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高岗出生于陕西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的贫苦农家。青年时期的高岗深受刘志丹、谢子长等早期革命者影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最早的党员之一。在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他组织农民抗粮抗捐，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横山县响水堡党支部。1928年陕北饥荒期间，他领导饥民清算土豪劣绅的救灾粮款，以"板砖拍死叛匪"的传奇手段震慑敌人，展现出勇猛果决的领导风格。

1932年，高岗参与创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担任政委，与刘志丹并肩作战。在劳山战役中，他赤膊上阵，率部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为陕北根据地的巩固立下赫赫战功。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高岗已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其领导的陕北苏区为长征提供了关键的落脚点。毛泽东曾评价："陕北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高岗同志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岗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主持根据地全面工作。他推行"精兵简政"政策，领导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粮食产量从1941年的147万担增至1944年的181万担，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在民族统战工作中，他深入绥蒙地区，组织近万名自卫军剿匪，争取蒙古族、回族群众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誉为"西北王"。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高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推动边区工业从无到有，建成纺织、被服、造纸等53个工厂。他还主持制定《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开创了中共早期法治建设的先河。这一时期，高岗与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毛泽东称赞他"熟悉西北情况，善于做群众工作"。

抗战胜利后，高岗调任东北局副书记，协助林彪、罗荣桓经略东北。他主导剿匪斗争，半年内肃清东北境内10万土匪；推动土地改革，使1400万农民分得土地；组织军工生产，建立105个兵工厂，为辽沈战役提供了50万支步枪、2000门火炮的后勤保障。1948年，东北解放区工业产值占全国解放区的70%，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

在经济建设方面，高岗提出"以战养战"策略，恢复鞍山钢铁厂、沈阳机床厂等重点企业，使东北工业产能恢复至战前水平。他还创办东北军政大学，培养10万军政干部，为新中国建设储备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高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党内第六号人物。

1952年"五马进京"后，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主持"经济内阁"工作。他主导制定"一五计划"，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推动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落地。在东北富农问题、农业合作化等政策上，他与刘少奇、周恩来产生分歧，主张加速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高岗以批评新税制为名，系统攻击刘少奇主持的政务院工作，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实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与此同时，高岗散布"军党论"，宣称"党是军队创造的"，试图贬低刘少奇等文职领导人地位。他私下向林彪、彭德怀游说，提出"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的权力分配方案。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高岗"搞独立王国"，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批判其反党活动。会后，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罗列其"十大罪行"，包括分裂党、篡夺权力、里通外国等。高岗拒绝检讨，于1954年8月17日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高岗的一生交织着革命功绩与政治野心。他创建陕北根据地、支援抗战、经略东北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但晚年的权力斗争导致其身败名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定性为"野心家"，但学术界对其评价趋于多元：

- 正面评价：陕北根据地的奠基人，东北解放的关键人物，"一五计划"的主要推动者。

- 负面评价：搞宗派主义，挑战党内团结，试图颠覆中央领导。

- 争议焦点：与苏联的关系是否构成"里通外国"，其经济主张是否具有合理性。

高岗事件暴露了党内监督机制的脆弱性，为后来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历史镜鉴。正如邓小平所言："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但处理要慎重。"他的悲剧提醒我们，权力运行必须置于制度约束之下，党内斗争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

高岗从陕北农民成长为共和国副主席，其命运与中国革命的跌宕起伏紧密相连。他的革命功绩镌刻在西北的黄土地上，而政治错误则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警示。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西北柱石"的领导人，最终却因权力欲望走向毁灭。站在新时代的视角，我们既要肯定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也要反思其失败的教训，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