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8，我在孙中山先生面前加入了国民党|东京|关东|冯玉祥|夏衍|日本|李烈钧

1923年在我的青年时代有过几件难忘的事情。

这一年三四月间，我和蔡经铭一起，到博多(福冈)去访问了郭沫若，我们是作为爱好文艺的青年人，事先没有约定，冒冒失失地撞上门去的。

但是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之后，很快得到了这位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他夫人安娜的欢迎，还邀我们在他家里吃了午饭，当时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还有一个印象是他非常豪爽，而他夫人则漂亮而温厚。

我们本来是想和他谈谈文艺方面的问题的，可是他却对我们发了一通对国事的感慨。这是一次很平凡的见面，可是，这次会见却给抗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的我和他合作，埋下了一粒种子。

这一年暑假，我忽发奇想，一个人经朝鲜到东北、华北去作了一次旅行。当时按留日学生的规定，每三年发一次参观旅游费，是八十元还是一百元，记不清楚了。我从小在乡间长大，到日本之前，也只在上海住过几天，所以有了这笔钱，就浩然起了远游之念。

7月从下关搭渡轮到朝鲜的釜山，只要七八个小时，我仿照史蒂文生的“携驴旅行”,带了一只手提箱，只身到了汉城、平壤，大约在朝鲜呆了十天左右。

有一天晚上，在一家日本小旅馆里，忽然听到一阵低沉的二胡声音，于是，突然又感到了异乡的寂寞；我穿的是“明专”制服，不懂朝鲜话，只能讲日本话，住日本旅馆，因此不止一次受到朝鲜人的无言的敌视。

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坐火车到了奉天(沈阳),记得一位到过东北的日本同学说，哈尔滨的夏天很漂亮，于是在奉天住了两天，又北上到了哈尔滨。

当然，哈尔滨是很美的，盛夏天气也很凉爽，可是住了三天，又觉得不是滋味，假如说当时的“南满”是日本人的世界，小贩会用日本话来吆喝，那么哈尔滨可以说是白俄的“势力范围”。

我住在一家中国小旅馆，第二天早上，旅店的女佣人问我：“要里巴(俄语面包)呢还是梅西(日本话米饭)?”没有话说，只是一阵说不出的悲哀。梁园虽好，不是久住之家，我很快就进了关。

我有一位姓李的表兄住在北京东裱背胡同，可能已经有十多年不见了，但是一见面，他就邀我住在他家里，这总算是游子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了。

我在北京住了一星期，每天一早就出去乱撞，上八达岭看了长城，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记得偶然还在一家很小的邮票店里买到了一套大龙毛齿邮票。开始想家了，于是我就坐火车回到杭州。

那是八月上旬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从杭州城站提着那只手提箱走回到严家街，满身大汗，一坐下，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母亲和大哥都责怪我为什么要到北方去，为什么到了北京不给家写信，大哥还说：你现在翅膀硬了，连母亲也不在心里了，我只能认错，无言可答。

在家休息了几天，母亲就要我去德清探望舅父和嫁在德清的大姐、二姐和四姐，一再说，做人不能忘本，你能够出洋留学，都是他们支助的结果。

还有，一定要去拜访许校长，不是他保送，你就进不了中学。当然我只能遵命去了德清。

但说心里话，这次旅行，我心里感触很深，也就是家事和国事之间的矛盾，想起朝鲜和东北的情况，像一块铅压在心上。我还去拜访了许炳堃先生，谈了这次旅行的感受，但他还是强调“实业救国”,我当然不敢顶撞，但心里想，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读死书，拿文凭，得学位，真的能救国吗?

对这样一个问题，我感到孤独，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

9月初，学校就要开学了，我在八月底离杭州到上海，正打算去买船票，忽然在报上看到了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消息，中国报纸报道得很迟，也很简单，但英文报则登了大半版。

当时在上海我没有熟人，于是到《中华学艺社》(相当于留日同学会)去打听消息，很巧，碰上了学艺社的负责人之一的林骤先生，他告诉我说：“东京几乎完全毁灭了，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下落不明，我们正在组织一个‘震灾调查团’,到日本去调查罹难留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东京我也有许多朋友，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地表示希望能够参加，林骤很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说，这里有许多事要做，也许几天后就要出发，所以要我立刻搬到中华学艺社来帮助工作。

我第二天一早就搬到中华学艺社，才知道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已经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由熊垓负责，上海方面则由朱葆三发起，组织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和“救护团”,由上海总商会协同各界捐助了大米一万担、面粉两万袋，救护团也派出一批医护人员，携带一部分药品，并决定由叶慎齐、徐可升等带队，定9月8日乘“新铭号”赴日本。

经林骤和义赈会方面联系，决定“震灾调查团”的一部分人也乘“新铭号”出发。

9月7 日下午，林骤和我上了船，帮助义赈会清点救济物资，和担任翻译工作。记得在这条船上还有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他们也带了一些救济物资和医药用品，这个代表团团长姓庄，记得9月12 日，船到神户的时候，这位庄先生还拉我去当了他的翻译。

关东大地震是日本有史以来的最惨重的大灾难。地震是在9 月1日中午发生的，正是人们烧饭的时候，所以很快引起了全市性的火灾。当时日本大部分民房都是木建筑，所以整个东京成了一片火海，同时横滨发生了海啸，真是水火两灾并发。

死伤了多少人，烧毁了多少房屋，我说不出一个正确的数字，当时报载，说东京死八万四千人，横滨死四万人；也有报刊记载说，震灾中死亡和失踪者共十四万二千八百零七人，要比长达十九个月的日俄战争中死伤的十三万五千人还要多。

全部烧毁和震塌的房屋估计为十二万七千二百所，部分破坏的为四十四万七千所，因海啸而沉没的船只为八千艘。

最近查了一下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著《日本历史》,在译者注释中说：“关东大地震，在整个关东地区，和静冈、山梨二县的局部地区，共烧毁住房五十七万余户，受灾四百三十余万人，死亡九万余人。”真可以说是一场空前浩劫。

在这场浩劫中，在东京(其实不止东京一地)还发生了一起大举屠杀朝鲜人事件。

就在震灾发生这一天，日本反动派就散布出朝鲜人要乘机暴动的谣言，于是军人、警察、浪人就大举虐杀朝鲜人，牺牲者数以千计。

这是一种混乱中的疯狂，凡是面貌像朝鲜人的，或者日本话讲不好的，都会遭殃，所以中国人、台湾人遭难者也很不少。

我在东京时一起补习日语的冀东人郝东才夫妇，就是从大火中逃到巢鸭时，被暴民活活打死的。日本知名的戏剧家千田是也，也遭到了殴打，这是因为“是也”这两个字的日本发音和“高丽”相似，所以千田的朋友叫了他一声“是也”,就被认为高丽人而遭到了殴打。

当然这种疯狂的屠杀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在混乱中，新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都是这时被杀害的。

“新铭号”到神户的时候，受到了包括市政当局、红十字会、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一百多人的欢迎，当叶慎齐、徐可升等交出了救灾物资清单，宣读慰问信的时候，群众中发出欢呼声和掌声，我还看到有不少人流了眼泪。

“新铭号”是震灾后最早到达日本的救灾船，灾后的日本人的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甲午战争之后，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国人的感情，现在想起来，也还是觉得很可贵的。

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秩序混乱，铁道和公路破坏得厉害，救灾团和调查团要到东京去还有不少困难，加上一上岸，神户的华侨和留学生就向林骤团长讲了虐杀朝鲜人的事，所以林骤就劝我不要去东京了，已经是9月中旬，学校快开学了，于是我在神户耽了两天，就折回户畑。

这一个暑假对我说来可以说是“多事之秋”,看得很多，也想得很多。

天灾，是无法抗拒的。那么,这样那样的人祸呢?

在釜山、汉城看到的朝鲜人——包括儿童、妇女的那种无声的敌意，在奉天车站听到的“满铁”护路警察对中国苦力的凶暴的吼声，在北京街头看到的插着草标卖儿卖女的惨状， ……我的心很久不能平静。

学一点科学技术，当然是必要的，但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看外国小说，读“闲书”了。我重新想起了《浙江新潮》时期的往事，我不像前两年那样的“逍遥”了。我一有空闲时间还是到图书馆去看书，但读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就觉得不是滋味了。

当然，一个人的习性是难改的，我还是读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和《哥儿》,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北美印象记》等等。

大概这一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郑汉先约我到小仓去逛街，无目的地走了一圈之后，我们进了一家咖啡馆，完全出于我的意外，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九州帝大”读文科的日本朋友，显然这是汉先事先约好了的。

闲聊了一阵之后，这位日本朋友说，“九大”有一个读书会，叫“社会科学研究会”,每周聚会一次，谈谈读书心得；他指着汉先对我说，郑君参加了，很热心，想在户畑也成立一个小组，你愿不愿意参加?

又说，这是一个松散的、自由参加的研究学问的同人组织，参加或退出，都不受约束，我表示了同意。

日本朋友高兴地站起来和我握了手。便问汉先，“明专”还有哪些人?

郑说还有庞大恩，我问蔡经铭可不可以?

他回答：只要他同意，当然可以。

可是后来我觉得蔡一直专心在学化学，比我专心得多，就没有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社研”小组只有五个人，郑、庞和我之外，其余两个日本人好像都是中学教员。

在当时“社会科学研究会”之类的组织，还是公开的。后来我听说一些帝国大学的 “社研”积极分子开会，还可以请教授来指导。我们这个小组开过几次会，不是在小仓，就是在中原的松林里。

最初指定读的一本书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那位日本朋友也来辅导过一次，他的名字，我一直想不起来。

去年春，“明专”的一位老同学伊势田雪男先生给我写信，寄给我当时合拍的照片，谈到当年情况时，提到这件事，他说：

“这张照片是预科毕业时的纪念摄影， ……从阿部幸夫先生的文章中知道，你是个有思想背景的人，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甚至也丝毫没有察觉到， ……我一年级的时候，好像有一位叫朝枝(?)的北九州的活动家，经常到我们学寮来，但是我也没有和他见过面。”

这才使我恍然想起，这位北九州的活动家就是朝枝次郎(当然，这可能用的是假名)。

我和郑汉先、庞大恩认识水平社的领导人松本治一郎，就是朝枝次郎给我们介绍的。我们偷偷地参加过水平社在小仓大街上举行的群众示威运动，我和日本的进步人士有来往，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我和朝枝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夏，据郑汉先说，他九大毕业后，就到大阪去搞工会运动了。

1924年进入三年级，专业课多了，学习和读书(指的是在图书馆里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之间发生了矛盾。电气科全班二十五个人，只有三个中国人，这儿就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要么放弃读“闲书”,全部精力学专业，争取八九十分，那倒还是有信心的，最少中国人不比日本人笨，可是自从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之后，“实业救国”的念头渐渐消失了，毕业回国当工程师也觉得不值得羡慕了，

思虑再三，自己作出了一个决定，叫“七十分方针”,就是说，考五六十分，名次排在全班的最后，当然不光彩，但是为了争取名列前茅，要八九十分而“目不斜视”,也不甘心，所以最少也得保住七十分，况且同班的张黄钟、刘肇龙都很用功，所以我拿七十分，也不会丢中国人的面子。

现在查看一下我的“累年成绩表”,这个目标总算是达到了的。

我的学业总分如下：

“第一学年评分七十六，第二学年七十五，第三学年七十，第四学年七十一，毕业总平均分是七十三”。中等水平，顺利毕业，

但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没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我总算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

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当时日本的政治情况。

日共是 1922年成立的，但第二年6月，就遭到了“大检举”(大弹压),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第一次GCD事件”,党的领导人德田球一、市川正一、野坂参三、渡边政之辅等被捕，接着就是关东大地震中大肆屠杀朝鲜人和日共党人。

但是尽管这样，当时日本还没有脱下立宪政治这件外衣，政友会、立宪民政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还在轮流当政，“劳动总同盟”、劳动组合(工会)还是公开合法，五一劳动节还可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也就在1924年，还结成了以安部矾雄为首的“社会民众党”和以三轮壮寿为首的“日本劳农党”,只要得到批准，在野党和工会都可以租用会场或在广场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群众大会。

不过这种群众大会倒很为别致，就是在讲台旁边坐着一个全身军服的警官，演讲的人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指名叫姓地骂首相和阁僚，只要不涉及到皇室和军部。

我们这些外来人初看觉得这倒有点民主的样子，可是，演讲的人偶一不当心，讲话走了火，越出了允许的范围，坐在旁边的警官就会大吼一声：“辩士中止。”(发言人停止讲下去)这样，这个演讲的人就得下台，最多也不过是群众起一阵哄，吼几声“警官横暴”的口号而已。

我在小仓和福冈看到、或者说旁听过几次这种群众集会，真也有一点感慨，就在前一年，在武汉江岸，工会领袖施洋不就是在这样的一场群众大会上讲话而被军阀屠杀了么?看来，日本军阀的做法要比吴佩孚“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