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前后，掀起了大量关于“性行为与女权”的舆论潮。

这些“舆论”，主要由各级官媒发起。

如央视网说“婚约不是性许可”，中国妇女报说“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是否订婚、是否存在婚姻关系都无关”，南方日报说“判决是司法对女性性同意权的有力声援，法院在此案中的表现值得称赞”，南方网说“该案铁证如山，男人都有‘性特权’迷思”，新京报说“强奸罪行的构成要件，就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

该案审判长在二审宣判后，马上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称：“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强奸罪侵犯的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按照自己意志决定自己性行为的权利。”新华网对此予以全文转载。

只要不瞎，即可看出：这轮“坚决维护妇女性同意权”的舆论潮，是由山西大同官方推动的，央媒和地方媒体迅速接应，瞬息霸屏，遮天蔽日，势不可挡。

官媒舆论潮，简称伪舆论潮。

在这轮伪舆论潮的冲击之下，所有人纷纷中招。网民和自媒体被撕裂为女权和男权两大阵营，为“男性的性交权”、“女性的拒绝性交权”而喧哗鼓噪。

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就连发微博：“女性婚内也有性自主权”，“彩礼被视为女性的卖身钱与男性的嫖宿费是反文明的”。某前媒体人丧标还将所有为男方发言者视为董志民，称他们想将女性集体变成“铁链女”。

公知和媒体人智商不高，我是早就知道的，但低成这样，也算始料不及了。

“订婚强奸案”的要点在于：这是不是冤案。

大同审判长和各级官媒合力将该案往“女权”、“女性性同意权”方向引导，正是因为它们没办法从法理和事实层面说服公众这不是一桩冤案，所以才蓄意搅浑水，将案情曲解成男人女人对性权利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冲突。

不管劳东燕和丧标们是真傻还是假傻，但跟着大同的指挥棒山呼口号，造成的结果就是，导致公众对该案的关注点转移——从冤案与否，变成了女权与否。

大同"订婚强奸案"究竟是不是冤案？

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男子席某某是否强奸了女子吴某某？

再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现有证据链是否足以支持席某某强奸吴某某的事实成立？

从大同中院审判长《答问》和双方家属所公开的证据链来看，强奸事实是明显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席某某的父母对外多次公开声称“医院诊疗手册显示女方处女膜完整，无新鲜破口”，而审判长答记者问时不否认“处女膜未破裂”，那就证明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审判长接着说“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这只是他的话术。

真实情况是，对于处女膜早已破裂的女子来说，处女膜状况当然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但对于处女膜尚未破裂的女子来说，这当然能成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起码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处女膜未破裂，就无法证明被告已经进入女子的下体。而是否进入下体，是司法认定成年人之间强奸罪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未插入、不插入的性行为，可以定为强制猥亵罪，但不能定为强奸罪。

同样地，“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席某某的精斑和席某某、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只能证明他们都在床单上流出过体液，无法证明插入的性行为。

实际上，这次性行为（非插入），很可能不是席某某和吴某某的第一次性行为。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吴某某在“被强奸”之前，经常住在男方家中。

被告席某某的母亲曾告诉多名记者，吴某某与席某某“几乎天天在一起”，他们在婚房里生活，吴某某曾在房里洗澡，婚床上有两床被子，床单上有女生的长发，房内至今仍保留女方的不少私人物品，如袜子、发卡、眼罩等。

席某某母亲向记者展示的吴某某留在婚房内的私人物品。

此外，男方家属告诉记者，席某某与吴某某在3个月的恋爱期间，彼此感情逐渐甜蜜，曾当众实施亲嘴、搂抱、触摸等亲密行为。

男方家属的话，得到电梯监控录像的证实。

2023年5月2日，也就是案发当天下午3:05，席某某与吴某某在上楼的电梯里表现得十分亲昵。监控显示，在将近一分钟内，男生一直将女生搂在臂弯里，女生调皮地拍了下胸前的奥特曼发光图案，男生爱怜地将女生抱住，而女生不但不抗拒，还热情地投入男生怀里，两臂回抱，双方的身体紧紧贴住。

这段视频足以证实，席某某与吴某某的日常关系确实非常亲密。而女生用品、枕头、男方家属证词等足以证实，吴某某曾长期在婚房里与席某某共同生活——简单说就是同居。

一对恋人经常互相搂抱、亲嘴、触摸，还经常同居，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在婚房里多次发生性行为呢？尽管这种性行为并非进入。

这是只要脑子正常的人就会得出的结论。盲从瞎叫者和没拍过拖的人除外。

因此，23年5月2日下午发生的这次性关系，显然绝非他们的第一次性关系。

既然过去同居期间发生的性关系都不是强奸，这次订婚回门宴后的性关系是强奸吗？

当然不是。

1、女生与男生乘电梯回婚房时，女生表现得情绪很好，还热情与男生相拥。

2、女生与男生睡了一个午觉后，男生才与女生发生性关系。女生与男生如果之前从没发生过亲密性关系，怎会与男生同床共眠？

3、发生性关系前，女生系自愿脱下衣服，因为过程中并未发生衣服撕裂的情况。

4、发生性关系前和发生性关系时，女生并未反抗，因为男生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如果女生反抗，肯定会出现撕扯抓挠等情况，男生身上必然会留下指甲挠伤。

5、发生性关系前和发生性关系时，男生并未暴力胁迫女生，因为女生在性关系时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痕。

6、大同中院审判长在答问中声称“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但这些淤青并非出现于双方发生性关系时，而是出现于其后的电梯拖拽时。

最后一点不是我说的，是女权粉们津津乐道的“每日人物”报道里引用女方的证据说的：“他们再出现在电梯里，是3小时以后。下午6点左右，他们在13层上了电梯，又在14层下去——女生是被男生拽着的，她看起来情绪不太好，想挣脱，想往地上坐。第二天她母亲拍摄的照片显示，因为拖拽过于用力，女生的胳膊留下了淤青，有清晰的手指印。”

显然，电梯拖拽在女生胳膊手腕上留下淤青，这是女生母亲的说法，也由女生母亲所拍的照片所证实。

根据“华商报大风新闻”2023年8月22日开庭前的报道，男方母亲指出，女生在证词里也说胳膊上的淤青是在电梯和楼道里拖拽造成的，并非婚房里遭受的暴力对待。

“甄女士坦言：‘女子的腋窝下面是有一点皮肤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那个婚房是在14层，她当时闹情绪要走到了13楼，我儿子怕她出事，我儿子150斤重，她是120斤，就从楼梯上把她从13层连拽带拉到14层。律师阅卷，说卷宗里她也承认这是我儿子拉的，不是强迫她时打的，因为我儿子说她当时就是自愿的。’”

按照中国刑法，强奸罪是指行为人违背被害人的意愿，采用暴力、威胁、伤害或其他手段，强迫被害人进行性行为。

因此，只有女方在发生性行为前、发生性行为时是自愿的，就不是强奸。

就算女方在发生性行为后反悔而告男方强奸，也不能定为强奸罪。

同样的，女方在发生性行为后焚烧窗帘和柜子，这也属于事后争执、事后反悔，不能作为“强奸”的罪证。

既然没有女方在发生性行为前、发生性行为时主动反抗的证据，那咋办？编呗。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审法官、二审审判长、女方口供互相冲突的现象。

二审审判长在“七问七答”里，说：”案发时，席某某向被害人提出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不顾被害人反抗，将其衣服脱掉，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间，被害人一只手被席某某抓住，用另一只手推挡席某某，反抗过程中将榻榻米上的窗帘拉下。“声称婚房榻榻米旁的窗帘掉落，是女生反抗时用一只手扯落的。

但一审后，阳高县法院审判长也答记者问了，他的说法与此迥异。

广东省司法厅转载的《阳高县法院审判长答记者问》

一审审判长说：“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事后，被害人情绪激动，实施了点火烧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等行为，还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呼喊“救命”……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卧室的窗帘被拉下掉落，客厅的窗帘有被烧过的痕迹。”

一审只确认了卧室窗帘被拉下掉落了，但并不确认窗帘是被女方拉下的。

一审审判长与二审审判长说法互相冲突。

几天前，“每日人物”公众号发布了那篇名为《婚房里的强奸案》的文章，里面引述女方说法：

“女生说，为了抵抗对方，她躲到房间榻榻米的角落，对方抢走了她手上的被子；她大喊大叫、踢衣柜，男生让她别叫；她躲到窗帘后面，男生一把揪下了窗帘。”

“每日人物”记者林松果称，这是女方在公安局笔录里的陈述。

但女方在公安局笔录里所说的“男生一把揪下窗帘”，一审法院并未采用。

一审审判长只说“发现卧室的窗帘被拉下掉落”，并未确认是“男生揪下”。

而二审审判长则直接改了女方证词，将“男生一把揪下窗帘”，改成了“被害人（即女方）在反抗过程中将榻榻米上的窗帘拉下”。

事实俱在，没得抵赖。

由于在强奸案的定罪标准里，双方的体表伤痕是很重要的认定证据，但在山西阳高县的这场“婚房强奸未婚妻”案里找不到双方的体表伤痕，也就是找不到女方反抗的证据，身为该案主审法官，二审时为了更“妥当”地定罪，遂将女方在阳春县公安局做的笔录里说的“男方揪下窗帘”改成“女方在反抗过程中拉下窗帘”。

主审法官的这种行径，是否属于典型的枉法？

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要知道可以问问山西省高法、山西司法局和最高法。

当然，审判长也可以坚称记者的报道不实。那我建议审判长起诉女记者林松果造谣污蔑。在审判长决定起诉之前，我选择相信女记者、女权主义者林松果的报道内容。

当一对平时就牵手、搂抱、亲吻的情侣，当一对在电梯里就互相亲密拥抱的未婚夫妻，他们相拥进入婚房后会发生强奸案？

这话谁信？至少我是不信的。

那女方在婚房里烧窗帘和烧衣柜到底是咋回事？

按照常理分析，这是在性关系发生后，男女在谈房子的事，女方应该是对结婚一年后才在房本上加名字不满，既然订婚摆过两次酒宴了，就要求男方立即加上自己的名字。但男子在家里没有话语权，所以没法答应上述要求。因此，女方暴怒，动手烧这个她认为早就该属于她的房子。在后来女方家属强烈要求男方家属立即在房本加名来看，这是他们全家早已达成的共识。由于男方的姐姐晚了几个小时送来房本，所以女方全家决定以强奸罪再次报警，要求立案。

林松果记者在报道中披露了男方在被刑拘前给女方的电话内容，在男方表了一轮又一轮忠心（“我出来还要娶你，还要追求你”）后，

女方说：“我真不敢嫁了，你看看你做的啥？

男方说：”我真的不做过。“

女方：”你的不作为，就是你做的。“

这里双方的意思是明摆着的。

男方说的“我真的不做过”，是我真的没有强奸你。

女方说的“你的不作为，就是你做的”，是你在房本加名的事情上不作为。

两年前，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李华采访过阳春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该名民警说得很直白：只要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警方就不立案，调解了事；正是因为男方家属没及时加名，所以才配合女方将男方抓起来。

民警说：那孩子（指男方席某某）挺好的。

这么好的孩子，虽然没强奸，但还是要抓的。

最后，给大家讲个我亲眼目睹的真实故事吧。

2009年，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进来了一个右手骨折敷着石膏的年轻男子。他是某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与一个女下属私通已久，某个中午照例带着女下属回家啪啪啪。不料，女下属的未婚夫跟踪了他们，在他们啪啪啪时电话摇人，叫来女下属的哥哥等人一起抓奸。当这对男女从家里出来时，抓奸者们一拥而上，将男上司打成骨折。由于女下属的哥哥也有份打人，回家后就与妹妹商量。次日在派出所录口供时，女下属就声称在房内被男上司强奸。结果，男上司因强奸罪被刑拘，女下属的哥哥和未婚夫等人因故意伤害罪被刑拘。

再给大家讲个《华商报》报道过的故事吧。

2018年2月22日，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一名年轻男子小邸由婚介所介绍了一名女孩。婚介所老板、小邸、女孩三人一起吃过晚饭后，小邸开车搭载女孩去河边玩，两人聊得很投机，在车上发生了性关系。当晚，婚介所老板给小邸打电话，说女方不愿意了，让小邸拿几万元补偿女方。

次日，婚介所老板带着婚介所两名职员来到小邸家，让拿2万元给女方作为补偿。小邸认为王某等人是敲诈，不愿意给钱。当天中午，婚介所老板打电话报警。7天后，小邸因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12天后被逮捕，6月份被提起公诉。法庭上，小邸拒不认罪，称他没有强迫女方，也没有实施任何暴力，不构成强奸罪。

2018年12月29日，滦南县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小邸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宣判后，小邸上诉。唐山市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小邸服刑期间坚持不认罪，一直让家人为他申诉。2019年11月，唐山中院驳回了小邸的申诉。小邸不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河北省高院审查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指令唐山市中院再审。

2023年10月10日，唐山中院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改判小邸无罪。2024年3月29日，唐山中院向小邸道歉并赔偿57万元。

强奸罪的认定有多随意？上述案例足以说明。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司法常识。

只有在法院认为证据不足、被告事实无罪的情况下，才会向被告及其家属提出缓刑。但法院不可能在被告人已经服刑的情况下主动判决其无罪。因为那样不但要给国家赔偿，公检法的多名案件承办人还要负上相应责任。所以，给你缓刑，就是要你赶紧出狱走人，别再折腾，大家好过，但前提是你得认罪，不能继续申诉。

连这么基础的司法实践常识都没有，我就不明白了，劳东燕之类家伙教的是什么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