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明金

1922年7月，刘少奇结束了留学苏俄的生活回到国内后，党组织委派他去做工人运动。他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紧密结合中国工人运动实际，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等斗争。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坚领导人之一，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始终站在工人运动的历史潮头，为中国的工人运动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安源大罢工在即，从长沙到萍乡参与领导工人罢工运动

1922年7月下旬，在上海英租界成都路附近的一处寓所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与刚回国的刘少奇在谈话。陈独秀在介绍了一般情况后，告诉刘少奇说党决定派他到湖南地区领导工人运动。临走前，陈独秀还把中共二大通过的一些文件交给刘少奇，要他带给中共湖南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中共湖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当时叫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是1922年5月才成立的，毛泽东任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改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分部主任。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名字早有所闻，对湖南的革命运动也大体了解。他对回湖南参加革命十分高兴。随后，刘少奇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带着中共二大通过的相关文件，从上海起程回到湖南。

8月初，刘少奇抵达长沙后，辗转来到湖南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22号，这里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机关，书记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也住在这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里初次会面。二人从此走到一起来了。此后，刘少奇也成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见中，刘少奇向毛泽东介绍了中共二大的情况。毛泽东也介绍了湖南的形势和党组织情况。当时，中共湘区执委会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向军阀赵恒惕政府开展合法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决定由湖南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刘少奇参加了该组织的发起工作。不久，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成立。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夏明翰、李六如等任干事。9月5日，刘少奇与李立三、易礼容等一起出席了长沙土木工会成立大会。刘少奇代表工会组织讲话。

9月上旬，正在粤汉铁路长沙段从事工人运动的刘少奇，突然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被要求立即赶到安源路矿，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位于湘东赣西交界处的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是中国最早的官僚买办企业，有矿工1.2万多人、铁路员工1000多人。安源路矿是日本、德国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企业管理采用封建把头制。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每天在黑暗潮湿狭窄低矮的巷道里，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仍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时常面临着伤残、累死或饿死的悲惨境地。

安源路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极大关注。1921年冬，毛泽东指派李立三、蒋先云等人前往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他们以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在安源办起了工人夜校，秘密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上半年，他们先后在安源成立了中国工人中最早的中共党支部和团支部，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了十几个人加入其中。接着，安源党组织着手筹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选举李立三任俱乐部主任，蒋先云任文书股长，吸收成员300多人。俱乐部公开树起了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旗帜。在李立三、蒋先云等人的领导下，安源工人要求罢工的情绪日益高涨。

1922年9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当天晚上亲自主持召开党组织会议。毛泽东在听完蒋先云汇报当时工人要求罢工的情况后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安源罢工条件已经成熟，要使敌人屈服，非采取罢工的手段不可，并对罢工的组织准备工作作了部署。

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安源路矿的工人向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每月发给俱乐部200元津贴，发清拖欠工人的5个月薪饷。三项要求必须在9月12日中午前答复，否则就举行万人大罢工。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到安源去领导工人运动。

9月11日，刘少奇由长沙乘火车抵达萍乡后，徒步赶往安源，于当晚到达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他顾不上休息，就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彻夜长谈，商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具体问题。

第二天，刘少奇参加了李立三主持的安源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负责人紧急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矿局新调来大批的军警，已经扬言要查封工人俱乐部，如果此时举行罢工，很可能会遭到武力镇压。但大多数人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应该止步不前。由于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各持己见，议论纷纷。

刘少奇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说：“隆郅（李立三）同志的话是对的，只要我们无产阶级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现在虽然不知道罢工胜利有没有把握，但先要认清形势对我们是否有利。”接着，刘少奇分析了罢工胜利的有利条件：“我们举行罢工，已经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全国工人运动已掀起了高潮，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了安源工人很大的鼓舞，现在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害怕工人罢工，路矿当局的东家是帝国主义，他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如果我们一罢工，煤挖不出来，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大家说对不对？”刘少奇分析形势后，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在李立三、刘少奇的启发引导下，会议决定坚决举行罢工。会议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罢工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确定罢工的基本口号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确定罢工的主要目标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由刘少奇担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出面应付一切；由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在幕后秘密策应。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刘少奇召集各处工人代表到俱乐部开会，以进一步做好罢工的准备工作。他对大家说：自古以来，打仗要有严格的军纪，纪律每况愈下的军队就等于一盘散沙，非打败仗不可。我们这次罢工是一场复杂的斗争，没有严格的纪律，万余人就会不攻自破。

接下来，刘少奇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制定了每个人拢10个人，各归住房听调遣，罢工时比平时更加文明，实行分队编组等一整套严密的罢工行动方案，为罢工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为保证组织工作的落实，刘少奇提议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

9月13日，刘少奇直接参与起草罢工的宣传口号，组织工人纠察队，部署工人纠察队制作了臂章符号，准备了对付敌人破坏的木棍、岩镐、斧头等手持武器。李立三则负责联络当地红帮以防范帮会势力趁机破坏罢工。当日中午，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的三项要求仍置之不理。14日凌晨，俱乐部紧急决定，全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发出了罢工的战斗号令。

单刀赴会战群凶，代表安源工人赢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1922年9月14日凌晨4时，火车汽笛首先拉响，划破长空。紧接着，安源修理厂、八方井等处的汽笛也齐鸣十里矿区的长空。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大罢工开始了。刹那间，火车停开，工人们潮水般冲出窿内、车间、工棚，挥舞着旗帜、标语，高举着木棍、岩镐、斧头，大声呼喊：“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全路矿的1.3万多名工人，除八方井锅炉房和电机处按罢工指挥部命令照常工作，以便维持井下通风、抽水和居民用电用水外，其余单位均停止工作。工人纠察队佩戴臂章符号，手持木棍、岩镐、斧头等武器，严密组织防范罢工队伍受欺骗，有勇有谋，英勇善战。

《罢工宣言》印成公函送到了路矿两局。《宣言》提出了17项复工条件，并特别注明：“如欲调商，请即派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路矿当局见工人罢工声势如此之大，如坐针毡，并表示说：对于工人所要求条件，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

对于路矿当局的答复，刘少奇回复：“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路矿当局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第二天，他们专门在接待洋人的玻璃房邀请刘少奇谈判。这实际上是一场“鸿门宴”。路矿当局的正副矿长，矿局各部门的负责人、调解人均出面，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软硬兼施诱逼刘少奇答应他们的条件。刘少奇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对他们说：“路矿两局如果不答应条件，就别想要工人下窿！”

路矿当局不甘心失败，勾结北洋军阀赣西镇守使肖安国，调来一个旅的军队，设立了戒严司令部，弹压工人的罢工。戒严司令部传令工人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走一趟，企图对俱乐部实行军法制裁。面对被拘禁或被杀害的危险，刘少奇力排众议，决定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去戒严司令部。上千名衣衫褴褛的工人放心不下，紧随他一同前往戒严司令部。工人纠察队队员紧紧跟随，保护着刘少奇和工友。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的办公大楼内，警备森严。大门口的台阶两旁架起了两挺机枪，装有铁栏杆的走廊两旁站满端着枪且上了刺刀的士兵，楼梯两边站着挎盒子枪的宪兵，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刘少奇穿过刀枪林立的军警线，从容不迫地走到谈判地点。戒严司令李鸿程想给工人代表一个下马威，恶狠狠地瞪着刘少奇半天不说话。突然间，他扯开嗓子对刘少奇吼道：“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如果今天不从磋商工人提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希望。”接着，他又理直气壮地重申了罢工的原因。

李鸿程拍桌推凳：“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说：“这是万余工人的要求，你们就是把我这个代表砍成肉泥，横是不能解决！”

李鸿程狂叫：“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大声回答：“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吧！”说完，他走到窗边，用力推开高大的玻璃窗。

此时，大楼外人头攒动，数千工人为保证刘少奇的安全，振臂高呼：“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把路矿两局打得片瓦不留！”“要谈判到俱乐部去谈！”

愤怒的工友越过大草坪往楼道里冲击，军警阻拦不住。路矿正副矿长李镜澄、舒修泰见状吓得满脸是汗，李鸿程见局面已无法控制，害怕会造成严重损失和伤亡，都连忙赔起笑脸，请求刘少奇出面维持秩序。

刘少奇轻蔑地扫视了他们一眼，走到楼梯口，朝楼下的工友扬了扬手，大声说：“兄弟们、工友们，大家静一下。”顿时，工友们安静下来。一直在为谈判代表安全担心的工人，见刘少奇平安露面，心里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刘少奇对工友说：“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再耐心等一等。”骚动的人群立即鸦雀无声了。

李镜澄、舒修泰和李鸿程自知已无法使工人和刘少奇就范，于是狡诈地说：“一定认真考虑俱乐部的条件，请刘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厉声对他们说：“若不同意磋商条件，我不会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吧！”说完大步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工友们的簇拥下返回俱乐部。

安源路矿的罢工进入第4天，矿山锅炉房的烧煤告罄。一旦停火，矿山的运行就将中断，偌大的矿井就将被地下水浸没而毁于一旦。江西督军蔡成勋致电赣西镇守使肖安国，令他“居中调停，从速解决”。路矿当局也发来急电，要求矿局“力主和平”，就连李鸿程也不得不向俱乐部表示愿意当调解人，从速解决工潮问题。

路矿当局无计可施，被迫取消了“先开工，后议条件”的原定方案，派人与李立三、刘少奇谈判。最后，路矿当局将复工条件商定为包括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增加工人工资等在内的13项条件。但是，路矿当局仍心存二意，不想付诸实施。

9月18日上午，刘少奇与李立三等人商定后，放出风来：谈判条件再不生效，俱乐部负责人刘少奇、李立三将离开安源，听任工人暴动。而工人们也扬言，锅炉熄火，电厂停电，以示报复。矿长李镜澄接到这一紧急报告，再也不敢怠慢，连忙与俱乐部代表再次会商，正式签订了13条立即生效的协议。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大多数实现。

安源路矿工人历时5天的大罢工，在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获得胜利，这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刘少奇在这场罢工运动中，展示了讲究斗争策略、临危不惧的过人胆略和组织领导工人斗争的卓越才能。

领导工人坚持合法斗争，致力于推动全国工人联合发展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后，全国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极端仇视工人阶级的觉醒。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残暴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史称“二七惨案”。以此为标志，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汉冶萍公司分别致电路矿当局、江西督军署和赣西镇守使署，阴谋趁机查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在这紧急关头，4月的一天，即将调离中共湘区去中央工作的毛泽东专程到安源视察工作。

这时，李立三离开安源到武汉，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由刘少奇接任。毛泽东出席了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工人、干部代表会议，商讨危急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提出：全国工会均遭解散，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如海中孤岛，现在是孤立地存在。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安源工人更需要加强团结，应采取“弯弓待发”之势，严阵以待。

刘少奇接着发言：客观形势要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采取退却与防守的策略。他将毛泽东提出的“弯弓待发”的防守策略归纳为两个要点：一是采取守势，加强防范，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进攻；二是继续坚持，毫不退缩地与敌人斗争到底。

1923年5月，路矿当局指使所属的修理厂暗中给与工头关系密切的少数机械工人加薪，企图以此引起工人之间的矛盾，破坏工人团结，分化瓦解工人队伍。同月，路矿当局又因从安源外运大米受到工人的阻止，请求赣西镇守使出兵镇压。

路矿当局的种种做法引起工人的愤恨。6月，工人掀起了闹饷风潮，要求给全体工友一律加薪。路矿当局弄巧成拙，凶相毕露，呈请政府取缔俱乐部。工人与路矿当局的较量又一次摆在刘少奇的面前。这时，敌强我弱，一部分人胆怯了，提出放弃原来的一些主张；而一部分工人又产生了“左”倾冒险思想，不顾环境险恶，力主硬拼。

在此情况下，刘少奇从两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代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谈判，磋商妥善解决的办法，并主动承诺维持产量，严肃生产纪律，制止工人不受俱乐部控制的罢工、怠工行为。另一方面，发动俱乐部各级干部，严格约束工人，避开路矿当局的锋芒，坚持合法斗争。

在刘少奇领导下，安源工人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路矿当局同意了俱乐部提出的给部分工人加薪、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等4项条件，粉碎了路矿当局瓦解工人团结、武力查封工人俱乐部的图谋，成功地捍卫了工人的利益。次年春，刘少奇领导工人俱乐部击退了路矿当局勾结教会、无政府主义党派企图用“内外夹攻法”摧垮工人俱乐部的计划；12月底又成功领导发动了第二次大罢工，粉碎了当局取消年终加薪，推翻与工人俱乐部签订的协议，以迫使工人在饿困中溃败的阴谋。

刘少奇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进行反封锁、反瓦解、反饿困斗争的同时，还致力于推动全国工团联合事业的发展。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安源工人不顾自己的生活困难，为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仅1923年上半年，安源工人为援助“二七惨案”后处于极端困境的唐山、京汉铁路、湖南水口山工人募捐2600元；下半年再募捐310余元救济汉阳铁厂被解雇的工人。1924年夏天，捐款1480元以救济株洲、长沙水灾难民。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每月向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提供活动经费2100多元。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还帮助指导建立了萍乡木匠、皮匠等行业工会，在路矿周围的萍乡、醴陵、湘潭各县开展了农民运动。

1923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邀请各地的工会代表到安源参加罢工胜利一周年纪念活动。以此为契机，加强了与各地工会之间的联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14个工团组织，或派代表，或致电祝贺。在纪念大会上，刘少奇发表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说。他指出：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是俱乐部以后的基本任务之一。他的演说，对全国工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少奇还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与了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主持恢复在工人运动低潮期间遭到破坏的汉冶萍总工会。经筹备，1924年9月，汉冶萍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源秘密举行，刘少奇当选为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9月，刘少奇利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两周年的机会，再次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到安源交流经验，给正在恢复的全国工人运动注入了强劲的活力。1925年4月，他在总结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时指出：安源工人在“二七”罢工失败、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后，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还援助自己的阶级兄弟，谋求全国工人的团结，尽了很多的努力。

1924年6月，刘少奇（第三排右二站立者）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教职员工合影

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重视工会组织和党团组织的建设

刘少奇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中，非常重视工会组织和党团建设工作。

1922年8月，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选举前夕，刘少奇以苏俄苏维埃政权为蓝本，主持拟定了一整套新组织法。确定以全体十代表会（即每十个人组成“十人团”，选出一名代表，为十代表）为最高权力机关，类似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总代表（每个工作处选总代表一人）会议和百代表（每十个“十人团”选百代表一人）会议为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类似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总代表会议和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类似苏俄的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设教育、宣传、交际、财政、裁判、纠察、互济、出版、游艺、庶务等10个委员会，类似于苏俄的人民委员部。

1924年8月，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选举中，刘少奇被推选为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正成为工人的基本组织，进而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中“组织之完善，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的工会组织，被称为全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工友们的无产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从1923年起，成立了安源、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分部的工人补习学校暨工人子弟学校7所，不久后统一命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在校学生总数多达2000名。1924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决定在各工作处设立16个读书处，对工人及其子弟进行教育。俱乐部还创立了1所工人图书馆，设立10处公共阅报处，编印《工人读本》等教材。1924年上半年，俱乐部建成了一套培训工人的教育体系。

为使工人教育更有针对性，刘少奇极为重视发挥革命报刊的作用。他在工人中组织发行《向导》《劳动周报》《新青年》《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等书报刊，给工友提供学习的教材。与此同时，他还领导创办了工人俱乐部自己的刊物。1923年12月，出版发行了《安源旬刊》，很受大家欢迎。

1924年秋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安源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由两地委合办党校，主要培训中共党员和青年团的骨干分子。他担任党校校长，与教员一起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并亲自授课。他讲的课，通俗易懂，思想性强，很受学员欢迎。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他们中有的被派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有的被派到其他地方的工厂、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对各地的革命运动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举办党校外，刘少奇还用很大的精力，领导俱乐部的党团组织活动。他采用个别谈话、支部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团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党团组织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1923年6月前，安源仅有中共党员30余名、党支部1个。到1925年8月，党支部增加到13个、党员230多人，团支部36个、团员433名。除路矿外，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及其附近的八迭乡等地都有了党团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党团组织，使俱乐部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巍然屹立，并成为中共少数几个工作重点区域之一。这些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骨干，成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刘少奇在斗争中显露出非凡的组织指挥才能，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1925年春，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与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5月1日，大会开幕。7日，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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