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清廷有两次重要的大起，涉及国运走向。在一般叙述中，它们通常被称作“御前会议”。这两次见大起，第一次发生在1900年6月，讨论对待义和团及列强的政策；第二次发生在1912年1月，讨论是否答应南北议和中南方提出的退位条件。

实际上，在讨论联军入侵问题的几次大起之前，1900年1月24日，还有一次大起。那一次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西苑仪鸾殿召见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书房师傅、部院大臣，直接宣布以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在宫中读书。

在见起之前，慈禧太后已与荣禄等人谋划多时，她打消了废光绪帝的念头，改成较为柔和的立储。所以，那一次见起并不是商量细节，而是宣布结果，相当于发布会的性质。这个结果，是以光绪帝朱笔的形式直接发布的。

6月16日至19日（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的一系列大起，亲历其事的袁昶留下了日记，恽毓鼎则在多年后进行了追忆。

6月16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约百余人，地点是在西苑仪鸾殿东暖阁，军机大臣跪御案周围，因地方狭窄，大臣跪满屋内，后至者跪在门槛之外。这一天发言者主要是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另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朱祖谋、大理寺卿张亨嘉等，他们主张不可依恃义和团，对拳民应予驱逐，稳定局势，然后再设法劝退洋兵。

反对者以端郡王载漪为首，认为驱逐义和团会失去人心。慈禧太后表态要顺应民意，同时设法退洋兵。见面结束后，慈禧太后密令军机处发交片上谕给端郡王与董福祥，开导义和团拳民，并招募精壮者进入军队。

6月17日，再次见大起。这一天局势发生转变，慈禧太后开始坚定主战，并得到二十余名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她拿出了未经查证的“洋人照会四条”，并陈述了其中三条，包括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代收各省钱粮、代掌天下兵权，而隐藏归政皇帝一条未说。王公、贝勒、崇绮等人痛哭主战。

最后，慈禧太后命徐用仪、立山、联元赴使馆区晓谕利害，让各国公使下旗归国。

6月18日下午三点，两宫又一次见大起，但这次时间很短，未展开激烈辩论。到19日下午一点，第四次见大起（那桐称为“全起”），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这时的慈禧太后已下决心与列强开战，命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前往使馆区宣布宣战事宜。

据恽毓鼎事后回忆，光绪帝握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试图阻止最后的决裂，被慈禧太后怒斥。19日见起结束之后，传谕次日辰刻（7:00—9:00）再次见大起。然而，次日慈禧太后“传旨撤全起”，因宣战事已经完全确定，用不着再次召集众臣商议。

6月16日至19日，四天连续四次见大起，恽毓鼎日后称之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其历史影响不言而喻。四次见大起，只有第一次慈禧太后态度稍温和，只表示要顺应民心，不能驱逐义和团。第二至第四次，主战声音高亢，慈禧太后意见明朗，这时再提反对意见，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到第四次之后，慈禧太后已坚定了宣战之心，不愿受反对声的干扰，干脆取消掉原计划的见大起。恽毓鼎后来评论说：“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借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浸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

多年前，两宫皇太后就天津教案、崇厚案见大起时，会充分听取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务实意见，有效纾解昂扬的清议。但在1900年，慈禧太后在保守派的引导下形成定见后，便难以容忍反对意见，不过是借大起获得王公大臣的多数支持，分担决策压力与责任。

原本用以集众意见的大起，失去了此前的功能。

另外一个以“御前会议”名称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大起，发生在1912年初，隆裕太后多次召见王公大臣，商讨清帝退位问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之后，南方多省陆续宣布独立。清廷随后解散奕劻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组织新内阁。

11月22日，袁世凯面奏政务办事程序，君主“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每日政务，“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这些条目显示，内阁已经接过行政大权，相应地承担起了行政责任。

12月6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务，内阁得以完全掌握行政权。从当天起，官方发布的《内阁官报》头条《宫门钞》，也不再记录召见情形。

不过，君主与内阁总理及其他国务大臣见面，仍称为“召见”；大臣面奏事项，仍称为“入对”，但问题是，这时由隆裕太后代君主召见王公大臣见大起，在法律上已无商议一般政务并作裁决的效力。正如袁世凯在1912年1月16日入对密奏时说的那样：“总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国之枢机，治乱所在，去就因之。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其国务大臣，亦只能负其行政一部之责，存亡大计，何敢思及？”

也就是说，国家日常行政事务，由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负责，隆裕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所能决定的，仅是王朝的存留一事。

载沣辞去摄政王后，隆裕太后于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日）分两起分别召见内阁国务大臣与近支王公。参与召见的国务大臣（署理度支部尚书）绍英在日记中记：

内阁具奏，请上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大计。是日，上先召集王公，次召见内阁国务大臣，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馀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怡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遵行。”复召见近支王公，俟王公见过退下，遂定召集国会之议。拟旨阅定后，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等署名。

这一段记载中特别值得注意者有两处：第一处是袁世凯所说，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皇室安危应垂询皇族，就是说，内阁握有行政权，对行政事宜担责，皇太后和皇室能决定的，只是皇室安危（君主制存续）的问题。

第二处是此事最后的决策经过，仍是由皇太后交代拟旨，由内阁大臣署名发出。仅就该问题的决策程序而言，与此前军机处体制并无差别，只不过署名者改为内阁大臣。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内阁成立，内阁担任行政之责，与此对应的是，资政院议决法案，君主只能依从颁布，而不得否决。从事实与法律上而言，皇帝变成了虚君，此时的清朝已是完全的君主立宪政体（可参阅第八章第三节）。不过，具体到皇室安危、君主制存废这个大问题，仍须由君主（隆裕太后代理）裁断。在商议此事时，仍采用的是清朝见起的程序和拟旨方式。

此后，隆裕太后在1912年1月19日、22日两次召集王公大臣见起，决定和战与国体问题，其性质和程序与此类似。可以说，有关清帝退位的各次“御前会议”，主题非常特殊，程序上仍接近传统的见大起。

自从奏摺取代题本成为最重要的政务文书，围绕奏摺的处理而进行的军机与部院大臣见起就成了每日清晨最重要的朝会事务。小范围的奏对满足了保密和及时的需要，政务决策因此高效率地进行。

晚清时期，因君主年幼出现的垂帘听政制度客观上造成权威的相对下降，加之新的政治外交难题迭出，使得统治者不得不扩大朝会范围，在面对重要议题时，诉诸见大起的形式。

事实上，并无明文规定在涉及何种大事时，须由君主（包括代行君主权力的皇太后）召集众臣见大起，是否及何时见起，由君主自行决定。就绝对数量而言，晚清时期大规模的见起并不多，且并无合适的空间进行此种大型朝会，以至于每逢举办之时，经常出现尴尬细节，多有臣僚失仪的现象。

虽有多次见大起商议疑难国事的事例，但需要展示众多意见辅助决策的时候，却不见这种大型朝会形式，例如在中日战争和变法维新之时。见大起的朝会往往又与会议奏摺相配合，即见大起的对象是当天共递会议奏摺的众臣，也就是说，见大起常常是众臣廷议奏摺的加强与补充。

从形式上而言，在见大起的过程中，除极个别王公得到特许外，其余所有大臣皆全程跪对奏事，时刻提示君臣之分与尊卑次序，从形式上缺乏平等会议的可能。往往是权力或地位较高的王公大臣进行奏对，大部分人则缄默不言。在这个场合，私下上奏或者朝堂之外出现的激昂清议，都会有所收敛和抑制，最终与理性、平和的声音形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与调和。

晚清时期的见大起，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希望集思广益，召集尽量多的高层官员，在重大决策时分担责任、调和意见，使决策具备权威性的同时，可为清议所谅解。但是在个别极端事件中，统治者主意已定，只是以见大起的形式达到利用众臣名义的目的，为自己的决策分谤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