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嘴馋的小同学捉了几只农民的鸭子，都要被“阿胡子”带走，平时胆小的小徐战战兢兢地揽下了责任：“鸡鸭是我偷的！”小徐被五花大绑押到了专政机关，还强令他端着一盆鸭子示众……代人受过的小徐被逼疯了，最后跳进井里……

我曾有过许多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岁月流逝却无法使我忘却他们熟悉的身影，特别是我插队时的“患难之交”，更使我思念。是的，正是真纯的友情，才使我们在艰辛中，远离了孤独，告别了失望，走过了难忘的年代。

在我的同学中，有一位好友使我永远难忘。二十多年了，只要提起他，我常常会为他而痛心，为他而流下伤心的泪水……

他的家在南市老西门附近的一条弄堂马路边，已过去那么多年了，直至今日，如果我有事一定要经过那条小路，我还是常常会下意识地小心翼翼地绕开他家的窗口。我怕走近他的家是怕因为我而再次勾起他家人痛苦而悲愤的回忆。我更怕见到他的老父亲，一位颤颤巍巍、已风烛残年的老人，实在不敢想象在老人的人生晚年里，还会遭受到痛失爱子的巨大打击，那老泪纵横的凄楚，使我常常有着揪心般的隐痛。

他叫徐建新，是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在一次事件中，代人受过，却反遭当时恶人的残酷迫害，被逼至精神失常，最终跳井，跳楼自杀身亡，长眠在长白山下已二十多年了。

和徐相识是在1969年春。当时我们都是大同中学的学生，在一片红的上山下多浪潮中，来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农村插队。我们插队的地方是一个毗邻着小镇，并不算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几乎全是朝鲜族农民，他们纯朴：善良，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学生娃也很热情和关心，只是语言不通，此交流与沟通有些困难，因而大多数时间是我们这些上海知青聚在一起聊天以打发无尽的光阴。

我们同学大都是才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只有几位是高中生，徐是高中生。我和他虽是安排在两个生产小队，但相隔很近，我们很喜欢上他处去玩，听他聊天。小徐知识面广，与他交往很长见识。说是高中生，其实比我们初中生也大不了几岁，可是当时我感到他比我们要成熟、稳重多了，因而对他颇带几分敬意。

那时的徐文质彬彬的，戴着一副度数不深的眼镜，常穿一件淡得有些发白的蓝中山装，书生气十足的脸常带着几分忧郁的神情，有时还会很熟地背出许多唐诗，从箱子内还会拿出几本封面有些发黄的巴尔扎克的书，借给我们，然后神色紧张地再三关照我们不要弄丢了。这对当时的我很觉新奇。听说他在学校时功课很好，读书也用功，好像是出身不太好，“文革”中家里遭到冲击过，大概也是没办法才到吉林来的。或许由于因与我家的遭遇有些相似吧，彼此间又添了几分亲近感。

尽管徐总有着忧郁的神情，但每次见到我们时，总是笑嘻嘻打招呼，然后天南海北地神聊。在当时“文盲加流氓”称英雄，“打、砸、抢”为好汉的年代，徐的书生气可真吃亏不小，不幸的事终于降临到他头上。

在那个年代，当地一般社员的生活还相当贫困，缺衣少食。我们知青刚下乡时，尚有国家政策的照顾，渐渐地知青的生活也开始艰难起来，除了口粮还能勉强保证外，蔬菜就有些困难了。常常是一年半载不见半点油星，荤腥更是难见踪影。特别是农忙季节里，一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回到集体户里，锅里又是清水白菜汤，对于还在长身体的小青年，可真有点受不了。几个胆大的同学便顾不了那么多了，时而去老乡家偷几只鸡鸭解解馋，当然我和小徐等一些安分守已的同学是决不敢有此念头的，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

记得那是一个春耕大忙时节，同学们都出工插秧去了。临收工时，几位小同学看见水田里有一群老乡家放养的鸭子，一时兴起，便蜂拥而上，捉住了五六只鸭子藏在衣服内，回到住户，兴冲冲地烧水、拔鸭毛，三下两下便烧煮了一大锅，几只鸭顿时成了一顿美餐。不料这事不知怎么被人揭发了，上报到镇上的专政机关，这下可惹了大祸。专政机关的吉某，人称“阿胡子”，素以凶狠出名，听说此人原来只是个小角色，靠造反起家，动辄大搞“逼、供、信”。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阿胡子”自然以土皇帝自居，他的话就是法律。平时在镇上就腰上挂把小手枪，耀武扬威。有一次，不知怎么被几个上海知青揍了几下，从此看见上海知青就不顺眼，这回可找到报复机会了。

当即吉某凶神恶煞般地率一帮子家伙，拿着刑具前来问罪。参与偷鸭的几个小同学被抓住了，关在一间小黑屋里，一顿毒打，几位同学还从未见过这个阵势，当即吓得哭了。

“妈的，还偷不偷？”吉某抡起皮带就抽。这样一来，小同学就吓得更不敢承认了。有些恼怒的“阿胡子”见状后，好像存心和知青过不去，不知是急于要向上司表功，还是坚决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骂骂咧咧地喝道：“全带走！”

一看这些同学要被抓走，在旁的徐建新有点急了，不管怎么，在这些小同学眼里，他总是大哥哥嘛，平时总有点胆小怕事的徐，这回也顾不得了，战战兢兢地面向吉某说：“是我偷的……”

“好！叫你们来这里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妈的，你这小子却带头偷鸡摸狗！”吉某破口大骂“我问你，你是什么成份？”

小徐一脸的惶恐低头不语。

“妈的，上海的资本家狗崽子，偷贫下中农的鸭子，这下非得关上几天不可！”

“啪！”吉某劈头就朝徐甩了几巴掌，只见殷红的鲜血从徐的嘴角边渗出来，在场的同学都吓得瑟瑟发抖。

随后徐和另一位同学被来人五花大绑，押到了派出所。第二天，和徐一起关押的同学，丧魂落魄地跌跌撞撞地回来了，向我们哭诉了他和徐的遭遇：他和徐当晚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小徐随即被提审。一会儿被吊起来，一会儿又吃飞机铐，叫小徐交代以前曾偷过多少次鸡鸭，生产队的大豆等，甚至连前几天生产队失窃的一袋大米，也逼着叫徐交代。半夜里，又反复地将他们敲醒，据说这是心理战。徐毕竟还是位涉世未深的学生，精神世界有点崩溃了。

后来听说有人看见徐被打得血流满面。三天后，徐被当众游街批斗，吉某强令他低头站立在百货大楼前，端着一盆鸭子示众。责令他凡是有人问，必须回答：“这是我偷来的。”这天街上人群川流不息，当地老乡都好奇地望着这位奇怪地端着盆子的年轻人，徐木然地站在百货大楼门口，表情十分痛苦。起先看见有人前来，徐还能完整地叙述一遍，到后来，也不管有没有人，只是哺喃地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

经过一番折腾，小徐终于被派出所放了。或许是精神上的拷打比肉体的拷打更残酷，才几天，小徐已同以往判若两人，透过近视镜片的眼神已黯然无光，脸色晦暗，阴沉着的脸如同死去一般。

几天后，一天深夜，我们同学早已进入梦乡，突然被惊醒，夜空中传来朝鲜族妇女尖厉的呼叫声，大家连忙披衣冲出门外，只见前面有许多老乡正围着村前的一口井，原来有人跳井了。大家七手八脚地组织打捞。

那天，夜沉沉，四周一片黑暗，只见一丝惨淡的月光从云层里透出，有几位老乡打了手电，才有几束微聘的光亮探进深井内，井面上微微泛起波光，只见一个黑影在底下晃动。大伙急急地将人打捞上来，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是小徐，只见他已半死不活，人们连忙将他送进村卫生院，经急救，总算将小徐弄醒了。

谁知没过几天，徐再次投井，被人救起后，当地队领导发觉他精神有点异常，便叫我的另一位同学护送他上县医院。

小徐往了几天医院，情绪更低落，始终不吭一声，那天示众游街的打击竟会如此强烈地在他的身上留下创痛，以至于痛不欲生。

我和另一同学实在放心不下，几天后我们放下农活，乘上火车，急忙忙地前去探望小徐。医院四周洁白的墙壁下，徐呆呆地站立着，我们刚想安慰几句，不料小徐突然号啕大哭。那种人的尊严、学生时代对未来的憧憬被彻底摧毁的神情，令人心碎。我们竭力想劝说他，可是一切都晚了，那次被批斗，那“阿胡子”凶神般的威吓，竟像阴影般始终萦绕在他身边。

当晚我们几个同学带着一丝担忧离开了徐，当地领导见徐病情未见好转，便又另派一名社员将徐送往州医院。

数天后，一个惊人的耗传来，又是一个深夜，住在医院的小徐，一种身居异乡，举目无亲的悲凉，一种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使他竟然撇下他年迈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我们这些始终惦记着他的同学，一头从医院的顶楼纵身跳下，底下正好有一只张着大口的铁锅。次日清展，被人发现时，鲜血已染红了大铁锅，小徐头颅四分五裂，场面惨不忍睹。此时为1970年6月8日，徐建新正值风华正茂的十九岁。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这样丧生在极左思潮的残酷打击下。

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得知小徐身亡的消息，十分悲愤。虽徐是自杀，但其根本原因还不是被派出所所长逼至精神失常而身亡的吗？然而在那个动乱年代，又有谁来主持公道呢！

小徐遗体后来被当地朝鲜族老乡从州府用卡车运回来，按朝鲜族风俗安葬在山上。安葬的那天，我们看着亲爱的同学血肉模糊地安卧在薄薄的棺材内，无不失声痛哭！……

随着知青的大返城，我们全都回城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小徐却永远连同他的青春留在了延边的青山绿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