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国“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亦于今日在太原召开。幸逢其盛,回望自己三十多年来所写过关于读书的文章,大约有数十篇吧。谨于其中选出十篇(共21000多字),温故而知新,权当作盘点与献芹。

《话书香》

《话书香》

女儿在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工作,平时做合成生物化学之类的实验,有闲暇便会跟我通电话,讨论一些有关读书的话题。

某日,女儿问我,爸爸,什么是书香?

我说,古人以芸香草藏书辟蠹,所以有书香之说。后来,书香不再限于藏书了,也泛指爱读书的社会风气和爱读书的家风,比如书香社会、书香门第。

女儿又问,通过刷小视频、抖音什么的听书看书,算不算书香呢?

我说,这可是个新问题。不过,我倒是觉得,通过新媒体听书看书,也是书香。只是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读纸质书,更爱纸的书香罢了。

其实,我平时也刷小视频、抖音什么的,但每次真的想读点书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去翻阅纸质书。“老去读书随忘却”,读纸质书不同于刷视频,你可以随意在书上勾勾画画,也可以钩玄提要,把重点记在扉页上,还可以在天头地脚随手写下感想。复习的时候,或者写文章需要相关资料的时候,翻开每一页都像遇见“老友”一样,你会会心一笑,很是自得。

我一直以为,这是我自己多年的习惯,未必适合年轻人。

令我意外的是,女儿在电话那头说:“我也爱纸书香,我觉得纸书更有实感。”

我说,如何个“实感”法呢?

女儿说:“就像爸爸在纸质书上记下自己的心得和感想——特别是读爸爸读过的、留有‘手泽’的纸质书,我能够实实在在地体味到书香。这在电子书上是无法感受到的。”

我一时有点感动,也有些感慨。

我告诉女儿,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在村子里很多老户人家的家门上,都还能看到“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木刻对联。“耕”是体力劳动,能够让人吃饱穿暖;“读”是精神劳动,能够让人知书达理,增长见识。“诗书继世长”,就是说咱们老家当年的家风与乡风,书香浓郁,斯文流传,可以长久地润泽后世子孙。

女儿可能也是受到了我的影响,即便远在深圳,也老爱跟我要书。

近日,她又打来电话说,咱家不是有两套同样版本的《左传》吗?请给我寄一套,要爸爸批注过的。她还开玩笑说,我要在爸爸批注过的书上再作批注,将来传给我的孩子。

一番话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说,你要真能这么干,那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发表于2025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大地》)

《仰 读》

《仰 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老三的阅读习惯有二:一是喜欢读老书,二是喜欢躺着读书。老书是时间的长河里沉下来的金子,年代越是久远,越能流传下来的,就越有价值。至于躺着读书,则是老三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性。

据长辈们说,老三出生以来特能哭,整日里号啕大哭,用老三母亲夸张的话说“哭得死伤在地”。现在想想,小孩子的哭,不是病痛便是肚子饿。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人,饿肚子本是寻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老三母亲和哥姐都说,老三满月以后,每当啼哭的时候,就拿哥姐的旧课本在他眼前晃悠,并说“老三念书啦,老三念书啦”,老三的哭声便逐渐地变成咿咿呀呀的“念书声”了。据说此法很灵,一直用到老三一周岁左右。以致老三的外祖父预言:“老三这娃子,日后没准能成个喝墨水的人物。”

大概是从小受到这样的提示吧,老三对认字特别感兴趣。农村人一大家孩子,没有谁专门去教他识字;但老三跟着上小学的哥姐认了不少字,四五岁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读报纸了。那时候,在村子里找到一张报纸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老三的五叔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他家的仰尘(城里人叫天花板)是用报纸糊的,老三尽可以躺在五叔家的热炕上,仰读仰尘上的《雁北日报》和《山西日报》。他一会儿头朝西,一会儿脚朝北,起初五婶还真纳闷,这孩子咋地躺在炕上总是转来转去的?后来才发现,嗨,咱家老三这不是在认字嘛!

转眼间老三长大了,考试升学,毕业就业,娶妻生子,锅碗瓢盆,跳槽升职,博取功名。他一路从小村到小城,从小城到省城,从省城进京城,忙了个不亦乐乎。老三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读书写作只能利用晚上和双休日的时间。他曾经多次幻想,如果有几年时间什么也不干,能够专心致志地待在家里读书,那该多好。

也许是天遂人愿,也许是造化弄人。就在老三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当口,突然莫名其妙地失业了。就像有人专门做过思想工作似的,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的不少文友和他保持了距离。文章发不了,工作又不好找,老三的心顿时变得很沉很沉。不过,也好,这何尝不是一个读书的好时机呢。关于读书,特别是读老书,老三有自己的一套读法。他曾对读书作过“读诗如梳,读史如篦,读经如剃”的譬喻。他说,读古人的诗文集,要有选择地读,抓大放小,去粗取精,大致梳理一下即可;读史书要精细,最好能从头到尾捋出一条线索来;对于传统经典,则要潜心研读,探赜索隐,全面铺开,不留死角。

老三15年前买了一套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五史》,满满上了一书架,本打算退休后再细细阅读,没想到提前派上了用场;老三7年前八五折购得一套北大版的阮元辑本《十三经注疏》,原本不敢轻易搬出来,此时也轻轻拂去了落在上面的浮尘。老三把枕头垫高,躺在床上,开始了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仰读生活。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老三在书海里尽情徜徉,流连忘返,要愁哪得功夫!有一段时间,老三早晨起来,两个拇指都是水肿的。后来夫人提醒他说,没日没夜地举着砖头厚的书,手指能不水肿吗?老三这才联想到古人,将厚书装订成一本一本的小分册,而且还是竖排版的,非常适宜躺在床上卷起来阅读。老三叹服,古人真讲究啊。

时至今日,老三还十分怀念那段仰读的日子。是啊,作为肩负着养家糊口重任的一家之主,如果没有外力的压迫,谁会在人生的黄金时段平白无故躺在家里仰读两年之久呢?一想到这件美好的事情,竟由他人玉成,老三就想偷着乐。最近一次友人聚会,大家畅谈人生中快意事。一位朋友问老三,此生最快意的事情是什么?老三毫不犹豫地回答:仰读。

(发表于200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大地》)

《路 读》

《路 读》

读书,未必是一件雅事;尤其在老三,倒成了一桩实实在在的俗事。老三住在京东的通州果园,而工作单位却在西单附近,加之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必堵车,单程也得两个来小时。如何将每天“扔”在路上的四个小时合理利用起来?于是老三便盘算在路上读点“老书”。

路读,不能讲究什么“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类的排场,只能见缝插针将就着读。想当年,老三正年精力壮,在公共汽车上找个靠窗户能站立的地方,就可以“埋头”读起书来。到了2008年奥运会前夕乃至奥运期间,北京的公交车一律改为乘坐一次付N角钱,总之便宜得很;而另一种空调公交车乘坐一次N元,因为票价要贵一些,所以乘客也相对少一些。老三选择后者,清晨早起一会儿还有空座,一直坐到东三环再换车,至少可以读书一小时。奥运会后,有些车次忽然间“改头换面”找不到了,于是老三便改乘城铁换地铁。他从城铁八通线果园站上车,逆向坐三四站即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重新选个座位,尽可以打开书畅读一个小时;然后到四惠东站再换乘一号线地铁,排队等一个座位,到西单站下车,仍可读近半小时的书。当然,在一号线上的“读书时间”,偶尔也会超过半个小时,直到地铁里广播“本站是军事博物馆站”或“前方到站是玉泉路站”,老三才恍然大悟——坐过站喽!

近两年,选择乘坐城铁和地铁上下班的人愈来愈多。老三曾在城铁上听到一位青年女子抱怨,她每次早高峰挤进车厢,都是被人“抱”上来的。如今老三已年近知命,老冉冉其将至兮,不宜再在城铁和地铁上摔打了。然而自驾上班也不是他的最佳选择。于是便跟一位家住通州的的哥商量,每天早上固定接他上班。为了避免堵车,老三每天清晨5点20分起床,6点10分左右上车,在车上打一个盹儿,40分钟即可到达单位。老三单位的上下班时间是“早九晚五”。这样,他就多争取到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在老三看来,每天早晨这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纯属路上凭空“赚”出来的,故仍然称之为“路读”。至于车费嘛,可以用稿费抵消,故忽略不计。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是与从前不一样的“读书时间”:尽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气定神闲地读,随心所欲地读,铺排对比地读,勾勾画画地读。老三早年看书,每本书都用牛皮纸包皮儿,不画道,不折页,读过两三遍还跟新书似的。而今,他不仅读到精彩处随手折页,还要打圈圈,画道道,蓝笔勾,红笔点,尤其读到会心处“诗兴大发”,还会在书的天头地脚扉页上涂抹一大嘟噜文字。老三说,书是特殊消费品,不“消费”等于没读。

老三住在通州已近十年,上下班路上虽然不免“艰苦卓绝”了一些,但盘点一路读过来的好书,还真是收获不菲。像那些读来有滋有味的“老书”《说苑》《法言》《白虎通》《大戴礼》《淮南子》《战国策》《世说新语》《韩诗外传》之类,还有那些百读不厌的《论》《孟》《诗》《易》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坚硬”难啃的“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等等,都是在年复一年的上下班路上,陪伴着老三一路读过来的。路读,不仅为老三打发了途程中的无聊,更使他获得了心灵上的愉悦!真可谓“甘苦相伴,得失为邻”。

每天在路上读一点“老书”,已然成为老三多年来的习惯。老三偶尔还会在亲朋好友聚会的场合“推广经验”,倡议大家加入路读行列,特别是年轻人要多读一点“老书”。他说,一个民族的“老书”,是该民族“从前的”思想和智慧的总和;从前的光芒亦可映照未来。证之世界历史,想要“抽空”某个民族的灵魂,首先便要“虚无”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像要毁掉一棵树,先得挖掉它的根。无“根”的民族,还能称其为民族吗?听说现在国内不少大学里的许多院系,外语过不了N级毕不了业(这无可厚非),但却压根儿就没有开设《大学语文》(应当叫《国语》)这门课程。这很让老三觉得匪夷所思。

老三还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讲,他们买了很多好书,包括一些传统文化典籍,只是工作太忙无暇展读,打算退休后好好品读一番。每当此时,老三总会“哼哼”教导他们说,人之所以要退休,就是因为身体乃至思想差不多已到该“休整”的年限;读书做学问亦不例外。老三很喜欢引用一句古谚:“老将知而耄及之”。大意是说,人入老境固然老成智慧,然而糊涂昏聩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老三常说,要吃趁牙口,要穿趁身手;要读书,就现在——不管在枕上、厕上还是路上。

(发表于2011年7月6日《人民日报·大地》)

《零 读》

《零 读》

零读,不是没读,更非不读。零读是零星地读,零碎地读,零零散散地读,零敲碎打地读。

走出学校大门,步入社会阶段,大多时间处于工作状态,大家都叫喊忙,说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读书?似乎读书尽是那些个“金堂玉马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只是闲人的事体。

请听听这两则对话吧。“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这是《论语·季氏》记载孔子和儿子孔鲤的对话。谚云,熟读《诗经》会说话,熟读《内经》成医家。不读《诗经》,在社交场合开口说话都没个好词儿,尤其在春秋时代的重大外交场合更是接不上话。《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不习礼仪,不守规矩,走遍天下都没法儿生存,没法儿立身。

没法儿说话,没法儿立身,还怎么去工作,还忙乎个啥呀?文以化人,古今一理。读书,是工作和生活的必需。书中不仅仅只有影响生存的饭碗,也不仅只有宋真宗所谓幸福标志的“黄金屋”和“颜如玉”;更为重要的是,书中还蕴涵着积极健康的人生不可须臾或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人讲过,做官为俗,读书为雅,因而从政者更应该多读点书,陶冶情操,澡雪精神。所以说,读书也是高尚而美好人生之必需。

至于工作忙,并不构成不读书的理由。据《墨子·贵义》记载: “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这位被孔子一生顶礼膜拜的大圣人周公旦,贵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 且身为摄政王,全权处理周王朝政务,你说他忙不忙?但他每天早 晨“零读”百篇,晚上接见七十名提意见和建议的学者和官员,被 曹操誉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常言道,圣人学众人,众人学圣 人。正是因为圣人广泛地吸纳众人的智慧——自然也包括先圣们写 进书里的知识与观念、经验和教训,圣人的思想和学说,才值得众 人去学习。

人生确乎很忙,时间亦不等人。谚云,一晃过三冬,三晃一世人。在时光飞逝、工作繁忙的节奏中,要想增强本领充电读书,只能从碎片化的时间夹缝里,抽时间,挤时间,抢时间,鸡零狗碎地读,化整为零地读,不失时机地读。世无纯白之狐,却有纯白之裘,无非集腋成裘、积少成多而已。零读的集中,可以汇成知识的海洋。

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切莫轻视零星、零散的知识点,小块的时间,零碎的知识,学之轻松,记之牢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古代先贤利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的零散时间作文读书,直到暮年仍孜孜以求,本着“秉烛之明,孰与昧行”之精神苦读。假如今人能发挥其在车上、枕上、厕上、沙发乃至于一切之上,像玩手机、打游戏、刷微信那样,怀揣“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之情怀零读,那么,“手不释卷”者就会成为一道道壮观而靓丽的风景!

当然,提倡读书,并非强求人人都要成为周公或孔子那样的圣人;强调零读,也不是把读书和娱乐绝对化对立起来。玩,也是人生快乐的本能需求。

然而,玩物丧志,老大伤悲;暇日多者,出人不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本身就具有价值和意义。谚云,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读书,关乎个人与家庭的兴旺向上,乃至整个民族的兴盛发展。

让零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常态吧。

(发表于2020 年 8 月 31 日《中国社会报》)

《吊 读》

《吊 读》

我一直以为,“三水西红”四大名著,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必读书。

我接触四大名著比较早,特别是前三种“三水西”。童年时期, 村子里有几个仅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说书人,每年冬闲时节为村民们说书,说得最多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三侠五义”和各种“公案小说”等。那时我只有五六岁,还没有听书的“资格”,但那些古老的故事实在是太诱人,所以每天晚饭后偷偷溜进某光棍老汉屋里的书场听书……突然被哪个大人发现,也只惊讶地说一声“这娃子”,并没有撵走的意思。

从那时起,书场,像磁场一样吸引着我。

上小学后,我便千方百计向家里有书的小伙伴们借书。因为我有听书的底子,故连猜带蒙夹生读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然后再给小伙伴们说书。这些书,同样也吊起了他们的胃口,大家伙读书的兴致空前高涨。有一个小伙伴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竖排版繁体字《红楼梦》,我左看右看看不明白,只好恋恋不舍地“完璧归赵”。只是至今都回想不起来,当初我是从什么时候开读的《红楼梦》?

但督促女儿读四大名著,却是从《红楼梦》开始的。女儿刚上初中时,我对她说,你们中学生不是有“三怕”吗——“一怕文言文, 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如果你读了四大名著,“三怕”立马就根治了。女儿惊喜地问,真的吗?我说,那还有假,四大名著都是经过时间淘洗留下来的好书,有历史,有知识,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有翻空出奇的写作技巧。最关键的是,四大名著都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过渡期的产物,相对传统文化经典而言,“三水西红”都是“文白夹杂”的典范文本,读起来要比纯粹的文言文,简明而容易得多。正是这种“易”“简”的特性,决定了“三水西红”的读者,不仅便于亲近文本,而且易于跟进学习,易于获取成果。正如《易经·系辞》所说的那样:“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如此这般,读了四大名著,还怕什么文言文和写作文吗? 鲁迅先生的文章难就难在“文白夹杂”,读了四大名著,还怕什么周树人吗?

女儿欣然接受我的观点。但由于《红楼梦》开篇头绪繁杂,迂回曲折不易进入故事,我就带着她一起读。可女儿一点都不感兴趣,勉强读完前四回,便戛然而止。倒是由于从小学到初中,老师们总说,女生是不适于搞事业的,尽管现在学习成绩很好,可是到了一定年龄阶段,就会走下坡路,云云。这让女儿既不忿气,又很好奇男生喜欢读些什么书。打听到男孩子爱读打打杀杀的《三国演义》,旋即开读,两三周后,一扫而光。

读另一部打打杀杀的《水浒传》,女儿已是高中二年级。某日放学回家进门便说,今天语文课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真有意思!我说,当然了,《水浒传》最精彩部分就是“林十回”“武十回”“宋十回”。她赶忙问啥啥啥“十回”?我说先吃饭吧。那天正好周末, 用过晚餐,我从《水浒传》第一页《引首》读起,一直读到第十回, 已是深夜。可是女儿两眼炯炯,全无睡意。我说睡吧,明天接着读。就这样,每晚女儿做完作业,利用一点时间,为她读完了“林十回”“武十回”“宋十回”。女儿还想往下听,我故意“卖个破绽”,说这两天报社要赶写几篇文章(手头也真有稿子要写),过几天再读吧。胃口已然吊起,哪里等得“且听下回分解”?于是女儿便叼早搭黑,很快把《水浒传》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

俗话说,后上船的先下船,先上船的后下船。尽管最早给女儿读《红楼梦》前四回,还在她上初中阶段,可是直到八九年后女儿大学毕业,收到美英两国五个offer 准备出国留学之际,才又将《红楼梦》提上“议事日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作为中国人,连四大名著都没读完,哪好意思走出国门。其时,学理科的女儿已然读过《论语》《孟子》《老子》《易经》《国语》《韩诗外传》等诸多古籍和一大长串外国文学名著,眼界颇高。为了吊足她的胃口,我说, 知道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吗?他点评的中国历史上“六大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水浒》),都给《水浒传》留有一席之地;那他还是没有看到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呢——不是有人说嘛,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然而,女儿曾被《红楼梦》“伤到”过,虽然理论上也知道《红楼梦》多么多么伟大,胃口也被吊得老高老高,但还是跳过《红楼》读《西游》。据她后来回忆说,再不读完四大名著,觉得对不起爸爸多年来的倡导与鞭策。于是便利用出国之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五个月间隙,首先快速读完《西游记》。她说,《西游记》幽默, 好玩,好读,好就好在看上去是浪漫主义或曰魔幻现实主义,实则浪漫与魔幻只是个皮儿,而瓤儿却都是现实主义的。继而,又认认真真读完《红楼梦》前八十回,被彻底“惊到了”!她对我说,世界上居然有如此伟大的小说——不仅中国现当代最好的小说,都无法跟它同日而语;就连世界上最顶尖的文学名著,也被它甩出二百条街!

我对于四大名著,每隔几年就会购一套新的,重读一遍,勾画一番。有时候写文章涉及其中哪一部书,还会单独抽出来读一读。有一句话在“三水西红”四大名著中有多处写到过,那就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有时也说“晓行夜住,渴饮饥餐”)。因为“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仅是小说行文中的一个跨越时空、高度缩略的过渡句,同时也是自然人的生存必须、社会人的生活必要,是人的生命之规定性和公理性。其实,读书也应该像“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那样,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须。所以我一直觉得,用“如饥似渴” 来形容读书求知,是一种最佳妙的状态和境界。

近年来,偶有同事或朋友问我,如何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我说,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自我,不可一概而论。不过,有两点似乎不妨一试,即启发其好奇心,培养其好习惯。孩子是最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而好奇心和想象力,又会助益孩子的求知欲与探索力。抓住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巧妙地运用故事悬念,撬动并吊起孩子读书的胃口,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我给它取名为吊读。

吊读,不失为一种启发式读书的好方法。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常常用吊读的诱导方式,启发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即如其高足颜回在《论语·子罕》中所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学生也好,孩子也罢,大都喜欢听故事,不喜欢听大道理。其实,故事即道理。有育儿经历的人,大多给孩子念过童话,读过寓言,讲过故事,而童话、寓言和故事,无不包含着美好的理念和道理。世上没有没道理的故事, 即使庄子的那些充满“虚无”的故事,也都包含着玄妙而深刻的哲理。

我之所以长期不懈地督促女儿和家中晚辈阅读四大名著,不仅仅因为它们史诗性地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瑰丽神奇的玄幻故事和“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太虚幻境”,也不仅仅因为它们全能性地展现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诸多高超圆熟的创作手法;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名著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之影响太广泛、太深刻、太持久,它们是今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以及近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一座便捷“渡桥”。试想,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吊读方式,引导人们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由“小说”渐进式地步入“小学”乃至“经学” 领域,亦或可以渐次进入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经典之奧堂。诚如《诗经·国风·蒹葭》所言:“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发表于2020 年 11 月 23 日《中国社会报》)

《倒 读》

《倒 读》

一直留意“倒背如流”这个成语的出处,但目前我只查到,现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日记》中出现过。再往前代追溯,尚未见识过这个词。不过,我想,有必要倒背吗?如何倒背?意义何在?比如训蒙读物《百家姓》,正读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开始,一直到“第五言福,百家姓终”。倒背则是“终姓家百,福言五第……王郑吴周,李孙钱赵”,别扭且不说,姓氏先后颠倒亦尚无大碍,然而复姓“第五”变成“五第”则不成,话说反了更不成。

历史上,多有过目不忘者,“正背如流”代不乏人。譬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中描述曹操主簿杨修与西蜀张松关于《孟德新书》的一则有趣对话:

松笑曰:“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专务强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诲,以开发明公耶?”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 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背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修入见操曰:“适来丞相何慢张松乎?”操曰:“言语不逊,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祢衡,何不纳张松?”操曰:“祢衡文章,播于当今,吾故不忍杀之。松有何能?”修曰:“且无论其口似悬河,辩才无碍。适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书》示之,彼观一遍,即能暗诵,如此博闻强记,世所罕有。松言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儿,皆能熟记。”操曰:“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令扯碎其书烧之。

只不过,有趣归有趣,但《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家言”。然而此故事还确实有些历史依据的。南朝宋代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二》,引述《益部耆旧杂记》写到张松其人:“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干。刘璋遣诣曹公,曹公不甚礼;公主簿杨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纳。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闇诵。”主要史实如此,其他均为“小说家”罗贯中添油加醋所创作的“繁枝茂叶”。至于“操曰:‘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令扯碎其书烧之”,则纯属“人物性格”描写之需要,与史实不符。据《隋书·经籍志》载录兵家书目,不仅有魏武帝曹操和王凌集解的《孙子兵法》,还有魏武帝撰写的《兵书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五卷)、《兵书略要》(九卷),后三种是否为“未定稿”《孟德新书》分解之部分内容呢?今已不得而知。不过,唐太宗李世民与唐代“战神”李靖“问对”——即《李卫公问对》一书中,仍然谈及《孟德新书》,可见“扯碎烧之”,实在是“小说家言”,不可当真。

在历史上,以倒背显示其特殊才能,引起当政者注意,博取功名者,倒是确有其人。譬如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记述:

卢庄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会有献书者,庄道窃窥之,请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后生何轻薄之行!”庄道请讽之,果通。复请倒讽,又通。士廉请叙良久,庄道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窥记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牍试之,一览倒讽。并呈己作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满,复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识之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授长安尉。太宗将録囚徒,京宰以庄道幼年,惧不举,欲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但闲暇,不之省也。时系囚四百余人,令丞深以为惧。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评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异,即日拜监察御史。

由于少年卢庄道的父亲卢彦,是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宰相高士廉的故友,所以年仅十三岁的卢庄道得以在高士廉面前成功“表演”其“一览倒讽”之特异功能,并由高士廉向唐太宗推荐,擢甲科,授尉官,后来一跃而升为监察御史。这则故事在北宋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广记》中,亦有大同小异的记载,称其为“一览倒诵”。

不过,我对这种“倒背如流”,除了少年卢庄道以此绝技取官而外,并无其他特别感受。倒是我读《世说新语》与《大唐新语》等书,常以“倒读”方式翻阅。

但凡嗜书之人,读书“虎头蛇尾”在所难免。每年年初规划读多少多少部,计划不可谓不宏伟,但一到年终盘点,不管客观原因有多少,其结果则是差距甚为辽远。关键是,有不少书,翻是翻了,读也读了,然而半头二截没读完的“烂尾工程”,琳琅满目,比比皆是。所以我读某些书,特别是以前读过多次的书——前面读得相当精细,后面却看得甚为了草;因而像《世说新语》这种编排相对有“独立单元”者,我会选一个好版本“补课”,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倒着来读。倒读可以起到“回头看”的作用,读来多有“新发现”,时有惊喜。

比如,从后往前倒着读,读到《世说新语·惑溺》第七条: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

东晋丞相王导有一个姓雷的宠妾,很喜欢干预政事,收受贿赂。东晋重臣(侍中)蔡谟称她为“雷尚书”。短短21个字,似褒而实贬,戏谑而鞭挞,含不尽之意于言表之外。东晋时期的“尚书”,还不像隋唐以后的“六部尚书”那么位高权重,只是一个掌管文书奏章,协助皇帝及丞相处理政事的官员,位阶不算太高,实权却很大。我多次想以《雷尚书》为题写一篇杂文,因为如今的“雷尚书”——那些形形色色酷爱干政而纳货的“贪内助”们,正干得欢势呢。

再比如,《世说新语·纰漏》第一条: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东晋大将军王敦出身士族,相貌俊朗,性格豪放。“尚主”即娶公主为妻——王敦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舞阳公主。尽管王敦出身士族,并非寒门小户,但毕竟还未曾领受过皇家气象。所以王敦作为新女婿上厕所,看见塞鼻孔阻隔异味的干枣,便当作干果尽情享用。从厕所回来,婢女们用金盆端着清水,用琉璃碗盛着澡豆(用豌豆末和香料制成的小丸剂,供洗手洗脸用,相当于现在的香皂),王敦便将澡豆倒进金盆里,一鼓作气吃喝干净,引得群婢掩口笑之自是不免。故事的“梗”在于,王敦把这一顿“美餐”命名为“干饭”。现在对于不知天高地厚有多大本事的人,常用“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来调侃形容。其原始根据是否来自于王大将军的这桩公案呢?

又比如,《世说新语·轻诋》第十条:

谢镇西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先介绍一下三个人物。“谢镇西”指东晋大臣,著名将领、清谈家、音律家、书法家,镇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尚;“殷扬州”指东晋大臣,著名清谈家,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真长”指刘琰(字真长),东晋大臣,著名清谈家。三人均为东晋“清谈界”一时人物。时任镇西将军的谢尚,给扬州刺史殷浩写信,替刘琰请求会稽郡官职,殷浩不仅未允,还把刘琰连同谢尚一起贬损一番。他说,刘琰这个人喜欢颂扬同党,攻击异己,属于“侠之大者”;您谢镇西也未免太降低自己的身份了,怎么能为这种人奔走效力当说客呢?这节文字编入《世说新语》“轻诋”部分,可见,即使是轻轻地诋毁,亦属于刻意的毁谤。所以此处、也是最初的所谓“侠之大者”,特指党同伐异者的“大哥大”,江湖义气中的“扛把子”,颇有些“黑道作派”。敢情“侠之大者”最初是一个地道的贬义词啊!而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将郭靖奉为“侠之大者”,他是如何为一个贬义词赋予“新意”的呢?不得而知。

还比如,《世说新语·排调》第五条: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唐代名相房玄龄在其撰写的《晋书·武帝纪》中总评晋武帝:“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评价非常崇高。但我们从这则故事中,却看到晋武帝对“归命侯”孙皓的这个玩笑,开得尺度确乎有点大,有些轻佻,有失身份。孙皓乃三国时期吴国的末代皇帝。“宇量弘厚”的晋武帝,居然让他在宴会上作一曲吴国乡间卿卿我我恩怨尔汝的《尔汝歌》,这对于一位降帝乃莫大侮辱!问题是,被晋武帝封为“归命侯”的孙皓,还真地边敬酒边作了出来:“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邻”“臣”转变,天上人间,流水落花春去也,大有深意存焉;特别是孙皓一连用四个“汝”字,当着文武百官直呼武帝,这“大不敬”言辞可是陛下您命令“罪臣”作的啊,自取其辱,故“帝悔之”。晋武帝司马炎承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与父亲司马昭之余烈,灭孙吴统一全国,早期锐意革新,遂有“太康之治”著之竹帛。然而,时间一长,官N代“怠于政术,耽于游宴”的“老毛病”暴露无遗。西晋开国元勋何曾每常“侍帝宴”,回家后对儿孙们说:“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资治通鉴》)果如其言,自“永熙”之后王室渐乱,“永嘉”中天下大坏,有果有因。身为开国之君的晋武帝司马炎,从不言“经国远图”之志,只唠叨“平生常事”而已,将一个国家交付这种人手中,由他再把“此座可惜”传将下去,岂不危乎殆哉!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写的《世说新语》是一部好书,它已然成为后代文人所采撷的创作之“渊薮”,就连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之篇名,亦来自于《世说新语》三十六篇目之一种“伤逝”;特别是南朝梁刘孝标为之精核作注,更是锦上添花。这部书读过多少次,我未作统计;但是前边熟,后边生,却是实情。因此,我于前几年找了一部刘孝标注本,每天上班午休时躺在沙发上倒着读几则,铢积寸累,所益非细。唐代刘肃撰写的《大唐新语》也是一部好书。书名及编撰体例均模仿《世说新语》而作,故其于历代之编刻书名,宋代作《唐新语》,明代改为《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根据《新唐书·艺文志》才恢复原名《大唐新语》。这一部书,我也是先正读,再倒读,拾遗补漏,收获良多。

也许有人会说,读书嘛,正读顺读就是了,有啥必要倒着读呢?那么诸君,试问一句:《论语》第一篇《学而》前三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凡读过几天书的人,有几人不知道呢?但是《论语》最后一章《尧曰》最末三句:“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又有几人知道呢?同样,《诗经》开篇第一首《关雎》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多能背诵;但《诗经》最末一篇《殷武》最后几句:“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旅楹有闲,寝成孔安。”则恐怕鲜有人知。这倒并非前边的句子比后边更精彩,而是“虎头蛇尾”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习惯,诚如《诗经·大雅·荡》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我一直倡议,读书人应该多读古今中外之经典,多读一些“磨脑子”的“经史子集”。因而我向来主张,阅读古代经典作品,“子书如梳,史书如篦,经书如剃”。读个人的集子,梳理一个大概即可,择优而读;读史书,特别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要细细地“篦”个一两次;而读经书,不管是“五经四书”也好,“十三经”也罢,则如剃刀过顶,反复研读,不留死角。特别是有“短章”且自成“单元”者,诸如《诗经》《易经》《论语》《孟子》以及其他历史笔记之类的精品集子《说苑》《韩诗外传》《世说新语》《大唐新语》等等,都可以来来回回地读,正读顺读,倒读跳读,补苴罅漏,大有成效也。

(刊于2024年8月23日《谚云》)

《阅读经典的问题》

《阅读经典的问题》

一个民族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是该民族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辉煌结晶。诸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和二十五史(尤其是前四史)等等。然而,经典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为了炫耀与宣扬,而在于学与用,在于有益于世道人心。可是如今谁还读经典?读它又有何用?这倒真是个问题。

问题一:快与慢。而今是信息时代,是云计算时代,一言以蔽之,一切都要“神速麻利快”。不过,人生就像开车,车速越快,车手就越需要镇定,车子的油耗也就越大。同理,生活节奏越快,就越要打起精神,安妥灵魂,就越需要汲取大智慧与正能量。先贤有训:停留长智。停留是慢,长智是快,不长智,如何快?孔子有言:过犹不及。过是太快,不及太慢,二者皆不合度,然而不及却胜于过。这就好比烧菜,与其烧煳了,还不如夹生的好。攻读经典,比之于吞咽文化快餐,无疑是繁难的,缓慢的,但却是长智的,必须的。

问题二:虚与实。就虚实论,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文化,经济最实,文化至虚。然而,“利者义之和”,乃经济之纲;“政者正也”,属政治之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社会之基;“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乃军事之要——文化又成为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等不可须臾或缺的灵魂。文化乍看一无所用,实则无时不在, 无处不用;无用正是其大用所在,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不要轻言实则有用,虚则无用。人生就是一个虚实相间有无相生的过程。俗话说,日子如流水,人生似赶路。可是你能拎得清哪一步是虚的, 哪一步是实的,哪个时辰是有用的,哪个时辰是无用的吗?俗话还说,走路不用问,大路好走小路近。小路小道,大路大道;小道小目标,大道大方向;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经典传大道,岂可不读乎?

问题三:远与近。历史、现实和未来,是就时间而言的。有不少人误以为,时间越近的东西便越当“浓墨重彩”,时间越远则越是“云淡风轻”。事实上,观点和学说价值的大小,与时序远近并不构成比例关系。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并作为历史的实例哲学,观照着现实乃至未来。《易经》是从普遍到一般,通过本质指向现象的;《春秋》则是从一般到普遍,透过现象直抵本质的——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经典永远具有现代性,因而永远值得现代以及将来的人们去潜心研读,汲取菁华,砥砺精神。

现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我们越来越疏离传统文化经典,包括有些时髦的国学大师以及传统文化学者所大肆宣讲的。我曾看到一位名头唬人的大师,给高校学生开列必读书目中有《礼记》,但他自己却似乎根本没有通读过或者至少没有读明白该书,否则就不会闹出匪夷所思的笑话来。大师尚如此,何况常人乎。所以我总担心,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经典,在不远的将来,恐怕只剩下教科书里令人自豪的名言警句,以及望文生义的片言只语;而它们“本身”却离我们愈来愈辽远,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漂浮,愈来愈飘渺, 最终必然飘呀飘呀飘得不见了……

(发表于2013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大地》)

《诗》要四“读”

《诗》要四“读”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然而,由孔子所编订的“诗三百篇”当如何来读?夫子只讲了《诗》的艺术功能与社会作用乃“兴观群怨”,以及《诗》的思想意义“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并未对如何读《诗》作过具体的指导阐述,只是在与其弟子子夏(卜商)和子贡(端木赐)讨论到《诗》的时候,分别称赞他们——“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也”,特别强调《诗》对人的启发意义。

问题在于,读三千年前的《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作为经典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它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性、启迪性、审美性与正能量。《诗》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之“五经”“六经”“十三经”中的重要经典之一,是完全具备这些特性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读《诗》大致分“四步走”。

一读为诗。我们常说,如诗如画,诗和远方,诗意地栖居,皆具有美好的意象与象征。至少在四千多年前舜帝即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书·尧典》)唐代孔颖达为东汉郑玄《诗谱序》作疏:“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东汉许慎《说文》云:“诗,志也。”诗最本质的属性,就是熔铸诗人的思想感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既蕴含诗人之主体意识,亦指诗本身;离开“志”,便无所谓诗,故孔子曰“诗亡离志”。譬如《诗》所抒写的种种纯美爱情,均为人之共情——亦即“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周南·关雎》),写的是爱芽萌发,魂牵梦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秦风·蒹葭》),写的是爱在远方,更在心中;“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小雅·隰桑》),写的是爱如磐石,忠贞不渝;“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邶风·击鼓》),写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真爱长厮守,携手慢慢老去。我曾在《〈诗〉为什么称经》中写过:“诗从华夏文明远古时代走来,甫一登场便惊鸿闪现,以‘诗言志,歌永言’式的天籁般的韵文旋律呈现——它是怎样神灵般拨动我们先民心灵深处那一根根善美的琴弦!”——故从而“开天辟地”创造之!我之所以说“一读为诗”,就是要去充分地感受它的美好,深切地读出它的诗情与诗意来。诗性,首先是美好的,深情的,动人的,它具有纯美而强烈的情感、思想与艺术的审美性与象征性。

二读为史。北宋丁度等撰《集韵》曰:“诗,承也。”如果将《诗》当作文学文本,那么,它最初所承载和呈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作诗最根本的目的又是什么?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提出“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明代思想家李贽亦讲过“经史相为表里”,清代大儒、史学家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也”。

《诗》正是为反映和评判“从前”以及“当时”的政治生态与人民生活应运而生,其作用即孔颖达所谓“承君政之善恶”。据史籍记载,孔子删《诗》之后传授于子夏,一直传到汉代,述《诗》者分为四家——其中毛公作《训诂传》(简称《毛诗》)——而最终诗脉单传完好保存至今者,仅《毛诗》一家。所以说,读《诗》者不可不参读《毛诗》,不可不了解每首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诗之所指。譬如《诗·王风·黍离》三章之第一章:“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诗》释之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于宗周,过故周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宗周”指西周的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周大夫行役”的“周”指东周的王城(在今洛阳),而由西周“变故”为东周,罪愆主责在于一人即周幽王,所以当东周某大夫因公出差路过镐京,看到曾经辉煌的宗庙长满黍稷,不由地发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之怨刺悲叹!我之所以说“二读为史”,就是要将诗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与语境中,使之有“根”有“指”。

三读为经。什么是经?《诗》为什么又称作《诗经》?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所恒久遵循之规律,之常道,之法典。东汉刘熙《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南朝宋齐梁时代的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亦云:“圣哲彝训曰经。”并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详尽阐述道:“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奧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其中,“三极彝训”指天地人所遵循之法典,“文章骨髓”指礼乐制度之精华。概而言之,经须具备四大要素:圣哲之彝训,恒久之至道,性灵之奧区,文章之骨髓。《诗》同时具足经之四大要素。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讲道:“《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不具也。”“诗三百篇”不仅蕴含着天道与人事之普遍真理,同时也是打开人们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所以孔子在《礼记·经解》中讲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譬如《诗·小雅·小明》有句:“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好是正直”似乎只是一句平淡无奇的大白话,然而,“自正为正”“正曲为直”,人能够做到“自正”而且“正人之曲”,便将“好”的全部精义包含进去了,正如俄国著名作家、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人一正直什么都好了。”《诗》之所以称经,就在于它具有普世性与真理性,这也正是《诗》作为经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贡献。

四读为诗。通过之前的三读,不仅读到《诗》之美,探到《诗》之“根”,而且开掘到《诗》之所以为经;故四读仍然要还原成诗,回到叠加了美、“根”、经的生动的、形象的、丰富的、纵深的、活泼泼的诗之本体。《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性情。”“性情”亦即“志”,具体体现为“情”与“性”的二元性。《说文》云:“情,人之阴气有欲者。”又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为情欲情感,容易泛滥,使人沉迷涣散;“性”为智慧理性,闲邪存诚,引领人向上向善。所谓“持人性情”,既要求诗人所秉持的创作态度,要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时亦强调诗所传达的价值理念,应有益于世风人心,“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正因为《诗》的独特内涵和作用是“言志”,即感物吟“志”,述“志”作诗;因而《诗》的核心价值则是因“情”启“性”,因势利导,启迪心灵,开发智慧,开掘“性灵之奧区”。的确,“志”为诗魂,诗可移人。故孟子主张读《诗》要“以意逆志”,并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阐明诗可以打动人心,成风化人。诚如孔子在《礼记》中所言:“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所以《毛诗序》亦云:“正得失,动天地,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也正是《诗》的普世价值与化世功能之意义所在。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所谓经都是磨脑子的大文章,尤需学而时习,细细研读。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这正是经典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丰富性、多义性、发散性与象征性。当然,对于《诗》的“四读法”,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心得,不足为训也。

(发表于2024年5月2日《北京晚报·五色土》)

《读名著,学谚语》

《读名著,学谚语》

我对“三水西红”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情有独钟,隔两三年就会重读一次,每次都有一个集中研究的专题。今年春节期间的研读专题,就是排开梳理了一下“三水西红”中的谚语。

女儿“打探”到我的专题后说,“三水西”中谚语多,好理解;而“红”——《红楼梦》大观园里的才子佳人们,能说出几句谚语来?

我对她说,小看了不是?才子佳人也是生活中人。我曾在《母亲词典·自序》中写过:“谚语是一部口口相传的文明史,谚语是一个民族的回想与记忆。”只要才子佳人的祖辈父辈说谚语,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他们焉有不说之理?比如,贾宝玉就说过“亲不间疏”(第二十四回)之类的俗谚,即使高冷如林黛玉也会讲“俗语说,‘睹物思人’”(第四十四回)。更何况贾府里还有老祖宗贾母和凤辣子王熙凤,还有三进三出荣国府的乡下人刘姥姥呢。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学名著,怎能缺失大俗大雅点石成金的谚语呢!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事迹”,在整部《红楼梦》的主体架构和主题思想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以“千里之外,芥荳之微”的刘姥姥,如何能攀得上“侯门深似海”的贾府呢?这还真得从几句俗谚说起。《红楼梦》第六回讲得分明:刘姥姥的女婿叫狗儿,本姓王,祖上做小官时,与王夫人的父亲“连了宗”。狗儿一家小日子过得清汤寡水,不免烦恼,喝几杯酒便骂媳妇。刘姥姥看不过,便说,姑爷,咱庄户人老老诚诚,“守多大的碗儿吃多大的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得想法子挣钱;再说你家老辈不是跟金陵王家“连过宗”吗,人家“拔一根寒毛比咱的腰还粗呢”,去走动走动。谁知狗儿却说,何不你老人家明日走一趟。狗儿的儿子叫板儿。刘姥姥次日便“舍着老脸”,带着外孙板儿,去“一进荣国府”了。

俗话说得好:“一句谚语千重意。”每一条谚语,只有摆进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活灵活现地呈现出它的精妙、生动与深意。这也正是重新读名著、潜心学谚语的意义所在。

我有一个特别的机缘,与谚语有过数十年的亲密接触。一是二十多年前为写作《母亲词典》,先后搜集整理了数万条谚语,一条一条解读过的也有上千条吧,并在“时令·风俗”部分,把所有大的传统节日和二十四节气写了一遍(其时香港明报出版社老板潘耀明先生,拟将书稿的节日、节气部分单拿出来做一本书,我婉谢了);二是2022年初接到一项工作任务——为自己供职的报纸副刊撰写“二十四节气系列文章”,对农谚和俗语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和理解。千百年来,谚语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许多谚语不仅具有实用性,同时具有审美性;不仅具有通俗性,同时具有深刻性;不仅具有经典性,同时具有现代性;不仅具有文化意义,同时也具有教化功能;不仅具有传承意义,同时还具有记忆功能。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谚语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史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谚语恰恰又是被长期性历史性系统性地集体无意识地所忽略,所轻视,所以它的价值、功能和作用,一直被严重低估。也许象牙塔里学者们觉得它太“俗”,不屑于研究;而老百姓虽然“谚不离口”,却又缺乏深入研究的意识和能力。诚如《周易·系辞上》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在“三水西红”四大名著中,我读《西游记》的时间比较早,次数却又是最少的。当年初读时也就十来岁吧,而且仅读过一次,眨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书中人物和故事多已模糊。近期开始重新阅读,却给了我意外的惊喜:几十年来嘴里一直念叨的“停留长智”“望山走倒马”“愁海龙王没宝哩”“好处安身,苦处用钱”“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箭”“若要有前程,莫作没前程”等诸多文绉绉的谚语,细细回想,最初竟然大多来源于《西游记》!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其他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镌刻在记忆深处的居然是那些“不起眼”的俗语!而且,更惊异的是,谚语的表现功能、教化功能和审美作用,在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显著——它们融会在引人入胜的故事里,闪现在鲜活生动的情境中。杜甫有句:“传语风光共流转。”正是作为“小说家言”的《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数百年来在我国基层社会拥有数以亿计——乃至于今而后发展到更为庞大的读者群体,因而对谚语的“传语”与“流转”、传承与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我于春节期间,只能算是粗粗过了一遍“三水西红”四大名著,尽管多年来已经翻阅很多次,但现在浏览,依然会时不时跳出几条“恰当其时”又“恰如其分”的俗语,如吉光片羽,精金美玉,赏心而悦目,华彩而惊艳,诚如李贺所谓“甲光向日金鳞开”也!俗话常说“俗话说得好”,谚语是真好。

(发表于2024年3月17日《工人日报》)

《读书养气》

《读书养气》

人究竟为什么读书?或者换一个角度设问,读书对人到底有什么作用?

一

童年时的读书,说不出个什么“为”来,无来由地爱书,喜欢读书。

那时候虽然穷苦,连肚子也填不饱,可是自由自在呀!每天早晨起床(实际上是土炕),两手一揉眼睛,吸溜几口稀饭,吞咽几口窝头,一撂碗筷,就吆喝上左邻右舍的十几个小伙伴,脱缰野马似地奔向田野、森林之中,上树掏鸟,下树打枣,尽情地玩耍胡闹。玩够了,疯够了,淘够了,野够了,大家排起长队撒一泡尿,齐唰唰地画完十几条银色的弧线,然后大叫一声“各回各家,各寻各妈”——肚子不饿得干瘪,是想不起回家的。

回到家跟妈妈要吃的,妈妈总是没好气地说,半前不晌的,受苦人都没的吃,哪有你的!无奈,舀一瓢井拔凉水灌满肚子,仰头望一望太阳明晃晃的,离午饭尚远。几个与我有着同样遭遇的小伙伴,没精打采地聚拢在街头的墙根下,听我说书,讲故事。“我要读书”的强烈念头,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萌生的吧。

生在穷乡僻壤,没有多少书可读,就愈觉得书之宝贵了。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此时的读书,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半拉子的“小人书”,没头没尾的古今小说和话本,见着就读,反复地读。饥不择食,什么“三六九日王登殿,文武大臣摆两边,一旁闪出个白虎官。这白虎官,开了言:十八投唐二十三,保你唐主整五年……”之类的破旧书,在今天的小朋友们看来,是些什么东西!然而在当时,它之于我,简直就是奇书美文、精神大餐了!

读书,使我贫穷的童年生活变得色彩斑斓。

书给了我闯荡世界的动力和勇气。

二

转眼年届不惑。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但是“野孩子”的脾性未改,喜欢读书的“积习”亦未改——恐怕今生今世也改不掉了。只是在读书之余,脑子里时不时地冒出“读书究竟有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

说读书是为了升学,为了获取知识,为了提高修养,为了改变命运,为了做官,为了就业,为了成名成家,为了报效祖国,等等,均无不可。但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是,读书可以养气。

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不同的书,可以养不同的气。豪气,灵气,平和之气,浩然正气,可以养也;邪气,戾气,酸腐之气,阴阳怪气,亦可养也。读书于人,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不可或缺,我们可以从书中汲取无尽的精神力量——不,汲取气,汲取一种激荡在我们的血管、充盈于我们的周身,又从我们的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来的气。同时,读书也要像吃饭那样,吃各种蔬果和五谷杂粮,摄取多种营养——阅读各式各样的书,汲取各种各样的气,以避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过,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不仅要杂学旁收,大量读书,还要有目标、有选择地读书,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读天下好书,养人间正气。就像孟夫子说的那样: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

三

如果说读书是养气,是输入,那么写作则是释放,是输出。作者把气注入文章,读者又通过读书,感受到文章的气,吸收了文章的气。你我常说的“回肠荡气”,不正是说一种读书的经验,不就是说文气在我们的胸腹之间流转激荡吗?是什么样的人,读了什么样的书,便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气不同,文章的味道就不同,形成的风格也就大不相同。所谓韩如潮、苏如海、柳如泉、欧如澜,便是韩柳欧苏四大文豪的禀赋、气质、学养之差异,贯透于文章中的具体表现。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韩愈也强调“气盛言宜”——就是说,写文章的人,只要气足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谓“气”者,分为两个层面,先天为禀赋(本气),后天为学养(养气)。自身气弱的人,器小力薄,容易被书拿住,故世上多有食书不化的“两脚书橱”。而自身气足的人,不仅读书可以养气,而且善于融会,善于吐纳,作文时自然就会“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也。正因如此,“野孩子”们的身上虽有侠气、野气和不驯之气,可是经过书卷气的浸染,其笔下之文,便多有杀气、霸气和蓬勃之气,别有手眼,异光灿烂,爽!

人虽有先天的禀赋、气质上的差异,然而读书可以养气,则是共同的,也是共通的。庄子在《逍遥游》中说过,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读书不足,养气不够,写起文章来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就像游泳的人不会换气,用不了半个时辰,便三魂荡荡,七魄悠悠,蹬小腿儿翻白眼儿,简直像个垂死挣扎的瘪 三。真正的文章好手,必然读书多,养气厚,厚积而薄发。那手笔,真叫个: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发表于2001年7月29日《北京日报》,选入2001年第12期《新华文摘》)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

来源:《谚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