2期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 |向静林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作为一门密切关注社会变迁的学科，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重要责任。

2024年12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社会学研究》《青年研究》两刊编辑部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4年期刊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主编陈光金研究员在主持开幕式时指出，本次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工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为着力点，鼓励和推动国内社会学界积极开展相关研究。陈光金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需要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学期刊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社会学研究》《青年研究》在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编委会主任李培林研究员在致辞中提出，本次会议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探讨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和《青年研究》是全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自1986年创刊以来，《社会学研究》见证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和迅速发展的历史，即将迎来创刊四十周年的重要节点，本次会议也希望就筹备创刊四十周年活动向各位专家学者征询意见。围绕更好地开展社会学研究工作，李培林研究员提出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相关刊物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期刊面临平衡学术性与政策导向的挑战。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多种维度反映重大社会变迁是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和优势，但随着社会学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许多研究题目显露出碎片化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应鼓励学者提高驾驭大题目的能力，提升研究成果的对话性和影响力。三是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社会学以研究方法见长，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应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技术优势，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四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前沿交叉问题的研究。社会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新风险和新挑战，这要求社会学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而非聚焦学科间的竞争与划分，社会学期刊应以文章质量为核心评判标准，吸纳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优秀成果，拓展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和边界。

开幕式之后，会议分两个部分进行。上午，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展开热烈讨论，会议由陈光金研究员主持。下午，与会专家学者分两组就如何提升《社会学研究》《青年研究》办刊水平、促进两刊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开展《社会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等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会议分别由陈光金研究员和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青年研究》主编王春光研究员主持。

一、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

如何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本次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李友梅教授强调，要在学理化层面自觉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鼓励研究者主动将专业研究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进程。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把握社会深刻变迁逻辑的能力，肩负起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基于此，她提出需要关注社会学人才队伍建设，要不断加强学科新鲜血液培养，加快社会学的学术团队建设，形成共同体式的有组织科研。她强调，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需要有强烈的使命感，不断提高认识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能力，努力从学理上提出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范式，进而为推动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侧重从守正创新的角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建设的主旨是要通过中国式现代文化的建设来配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建设中国式现代文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守正创新，即通过“两个结合”来形成一种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新文化，让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成为中国的，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成为现代的，使古今中西的优秀文明成果相互成就，最终创建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赵万里教授探讨了创造和发展新文化形态的问题，认为年轻一代的文化创造力、影响力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意义越来越大，提倡从当下活的文化和新技术文化两方面入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邴正教授提出，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就是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制度、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特点。他认为，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宏大且长远意义的思想性、学术性重大工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文明观有五个方面。一是文化性质上的文化灵魂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一种内在的力量，社会成员通过文化交流可以产生共同的符号、规则和观念，最后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和群体信念，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文化共识和文化自觉，这充分说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二是文化态度上的文化自信论。习近平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文化自信的理论阐述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应该是文化自觉，费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觉，并指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因此，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三是文化发展上的“两个结合”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与继承，传播把个体的经验、知识、记忆转化为集体的经验、知识、记忆，把局部的经验、知识、记忆转化成为全体的经验、知识、记忆；继承把经验、知识从一代人转移到另一代人身上。这就是文化的重要社会意义，也是历史进步的文化原因。四是文化动力上的文化双创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是文化世界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论。世界文化是多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天下一家的文化复合论、华夷互变的文化融合论、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基本观念。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来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以“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叙事”为题进行了发言，提出建设一种文明主体性策略，以探求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为目标，通过与西方的持续对话，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地位。传统的主体性建构策略主要可以归纳为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两种策略。历史主体性策略主张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变迁的动力，反对将传统中国社会视为静态的死水，不满于用西方理论切割中国历史经验，侧重于恢复作为客观实在的中国历史经验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策略主张汲取传统文化资源，重构社会理论，这源于对用西方的文化传统曲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满，侧重于恢复作为主观意义和精神世界之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由此可见，这两种主体性策略在看待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存在较大差异。历史主体性策略认为理论是对经验现象的抽象，因而必须反映经验现实；而文化主体性策略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客观实在，所谓的客观事实只是在某一难以察觉的理论透镜下看到的特定结果，注重的是叙述和呈现社会事实的方式，隐含了一种强烈的反实证主义。同时，两种策略也具有各自的不足之处。首先，从历史主体性策略来讲，由于它预设了纯粹客观的实在，其研究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呈现和接近这一客观事实，这就导致了这类研究的成果往往趋向于正向化，因而难以真正形成有影响力的理论叙事。其次，对文化主体性策略来说，学者们往往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转型发展与演变。针对上述两方面的不足，周晓虹教授提出，要建立一种与上述两种策略不同的探索性和启发性的主体性策略——文明主体性策略。第一，文明主体性策略采取与文化主体性策略大致相同的话语建构论的立场；第二，文明主体性策略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种动态性的、能够自我更新和再生产的开放性系统；第三，文明主体性策略是对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历史主体性策略和重视传统文化的文化主体性策略的综合，两者结合有助于我们在对自身文化传统保有清晰的自知之明的同时，又能够以积极的主体性姿态参与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宋林飞教授聚焦用典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引用中国传统典籍，习近平总书记将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紧密结合，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宋林飞教授在用典视域下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总结出“文化自信”“治国理政”“反腐倡廉”“克己修身”“创新发展”“底线思维”“亲仁善邻”“金融文化”等多个概念类别，指出每个概念类别下对应多个标识性概念。第一个概念类别是“文化自信”，包括“向上向善”“经世致用”“克己利人”等标识性概念。第二个概念类别是“治国理政”，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精神力量，包括“黎元为先”“必先富民”“观俗立法”等标识性概念。第三个概念类别是“反腐倡廉”。中国共产党自成为执政党以来，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创立和发展了廉政文化，肃贪而倡廉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类别包括“激浊扬清”“一丝一粒，我之名节”等标识性概念。第四个概念类别是“克己修身”。中国古代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和把握自己，从自己做起。这一概念类别包括“从善如登”“见贤思齐”“淡泊明志”“自强不息”等标识性概念。第五个概念类别是“创新发展”，这是一种具有日常性的标识性概念，强调不要故步自封，而要与时俱进，鼓励人们把握发展的机遇，将创新贯彻于社会各个方面与进程之中，包括“新故相推”“守正创新”等标识性概念。第六个概念类别是“底线思维”，强调忧患意识对于日常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包括“安而不忘危”“备豫不虞”“本根不摇”等标识性概念。第七个概念类别是“亲仁善邻”，强调与周边国家构建睦邻友好关系，包括“交得其道”“求同存异”“美美与共”等标识性概念。第八个概念类别是“金融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首次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是继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就中国金融文化作出重要指示。这一概念类别包括“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依法合规”等标识性概念。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王爱丽以“重温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三个维度办好学术期刊”为题发表见解。首先，立足主流与多元维度，期刊应该加强对于党的重大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释：一是要充分认识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可以通过笔谈、专栏等形式回应党的创新理论；二是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将其作为办刊的根本遵循和思想引领；三是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应该重视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社会话语等不同话语之间的衔接。比如，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党和政府的政策话语，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这些研究应着重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强调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发展为导向、以保障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创新社会治理为重任、以社会体制改革为动力，特别是要对其中蕴涵的人民性价值理念、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社会活力与秩序兼备思想、社会体制机制的制度化改革思想等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的解读和研究。其次，立足传统与现代维度，期刊应该在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加强对“两个结合”的相互贯通和创造性转化。期刊刊发的文章应着重体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充分重视对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保护和传承；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文化性质的强调，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核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探讨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期刊应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尤其是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两化、两性”要求，即应该着力在体系化、学理化和针对性、实效性方面下功夫，引导社会学研究者深入研究和持续发表诸如从传统的文化文明中去挖掘社会思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的好文章，尤其对新发展社会学理论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给予长期关注，并设立相应栏目。最后，立足中国与世界的维度,期刊应该在比较社会学视野下加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创新和体系化建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提出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三个超越”。期刊应该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和世界对话，强化对相关研究的引领作用。一是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应得到充分的展示；二是突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展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三是突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和谐性，“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凸显中国在推动全球文明和谐共生中的重要作用。在推动“文化走出去”、提高当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问题方面，期刊应该增加比较社会学的栏目，加强中外名家、国际青年学者间的对话，在讨论、交流中建设中国式的社会学话语体系。

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出发，关注社会领域的深化改革，是社会学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视角。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田毅鹏教授指出，社会向度是从社会的视角和切入点出发建构起来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以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社会建设占据着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大量与社会向度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而社会学界的一大重要任务是以社会学视角将“社会”从这一硕大的文本宝库中提取出来，并使之体系化和学理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田毅鹏教授指出“社会”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同样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向度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元素，即公平正义问题、社会活力问题、发展均衡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这具有根本性的四个方面贯穿于《决定》全文的始终。第一，公平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向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社会学学科关注的核心话题。《决定》指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公平正义需要特别关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切实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是公平正义落实的关键。第二，社会活力在近年来中央的各种文件当中多次出现，最早是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使用的一个概念，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活力、解放生产力、创新力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活力概念进行了延伸，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即支撑经济发展的社会活力；由政府改革向社会释放出活力资源；对社会自身活力的激发，强调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田毅鹏教授特别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加强其组织动员力，但与此同时国家也特别强调对社会活力的追求，不希望社会因这种组织动员而失去活力，因此社会学如何从学术视角回应社会活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把握。第三，均衡发展虽然是由来已久的老话题，但却是一个真实的发展难点，无论是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意义上的区域协调，还是《决定》的第六部分谈到的城乡融合都是均衡发展的问题。发展升级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均衡性，倘若城乡之间仍旧存在着典型的或变化了的二元结构，便不会有均衡性，社会显然就会是一个被切割的、被区隔的社会。因此，《决定》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提升为城乡融合。这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领域，社会学应该关注这一老问题在新条件之下到底意味着什么。第四，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问题是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学界应该进一步集中力量，赋予其新的学科意涵。

二、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需要关注“学理化”的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指出，学理化绕不开向学术语言的转化问题，而语言转化困难在国际国内都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原因在于，学术语言在概念、目标和逻辑方面与其他语言存在不小差别。比如，“解读”与“解释”的目标和逻辑就很不同。在社会决策主要基于谋略、利益和力量较量的时代，所谓知识实际上就是基于经验的推断和谋略。因此，“解读”主要基于历史经验，逻辑主要是领会解说，重点在为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引领。故“解读”的提问模式往往是经典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用之为意识形态建设或是国家战略任务提供理论支撑，评价标准是它与当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否吻合，理论创新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于时代的新词汇用上，这就是“学理化”。但现代复杂社会的出现使决策普遍缺乏理论根据，因为传统的“理论”和解释实际行为基本没有关系。这推动了实证传统的出现——寻找“解释”性知识的努力。它出现较晚，但第一次使决策能够根据对社会行为的了解来制定。可是，由于逻辑、概念和语言上的陌生，我们对“解释”性知识的探索比较缺乏，因为它与我们熟知的传统差别不小：“解释”不是对经验的阐释，而是针对经验中的错误提出质疑，发现正确的解释。因此，它不是面向过去的已知，而是面向现实和未知的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寻找可以解释现象的因果关系（原理）。显然，这十分难矣。对于学术期刊而言，需要思考自己的角色：主要是一个传递已知经验（新解说）的刊物，还是一个探索未知（公共行为的知识和原理）的刊物；主要是提出面向经典文本的解读，还是寻找面向社会事实的解释。这些目标和逻辑的不同使得“解读”与“解释”的“学理化”意涵很不相同。比如，就解释性知识的学理化标准而言，有六点十分重要：一是真实，即是对客观事实间实际影响作用的发现，而不是表达研究者自己；二是证据，在获知实际的信息之前是否已知结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三是共享性，即其证据是不是具有公开的可共享性，以便他人可以利用之；四是解释，即是否揭示经验现象的因果影响机制；五是验证，即是否经过了思想市场运用其他证据的检验和辩论；六是一般性，即是否力图从局部的事实中发现原理，从特殊中发现一般。解释性知识的一般化程度较高，不然很难被他人重视和应用。当前国内学界在社会科学的层次上很少能够达到国际对话水平，主要原因是基于解释性逻辑的一般化意识不够，而提升这样的学理化水平才真正有助于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中国。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关注中国经验，又要与国际学术话语接轨，这样才能使其走向世界。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边燕杰教授以自身构建“关系社会学”的经历为例，分享了对提出和发展自主知识的思考。十多年前在陕西讲学时，边燕杰教授关注到了“三个主义”，即关系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实际中并行协调社会行为，但在理论逻辑上相互矛盾的现象，随后对其展开了实证研究，并进行学理化提炼，提出“关系社会学”的概念。他将西方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对话对象，着手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关系网络，指出中国关系网络有别于西方的四个特点：一是中国人际关系纽带具有亲情化倾向，而西方的并非如此；二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功能具有很强的复用性，而西方的具有更强的单用性；三是中国人的关系双方回报义务较强，而西方的相对较弱；四是中国的个人中心网络核心圈相对稳定，具有跨时间的特点，而西方的没有这么稳定。通过与西方理论对话，边燕杰教授推动了“关系社会学”这一概念的国际化。站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中国自身意义何在？边燕杰教授指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实际上就是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国的经验、中国提出来的创新理论来打破西方的理论垄断，让那些一般化的理论带有中国特色，同时让中国知识、本土概念具有国际化特点，让世界听得懂、能接受。最后，边燕杰教授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出三点体会：一是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开展以自己为中心的本土现象和中国经验问题研究。二是要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做好理论提升工作，努力把中国知识提升到国际化水平，把中国自主知识送出去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建立理论关联性。三是要把学术期刊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向外推广的重要平台，让国内创办的英文期刊与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期刊发展关联起来，用英文的方式将本土概念表达出去，打通自主知识传播的语言障碍，以便更有效地向世界推出系列性的中国创新理论。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要注意处理好概念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王宁教授提出，概念普遍化与本土化存在四个误区，分别是虚假独特性、虚假普遍性、未被归类的独特性和脱嵌的独特性。而处理概念普遍性和独特性关系中的误区需要关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社会本体存在本体普遍性和本体独特性两种类型。本体普遍性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元素普遍性，二是属性普遍性。本体独特性的含义则是：第一，在有限空间范围内有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第二，变量值的差异性，即同一个变量底下的变量值在各个地方不一样。此外，要判断概念的普遍性或独特性，还需要考虑概念是综合概念还是单维概念，很多概念都是多维综合概念，而不是单维概念。多维综合概念的存在使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变得复杂。由于人们存在认知限制，可能会将本是一个综合变量下的某一类型（变量值）视作一种孤立的现象，进而形成虚假独特性的判断。实际上，这是一种类型普遍性。王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在处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关系中存在四种取向：第一，本来是普遍且被认为是普遍；第二，本来是普遍却被认为是特殊（即虚假独特性）；第三，本来是特殊却被认为是普遍（即虚假普遍性）；第四，本来是特殊也被认为是特殊。王宁教授还认为，即使某种东西是特殊的现象（独特性），也要从世界通用性的角度来加以处理，在世界通用框架下阐释独特概念。第一，要从世界通用角度来看我们所提炼的独特概念是否能够归为一个独特的类，即按照共同的分类变量而区分出来的类。如果这个类与其他的类的确不同，但分类变量相同，那么这个分类变量就是世界通用的（即普遍的），各个类的差异只是变量值不同而已。第二，要辨析嵌入的独特性，我们提出的每一个独特性概念都要嵌入在世界知识树上。提出独特概念的前提是把全世界其他同类概念都考察了一遍，发现它们均不能表达或不能充分表达某种独特含义。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的、用来表达这个独特含义的独特概念就是具有世界通用性的，因为它是依据世界知识树来定位的，具有不可被其他概念所替代的表达功能，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可以使用该概念来表达这一独特含义。相应地，提出本土化概念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未被归类的独特性。一个概念还没有跟国际的其他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就被认为是独特的，那实际上是孤岛化概念。二是脱嵌的独特性。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也具有存在的必要和空间，但它需要放在世界的知识树上去界定。这种嵌入在世界知识树上的独特概念也具有世界通用性。可见，本土化并不与普遍化相矛盾，但我们要避免以概念孤岛化形式出现的所谓“本土化”，尤其要避免概念和理论建构上的自我东方主义。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指出当下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两个极端：一是“低度概念化”，即堆砌大量经验材料，却欠缺理论概括；二是“过度概念化”，即田野调查收集的经验材料尚不系统充分，就过分急躁地操弄概念。他认为这两个极端都不利于社会学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军教授指出，将来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应在关键性概念上下功夫，做好概念建构，搭建学理性、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做好前沿理论研究引导和基础理论的深化工作，不断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影响力。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指出，强调文化自觉、学术话语意识固然重要，这已是国内学界的共识。但是，当我们把中国本土经验概念化、学理化并加以推广和宣传时，要注意使用能够被世界学术共同体理解的学术语言，注重表述的科学性，避免口号式的表达。此外，对事物特殊性的认识是在比较中得出的。我们对本土经验特点的理论归纳，譬如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理论概括，要通过把本土现代化进程与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而得出。

赵万里教授指出，社会学学科具有复杂性，研究范围广泛，学科分支众多。学者们囿于各自的领域，研究的议题较为分散，对学科层面的综合性宏大议题的参与相对不足。一些知识积累相对充分、发展较为成熟的传统分支领域一方面在引领社会学规范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易于在客观上产生路径依赖，导致研究议题固化和窄化，不利于学科新生长点的培育和适应性发展。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迭代升级和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正在经历重要蜕变，需要引入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旨趣和新的方法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对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向一线学习。一线工作人员天天面对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其实践和经验无论成败都值得尊重和提炼。二是要向人民学习。普罗大众在生产和生活中充满智慧，天天都在生发“自主知识”，对于这些知识，社会学需要努力发现、认真呈现。三是要向历史学习。“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有大量关于“社会”的调查、思考和理论值得社会学高度重视、系统总结。他还强调，社会学研究要实现从“车间”到“人间”的转变，即走出那种看似规范和精致、实则封闭和死寂的车间式知识生产模式，多关注、多深入、多感受、多服务真实和火热的人间生活，不断激发和增强社会学研究的活力。

三、不断推动社会学期刊高质量发展

邴正教授强调，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办好社会学期刊，他对《社会学研究》和《青年研究》提出了五点期待：第一，要把两刊办成社会学界学者交流学术的平台；第二，要把两刊办成引领社会学学术思潮和不同学派进行学术争鸣的阵地；第三，要把两刊办成青年学者迅速成长的摇篮；第四，要把两刊办成名家精品荟萃的记录；第五，要把两刊办成展示中国社会学学术形象的窗口。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吴忠民教授认为，研究议题的设置事关刊物质量高低、事关刊物对学术界的引领力大小。针对研究议题设置，吴忠民教授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应当更加积极地回应时代的重大关切，有效引领时代发展。在对时代的回应中，已有的学术成果能够升级迭代，新的学术生长点得以形成，社会学学科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话语权才能得到增强。社会学的发展空间及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时代重大关切的回应上。就回应标准来看，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以及持续数十年产生影响的成果便可以说是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目前至少有三个重大议题需要回应，分别是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时代和全球化。第二，应当更加重视社会学重要中层理论的建构。现代化理论、数字社会理论和社会风险理论是收纳空间较大的中层理论。就现代化理论而言，中国社会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重视现代化理论，发表了大批现代化研究成果，而目前的研究没有形成对时代的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涉及两个问题——中国式与现代化，而我们对于现代化共性理论或一般理论的重视还不够。重视现代化但没有时代内容，研究就没有灵魂。当然如果没有对中国式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没有生长的土壤，这两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学也应该更加重视现代化元理论的研究，产生更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以此形成社会学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就数字社会理论来说，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将会对未来社会变迁、社会阶层结构、人类行为方式、归属感以及人本身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对数字技术给予充分重视，而且不仅需要关注具体技术层面，还需要总结数字时代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规律。就社会风险理论而言，当下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正日益积累。不确定性在日益增长，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会成为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大问题。吉登斯、鲍曼等在社会风险方面的研究投入了较多精力，这也是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对社会风险的研究更容易使社会学走在其他各个学科之前。

新华文摘杂志总编辑刘仲翔强调《社会学研究》应当在规范化、专业化办刊的基础上加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呼应，并建议加强主题策划，关注交叉学科进展及其成果，及时跟进社会热门话题，增强《社会学研究》的引领性和前瞻性。他还建议加强中国社会学会的引领力，每年设置和发布重大议题，举全国社会学界之力进行攻关，充分发挥《社会学研究》在相关成果发表中的主阵地作用。针对《社会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的主题，他建议开展创刊四十周年征文活动，挑选精华文章编成文集，并请相关专家撰写评语，认为这有利于总结《社会学研究》在过去所发挥的主阵地作用。在刊物发展方面，他建议加强编辑培训、外包部分事务性工作，强调应当加强《社会学研究》刊文的思想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指出，当前社会学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重大问题联系还不够紧密，研究主题较为细碎化，重视学术规范化但忽视思想创新性，这导致社会学期刊中发表的文章无法及时回应决策者关注的国家治理重大问题。她认为，《社会学研究》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社会学学术期刊，应该更好地发挥学科引领作用，在不断提升社会学研究学术质量的同时，也应引导社会学研究者聚焦社会变迁重大问题，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鼓励政策导向的社会学研究，让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在决策层引起反响，学习借鉴其他学科在此类问题上的概括、提炼方法，以同时照应学术研究和政策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赵延东教授指出，当前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存在过度追求规范性而导致对社会的问题意识钝化的问题，在学术规范、学术对话、理论方法规范等方面发展日趋完善，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度和敏锐度不足，社会学研究日益趋向“精致的平庸”。他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反思性和“入世”的学科，应当对国家和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有更多关照。他还提出《社会学研究》在选稿、用稿方面可以多考虑有迫切现实性和创新性的选题，呼吁刊物给规范性相对不足但具有创新性的文章一些机会。针对《社会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活动，赵延东强调，在评选优秀作者时既要关注学界影响力，也要纳入社会影响这一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顾海娥编审重申了社会学学科影响力下降的问题，指出宏大议题的社会学思考难度比较大、社会学学者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社会学学者在宏大议题上关注不足甚至出现失语，认为社会学学者讲好宏大叙事有利于提高学科关注度、夯实学科地位、促进学科生存和发展。她提出，须关注社会学基础理论和方法，鼓励从原创性的视角完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打造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同时，她建议将《社会学研究》打造成社会学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避免学术议题的窄化。关于《社会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她建议评选资深学者、青年潜力学者，编纂社会变迁相关专题论文集，以及运用新媒体技术平台进行学术科普。

赵万里教授认为，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平台，在引导学者的研究方向和人才培育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要敢于接纳新议题甚至主动设置新议题，并且让青年学者有机会在优质期刊上发表文章，进而推动学科范式的新旧转换。

李友梅教授指出，做好刊物一方面要注重稿源质量，当前投稿量虽然大，但能够从当前全球发展及中国实践提出学理性议题并展开深入分析的高质量投稿并不多；另一方面要注重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成果占比，但我们发现当前定量研究的相关稿件质量有所下降，定性研究的学理性提炼还比较欠缺，这反映出学术生产的导向性、穿透力及延续性依然缺乏，也导致了社会学学科在快速转型的复杂现实面前的失语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指出，《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社会学学科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社会学学科发展存在“双重断裂”的风险。一方面，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现实经验存在断裂，落后于中国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和历史存在断裂，而历史在判断研究问题的新旧和重要性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还指出期刊编辑队伍的重要性，认为编辑的主体性和责任感是杂志能否办好的先决条件。编辑应当把作者和审稿人当作研究对象来研究，应该具备一种“编辑社会学”的意识。在规范性审稿制度下，作者与审稿人的学术研究、学术立场和学派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风格、理论取向和现实取向的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刊文的质量，因此编辑发挥作者队伍和审稿人队伍之间的“桥梁”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主任范风琴副编审从刊物内容和编辑队伍建设两个层面提出建议。在刊物内容层面，她建议一方面需要关注重大热点问题、回应现实关切；另一方面需要重视理论，应当推进社会学学科本土化和学科知识体系建构，关注学科的重大前沿问题，如交叉学科问题和新研究方法等。她指出，期刊选稿难的问题源头在学术生产端，此问题的修正并非单一转载平台或期刊能够达成，学术生态的优化需要学术共同体一起努力，营造出让学术生产端能够进行真诚创作的氛围。在编辑队伍建设层面，她建议推动编辑培养、促进编研结合，强调要保障编辑从事核心业务的时间，提高编辑的业务水平、职业荣誉感以及对杂志的忠诚度，进而提高稿件质量。

周晓虹教授认为学术期刊应当重视学术性，并提出社会学学科的期刊应当丰富期刊的内容和形式、对标国际一流期刊，并建议期刊帮助训练和熏陶社会学的年轻学者。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符平教授指出，期刊和学科、学者、学术相互促进、相互成就，期刊引领学术发展、培养青年学者。他肯定了《社会学研究》开放办刊、不拘一格的优良传统，赞赏了编辑部久久为功、实干当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精神。符平教授建议，《社会学研究》应当紧紧依托学科、学者进一步提升综合影响力，一方面是更多地“走出去”，与诸领域的学人互动；另一方面是以多种方式“请进来”，主办或联办高水平学术活动。他还提出要在规范性与思想性、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寻得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目前研究的细碎化倾向，增强中国社会学对宏大议题的驾驭和发声能力，建构能够切实反映和概括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进一步提升期刊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贡献和对国家的影响力。符平教授认为，期刊应当“开门办刊”，打造中国社会学同仁共治共享的一流学术公器，既重视历史、着眼当下，也瞄准未来的关键领域和关键问题，积极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为重大现实问题和具有前瞻性、思想性的思考提供讨论窗口。

文军教授肯定了《社会学研究》在支持青年学者发表方面做出的贡献，他认为当前许多期刊对刊文转载率和引用率等方面的评价取向严重，这对刊物内容限制较大，也导致青年学者文章发表难度大。同时，文军教授提出，《社会学研究》在引导跨学科的深度研究方面还有所不足，当前刊物内容过于碎片化。

边燕杰教授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建议，参考西方经验进一步办好刊物，设立专刊，提高刊物的灵活性，从而提升稿件质量、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熊春文教授指出，《社会学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学术发表的最高平台，应当承担起总结、归纳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使命，梳理中国社会学基于本土经验和世界对话的理论贡献，以形成系统化、学理化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他建议《社会学研究》恢复每年年末撰写综述性文章的传统，概括总结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重大议题的最新进展；同时也建议为《社会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筹办“我与《社会学研究》”的征文活动，邀请编者、读者、作者与审稿人共同参与投稿，筛选典型案例，为四十周年庆祝活动预热。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雷洪教授指出，社会学需要从民生角度理解重大问题，并基于此建议《社会学研究》尝试发表具有思想性、开创性的短文，发表思想类、理论阐述类或证伪类的文章，真正提出新问题、新思路、新思想，激发学界和政府的共同关注和讨论。雷洪教授肯定了关于撰写综述性文章的建议，提出通过综述性文章总结学科成果、障碍、问题，思考未来发展方向，认为这对社会学学科发展、影响力扩大和学界年轻血液的培养大有裨益。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关信平教授对《社会学研究》在促进学术进步与栽培青年学者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同时他也指出，当前的一些研究虽然触及了重大议题，却未能深入到解决问题的层面。学术研究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要去解决问题，不要只批评而不解决。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聚焦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不仅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还要进行深入的可行性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研究》所涵盖的社会学应为一个广义的社会学，应更多地将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等领域的文章纳入其中，以此充分发挥期刊在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建设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期刊的发展策略上，他建议《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笔谈等形式发表那些思想新颖、富有洞见的文章。对于即将到来的《社会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活动，他提出了提前筹备研讨会的建议，即通过广泛动员，采用线下会议、线上活动以及与高校合作等多种形式，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开展庆祝活动。

冯仕政教授指出,《社会学研究》要丰富“产品线”，除目前这种“标准化”的研究论文之外，政策研究、调查报告等反映社会现状和动态的作品也可以发表。

沈原教授强调了《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贡献，并提出了关于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的建议。为了使《社会学研究》《青年研究》更好地承担起引导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任务，沈原教授提出重视政治安全、突破平庸、加强两观结合、善于总结等四个发展方向。第一是要高度重视政治安全问题，确保刊物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第二是要设法突破匿名审稿制度带来的研究水平平均化趋势，努力把有创新性的好文章识别出来，促成发表，这就要给予编辑部一定的自主裁量权；第三是要加强两观结合，即要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将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眼下尤其要加强对于概念化工作的推进力度；第四是要善于总结，由刊物承担起各主要分支学科的年评工作，虽然目前因人力困境尚难以立即实现这一目标，但这是社会学顶尖刊物应尽的义务，应考虑如何逐步地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吴小英研究员指出，“八股”等规范过头带来的机械化和僵硬化并不是期刊本身可以克服的。她认为“没有论文是完美的”，只要是有重要贡献的文章就可以认为是有价值的文章，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评判论文难度很大，只能在不同的取向和制度规约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点。她还指出，编辑队伍建设面临人员流失严重、招聘条件苛刻等问题，需要增加制度弹性，适度降低招聘要求。在刊物发展方面，吴小英认为期刊可以尝试拓展议题边界，增加风格的多样性，以吸引更多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童根兴指出，《社会学研究》与《青年研究》两本期刊在过去三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文本校对、文献格式规范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他建议借鉴国外期刊的出版经验，总结《社会学研究》近四十年的优秀做法和先进经验，遴选优秀案例，编纂社会学论文撰写、编辑、评审、出版等方面的手册，引导社会学论文的规范撰写，这将有助于培训作者、编辑和评审人员。在编辑流程和人力资源利用层面，他强调编辑工作应明确划分不同类型的劳动，实现合理分工。他认为，社会学研究应直面时代的需求，总结和认定过往研究中由社会学提出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明确社会学的贡献，划定社会学的范围，更加积极地响应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需求。他认为可以对过去四十年中社会学的关键研究领域和产生的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并据此开办论坛和讲座，串联起中国社会学的关键研究，逐步构建起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的谱系。

谢立中教授指出编辑部存在日益严峻的人力物力不足问题，建议调整编辑程序，譬如邀请专业编辑和相关研究人员参与稿件筛选过程，从而减轻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他还建议加强任务激励，适度扩大杂志的收稿范围，设置特色栏目，通过特色栏目发表创新性强、前沿性强的文章。

王宁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提出了三条办刊建议：优化编辑工作流程；建立约稿和回访机制，帮助学者成长；在国内社会学领域建立具有较高灵活性的争辩机制和笔谈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吕鹏研究员从杂志编辑的工作精力分配问题出发，指出编辑工作不仅要求高，而且压力大。他提出，期刊需调动多方力量、与时俱进，为有组织科研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建议参考海外经验设立青年编委。他强调审稿流程对学者投稿意愿的影响，提出供稿端和刊物之间存在情感联系和评价体系，公开、透明的编辑流程有利于拉近供稿人与期刊之间的距离。吕鹏研究员总结了正常派、学科派、思想派、公共派等四种学术界杂志的风格定位，认为不同杂志的风格决定了期刊的作者群分化。他还强调要加强作者队伍建设，增强作者和期刊合作的内生动力。

陈光金研究员和王春光研究员在最后的总结发言阶段对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人员表达了诚挚的感谢，表示编辑部将认真研究与会专家学者对于两刊发展以及《社会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活动的意见建议；同时向在场的专家学者们发出呼吁，希望中国社会学会、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等能给予刊物更多的支持与协助，通过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学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学学科的建设。

四、总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社会学面临着新的时代之问，也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在此次座谈会上，中国社会学领域诸位知名专家学者的坦诚发言和热烈讨论实际上触及了两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即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怎样建设中国社会学，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期刊、怎样建设中国社会学期刊。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涌现出的学科反思，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学共同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在形成的学科共识。

总结起来，与会专家学者的反思和共识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要真正做到顶天立地，积极回应党和国家的重大关切和理论创新，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和实践智慧。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要关注时代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要具有总体性视野和系统性思维，在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要更加突出知识的实质性增长，产出更有思想性、原创性和穿透力的作品。第四，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要以大历史视野探源、致远，主动变革求新，提高把握社会深刻变迁逻辑的能力，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前沿交叉问题。第五，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要基于中国经验建构一般性的理论命题，以全球视野主动融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中国。

期刊发展与学科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建设是期刊发展的基础，期刊发展可以推动学科建设。上述五个方面关于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共识对于社会学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一方面，当前社会学期刊发展遇到的不少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面临的问题。只有学者们写出更多关注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具有思想性和创新性的文章，期刊发展才不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另一方面，社会学期刊在推动社会学学科建设、引领社会学学术创新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设置研究选题、策划重点专栏、总结学科进展、优化选稿程序、增进学术交流、建设编辑队伍等多种方式强化对学界的引领，是学术期刊的责任和使命。

1986年1月20日，《社会学研究》的“发刊词”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开展社会学的理论、历史、方法和应用等各方面的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这就是本刊的根本宗旨”。当前，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将始终牢记办刊宗旨，坚持守正创新，组织刊发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引领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全国社会学同仁一道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展现中国社会学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