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有一个悖论:从政似乎很容易,又似乎很难。
说容易,因为在孔孟眼中,只要有一项突出的特长,从政就没什么问题;说难,孔子曾阻止学生从政,并对学生 拒绝从政的行为表示认可,且孔孟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的时代也从未实现过。
究竟怎么回事?
先看两个“难”的例子。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
“漆雕”是复姓,“开”是名。孔子感觉他学成了,让他出仕做官。漆雕开却说,我对做官还不太自信。孔子很高兴。
孔子高兴,因为学生有自知之明,而且谦逊低调。从孔子的角度判断,他可以了;漆 雕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觉得自己还不够。这没有对错,只是角度不同。孔子对学生再了解,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细节;学生更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何况,在春秋这种相对较混乱的年代,谨慎一点、低调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品质——关键时刻能保命。
另一个“做官难”的例子,就不同了。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 先进》)
子路让子羔去做费的县长。孔子表示不同意:“这会害了别人的孩子(指子羔)。”
子路反驳道:“(那个地方)有一方百姓(可以帮着治理),有土地和五谷(可以保佑政权),为什么非要读书才算做学问?”意思是,又不是他一个人治理,为什么非要考试合格才能做官呢?
孔子没有继续反驳,只是岔开话题:“所以我讨厌那些油嘴滑舌的人。”显然是在批评子路。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孔子没有把话题展开,深入探讨不让子羔做官的原因呢?
原因在于,这话题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好公开讨论,比较敏感。
不想让子羔做官,主要是两方面因素,都不好放到桌面上谈。一个,是子羔自己,一个是费这个地方。
子羔,即高柴,字子羔,大约比孔子小30岁。《论语·先进》中有一章,是对四个学生的评价: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高柴愚笨——这个评语,大概率是孔老师打的,至少是他认可的。
愚笨,脑子不灵活,这是高柴的标签——现如今的老师恐怕不敢这么写评语了。那时候无所谓,学生皮糙肉厚,不怕打不怕骂。
期末结束,给几个学生集中打个评语,没啥;在子路要让高柴当官的关键环节拿出来做反驳的理由,就不太地道了。所以,孔子明知道高柴愚笨,这个时候也不能直说。
其次,是因为“费(音必)”这个地方,太敏感。在“季氏将伐颛臾”一文中,冉有曾经提到,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什么意思呢?当时属于分封制,国君要分封卿大夫,不是虚名,而要给他领地(叫采邑),领地的税收属于卿大夫,有自己的武装,属于独立小王国。这样一来,国君分封卿大夫领地大了,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卿大夫的领地、武装大大超过国君。
鲁国就是这种情况,国君被架空,季氏为首的三个卿大夫把持朝政。
鲁国国君直接控制的范围很小。颛臾、费等小的领地,性质上和季氏的领地一样,更倾向于鲁国国君。
季氏想吞并颛臾,理由之一是颛臾和费距离很近,两者一旦联合起来,和国君齐心协力,就更难对付了。
子路曾经为季氏家宰,而费后来的确成了季氏的领地。子路这一任命,理应是在季氏吞并费之后。
即便此时费在季氏的管辖范围,仍属于敏感地带,明争暗斗,局势复杂。如此局面,派一个愚钝的人去掌舵,孔子怎能不担心?但这样的话,似乎不好明说,干脆“王顾左右而言他”。
以上的事例说明,在孔子眼中,当官似乎挺难的。矛盾的是,在《论语》其他篇章中,当官、从政似乎又成了很轻松的事情。
比如“政者正也”,从政很简单,自己“正”就OK了;比如舜治理天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自己端端正正坐着,天下就“垂拱而治”了。
尤为典型的,是孔子和季康子的一段对话: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
季康子问孔子的三个学生仲由(子路)、端木赐(子贡)、冉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的回答是:
子路果敢决断,从政有什么难度呢?
子贡通情达理,从政有什么难度呢?
冉有浑身艺术细菌,从政有什么难度呢?
从老夫子的口中说出来,从政、当官简直跟喝白开水一样简单,只要有一两种突出特质,就没问题了。
孟子也有类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鲁国要让乐正子当官,孟子听说后,高兴得睡不着觉。
学生公孙丑问他:“乐正子很强吗?”孟子说:“不强。”
“那足智多谋啰?”“否。”
“那见多识广啰?”“No.”
“那你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孟子回答说:“因为他好善。”
乐正子接着问了一个我们同样好奇的问题:“光凭好善,就足够了吗?”
孟子说:“好善,治理天下都足够了,何况治理鲁国呢?(此处省略一万字)”
孟子的回答,事实上也能解答本文的疑问:当官,到底难还是容易?孔子为什么一会儿说难,一会儿说易?
拥有了好善、好德这样的本质,当官就容易。子路的果敢,子贡的通达,冉求的才艺,都是建立在“德、善”之上的“术”。有了“德、善”这个根本的“道”,采用什么样的“术”,只是途径不同而已。
当然,其中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冉求后来的从政行为脱离了善的本质,最终被夫子唾弃:“非吾徒也!”
无论漆雕开、子羔还是子路、子贡、冉求,孔子的要求,都是先修养自身,素质提高了、德行到位了,应对复杂的政事,自然游刃有余。修养不够,贸然从政,德不配位,难免带来风险。
高金国,笔名高了高,高级编辑,著有《好父母养出好孩子》《写给孩子的趣味中国历史(12册)》《少年读史记故事(3册)》《中国历史超好看(6册)》《人生是一场修行》《唐朝那层窗户纸》《齐国那些事儿》等图书3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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