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用完李幼甫送给我的十块钱就回到了杭州，心情当然 是暗淡的。

我不出门，躲在家里。因为我去了一次上海，乡下人都 知道了，甚至有人说：“墙里”又要发迹了。据大哥说，给我破蒙的 那位陈老师，也来看过贴在大厅正中的那张报捷的黄榜。

大概是 9月中旬，“甲工”送来一封信，内容是说许校长要和我谈话。

我按约定的日期进城，可心里一直在别扭。我猜测，大概是大哥向许校 长求了情，有可能把我留校当“太保”。可是，不管怎样，经过五四 运动，尽管当时的学生运动已经大体上被压下去了，但是，学生的 情绪，是再也不能回到以前的状态了。

那时候有一种风气，学校在 每期毕业生中留下几个当“太保”,这几个人一定是循规蹈矩，目不 斜视，不问国事，或者与学校当局———特别是和“学监”关系搞得好 的人，所以留校当教职员，常常会受到学生的歧视或警惕。

我参加 过五四运动，而且当过小头目，又被“学监”认为品行恶劣，那么像 我这样一个人一旦留校，不是很容易被人认为“叛变”么?

从严家 衡到报国寺，平常我四十分钟就可以走到的，这一天，惶惑的心情， 却使我走得特别慢了。到了学校，因为还未开学，所以空荡荡地连 校役也难看到。

我直奔校长室，许先生正在和教过我三角、几何的 关振然先生谈话。等关先生走了，许先生才叫我坐在他办公桌对 面，问：“听说你想去勤工俭学?”

“是的”,我回答，“可是没办成功。”

许先生沉默了一阵，然后以很严肃的口气说：“你功课不错，但民八 (1919)之后，受了外界影响，不专心读书了，也做了一些学生不该 做的事，比如办那张报……”

由于我一路上已经想了许久，有了准 备，加上毕业文凭已经拿到了手，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所以我立即 回答：“许先生，这些事，讲来话长，可不可以让我……”

他立即拦住 了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用多说了，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考虑 到你的前途问题。”

他面色变得和善了，慢慢地对我说，“今年染色 班毕业的人，蔡经铭、毛文麟，都已经决定到日本去深造。徐圭本 来打算留校，可是他已经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你有什么打算?”

我沉默了许久。他接着说：“我说，一是留校，做点事，继续学，二是 去日本……”

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从李幼甫口中知道，去日本，治 装、船票、进补习学校，最少半年八个月，然后才能考“官费”,这样 算来，最少也得几百块钱，这对我来说不是白日梦吗?

于是我也很平静地说：“许先生知道，我家境不好，……”

这位校长看到我的窘 态，笑了：“这我知道，我的意见是，你假使愿意，可以由学校保 送，……费用由学校供给，到你考取官费为止。”

学校保送优秀学生 出国深造，这样的事我过去听说过，可是，我这个“做了些学生不该 做的事”,犯了“七戒”的人，能入选吗?

这样的事是我根本不曾想 到过的，于是我只能说：“愿意去，可是……我得和母亲商量…… ”

突然间，这位从来不苟言笑的校长破颜一笑!“和你母亲商量? 哈，你们这些青年人，你们不是主张‘非孝’的吗?好了，不谈这些， 两天前，霞轩(我大哥)来过，谈了你的前途，你母亲是不会不同意 的。”

这一说我才安了心，当我再想讲几句话的时候，他站起来了， 脸色又变得严峻：“学校保送，钱是国家出的，为的是培养人才，培 养工业人才，……你可以和蔡经铭他们一起走，要好好用功，不要 再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了。”

事隔了六十多年，这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想不出用什么话 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可以说又惊又喜，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又 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了我的手脚。

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 想依然支配着我，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工业人才，我一点也不感到勉 强，可是，不管怎样，我总算被五四运动这一激流冲洗了一下，并不 觉得“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是大逆不道的事了。我下了一个幼 稚的决心，熊掌与鱼，都要，试试看吧。

从学校出来，我就去找住在蒲场巷的蔡经铭，他是我同班同学，又是我嫂嫂的弟弟。他有两个哥哥，大的叫蔡谅友，虎林丝织 公司的经理；老二叫蔡昕涛，正在日本藏前工业大学学纺织，老三 从小学起，就是我的同班好友，他已经决定暑假后和他二哥一起去 日本学习。

“五四”那年，他也参加了《双十》和《浙江新潮》,并写过 文章，但是后来可能受到家庭和各方面制约，对“运动”不大感兴趣 了。当我和他谈了许校长要我去日本的事，他非常高兴，这样，蔡家兄弟、毛文麟和我，四人可以同行，以便相互照顾。

最后蔡昕涛 还出了一个主意，说四个人合伙，可以租一间较大的房子，甚至可 带一个工人去，给我们烧饭和管理杂务。昕涛在日本已经耽了两 年，情况熟悉，于是我不懂的事就一律请教他了。

他告诉我，学校 保送学生出国，一般是先发预备费二百元，按当时的中日两国币 值，是一块中国银元可以兑换日币一元二三角，这样，二百块钱，最 少可以折合日币二百四五十元。

轮船火车一律坐三等或统舱，几 十块钱就够了，外加做一点衣服，到东京最少还可以有一百几十元 的余款。

问题就在于在东京的住宿和学费，他的经验是：九十月间 到东京，明年三月考官费，预备期只有五个月，而留学生多，官费名 额少，官费录取额不过是百分之二十，因此，万一 一试不取，那么就 得下一年再考。正由于此，到了东京之后留下的钱，一定要节衣缩 食，作一年半的准备。

我完全没有经验，当然一切由他作主，并把 向“甲工”领取二百块钱的事也拜托了他。我这一年已经二十岁 了，可是别说二百，连二十块钱也没有经过手。这之后事情办得很 顺手，尽管不舒服，我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皮鞋。

我可以出洋留学，母亲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从表情和谈话中 可以感觉到，也有舍不得我远行和不放心的心情。“不放心”,那是 很自然的，因为进中学前，她一直说我不懂事，是只“洞里猫”,可是 五四之后我带头“闹事”,这话似乎也传到她耳朵里去了，她怕我出 乱子。

最出乎我意外的是：大概在我离家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她和 我反反复复地讲了许多要我循规蹈矩之类的话之后，忽然爆发了 一个从来不曾讲过的问题。

她说：“你今年二十，不小了，我……少 做了一件事……和你同年辈表兄表姊……都成亲了。”

“争取婚姻 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不正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口号么? 她说的“少做了一件事”,不正是我衷心感激她的事吗?

可是我正 要开口，她把话转到了另一个话题：“景韩(我表兄)看过一本《留东外史》的小说，说日本的风气坏得很。你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这件 事特别要留心!”

这段话，大概在她心里憋得很久了，我用一句不吉 利的话作了保证，她似乎才放了心。

我们一行五人(除了上述四人外，又加上了一个姓汪的，蔡昕 涛的宁波籍同学)于9月中旬到上海，住在福州路振华旅馆。

当时 去日本的留学生很多，据说，在清末民初，也就是《留东外史》 所记述的时代，最多时留日学生有一万人以上——买船票等等，一 切都由蔡昕涛和那位姓汪的去办， 一切顺利。

这里还得加上一段 很可笑的插话，在当时，中国人到日本去，不论是学生、商人，也不 论是从东北，从天津、上海、广州，一律不必办护照，这是从满清时 代就传下来的惯例。

可是现在谈这件事，就觉得不能理解了。

“文 革”初期，造反派小头目一定要追问我到日本去是哪一个反动派头 子派去的?否则你一个普通学生凭什么能拿到“出国护照”?

我说 当时中日间来往根本不用护照。

他们不相信，大叫大喊地说：“从 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可以不办护照，这是奇谈，这只能证明你是 汉奸，所以到日本去不算出国。”

那是1966年10月初旬，“打风”还 不太厉害，所以我敢于反驳，说国与国之间来往不用护照，这样的 例子多得很，从法国到瑞士，乃至西欧共同体各国之间，一般都不 要护照，像我们这样带了护照的人，最多也不过在边境上加盖一个 印章。

可是这批年轻人硬是不相信，说我诡辩，单为这件事，就被 “整”了一个星期。

现在想来，这当然是笑话，可是再想一下，问题 也并不奇怪，例如民国初年中、日之间来往不需护照，当时中币国 际价值高于日币……之类的事，青年人的确是无法知道的。

历史、 地理书上没有这类记载，正理八经的史书、传记上可能也不会有这 种叙述的，于是我想，假如今天的青年想写清末民初、乃至五四时 期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剧本，除了正史之外，看一点当时的稗官 野史，读一点“文史资料”,和当时人写的游记、自传之类，还是很有必要的。

记不起动身那一天的日子了，搭的那条日本船叫什么“丸”,也 完全忘记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海船，一上船闻到那股油漆味 就不舒服，出了海就大呕大吐，一昼夜之后到了日本近海，才开始 清醒，简直是生了一场大病。这时才看到了日本特有的濑户内海 的绝妙风光。

大约在9月下旬到东京，很快，我和蔡经铭、毛文麟 三人报名进了神田区中国青年会附近的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进 行考试预备的补习学校。

同时，我们按照蔡昕涛的安排，一行五人 在东京本乡区追分町二十一番地第二中华学舍暂时住了下来。

记 得在本乡只住了一个多月，我们就在巢鸭区找到了一家有五六间 房的宿舍。随后，蔡昕涛从国内请来的服务员“阿掌”也到了东京， 这样，生活就安定了下来。

过了一个多月，毛文麟分住了出去，蔡、 汪二人照常上藏前的工业大学，我和蔡经铭读预备学校。

所谓预 备，主要是学日文。在“甲工”我们已上了一年日文课，但是只读不 用，到了日本，还得从头学起。至于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由 于“甲工”的程度要比一般中学高一些，所以问题不大。

在当时，要 考官费，政府规定一定得考取日本各地帝国大学直属的高等学校， 或中日两国商定的少数几所公立专科学校(如千叶医专),才能得 到官费。

而九州的明治专门学校，则是一个例外，当时它是私立学 校，但因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中国有特殊关系，愿意为中国培养人 才，所以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考取了也可以获得官费。

在当时， 即使考取了像庆应、早稻田那样有名的私立大学，也是拿不到官费 的。于是，各地“帝大”的预科高等学校，和地处北九州的户畑町的 明治专门学校，就成了穷学生竞争官费的热门。

“明专”是一所工 科专门学校，学制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风以严格著称，每年招收中 国留学生的名额很少，考题难度也大。因此，一般留学生为了保 险，轻易不愿冒险。我和蔡经铭下了决心，硬着头皮试它一下。

尽管当时日本物价便宜，但许校长给我的二百元经费，无论如何也不 能容许我“一试不中”,再等来年。蔡的家境比我好，在东京还有一 个哥哥帮助他。而我，这可以说是背水一战。

那么,我为什么要铤 而走险，选择了这条不太保险的道路呢?

原来我也还有一个幼稚 的想法，就是，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心没有死。离上海之前我还给 李石曾去过两封信，没有得到回音，到了日本之后，又给当时已经 到了北京的俞秀松去了信，说我到日本“只是等待时机”,希望他能 给我联系到法国去的方便。

俞给了我回信，时间是1921年春，内 容是说暂时有困难，要我耐心等待。

提到俞秀松，我要补充几句， 不久前，我从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俞秀松1921年4月16日给他父 母的家信，其中有以下这一段话：

我此番这样匆促地走，原因事实尚未曾报告家中，现在就 简单地说明几句，使家中人不以我为突如其去了。

我这次赴 R, 有三个目的使我不能不立刻就走：

1.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 党定于四月十五日在R 开会，我被上海的同志们推选为代表 (中国共派两个代表，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北京的代表也是我 在工读互助团的朋友，他已先我出发，我因川资问题，所以迟 到现在),所以急不容待要走了。

2.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送学 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又不能不 先去R 接洽。

3.我早已决定要赴R, 求些知识以弥补我的知 识荒，乘了上面的两种公事的时机，我便不顾别的就走了。

这儿所说的R, 明白的是指苏俄，他给我的复信，是在他出国前写 的。这是一份极珍贵的材料(《青运史资料与研究》一O 五页)。

俞 秀松是浙江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浙江新潮》的实际主持者。1920 年暑假后他到上海，就和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 共同建立了上海共产党，他又是中国少共组织的第一任书记。后 来受王明、康生等人的迫害，1938年牺牲于新疆。

俞秀松这个光辉的名字，不仅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连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 上，也没有他的一席地位，这实在太使人伤心了。写到这里，我觉 得提他一下，是我们这些人应尽的责任。

日本一般大学(包括帝国大学附属的高等学校)都是春季始 学，都在阳历二月底招考，因此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六个月，时间 是够紧的。

我集中精力攻日语和数学，其他的只把过去学过的温 习一遍。1921年2月报了考，中国人报名考“明专”的有一百多 人，假使取五名，那么希望也只有百分之五，但是这场背水之战居然成功了。

这一期录取中国人的名额扩大了一些(记得取了九名， 其中山西三人，浙江三人，四川、贵州、广西各一人),我考取了电 机，蔡经铭考取了化工，还有一位不能忘记的好友和同志、广西玉 林人庞大恩(他是我1927年入党的介绍人、上海党报《红旗》编辑，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祁连山牺牲)。

“明专”的学制是本科四年，中 国学生有一年预科，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卒业证明书”上写的是大 正十一年(1922)四月入校，大正十五年三月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