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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是一个不寻常的月份，原因是几件大事同时发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了同盟国对于缅甸问题的思考。

1、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

第一件大事是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发生了一场在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辩论”。两位将军被召回华盛顿，去陈述他们各自主张的美国对中国战区政策。

此次事件的起源并不复杂。罗斯福在3月11日致蒋介石电文中，已经明确承诺加速增加对中国空军的援助，一时间颇让中国人感到兴奋。然而到了在4月初，宋子文感觉美国的援助工作缺乏实质进展，因此建议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把陈纳德召回华盛顿咨询。

促成陈纳德去华盛顿的原动力来自宋子文，而不是蒋介石。宋子文关心的是外交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他担心的是美国军部的一再拖延，将使总统诺言流于空谈。

对于中国此一动作，最合理的解释是，它从1940年就开始向美国要求的飞机数量仍未到手，因此失去耐心，决定由陈纳德回美国作一次个人诉求。而此项建议来自宋子文也毫不奇怪，因为他向来作风喜欢打铁趁热，好不容易得到总统亲口承诺，因此赶快要求总统（而不是军部)兑现。

但是这个举动却立即引起史迪威的警惕，因此要求马歇尔让陈纳德、毕赛尔和他本人共三人一同回美述职。马歇尔接受史迪威建议，把陈纳德和史迪威召回华盛顿。他们两人回美国的表面理由，是协助政府制定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可是实际上另有文章。至少，史迪威高度猜疑陈纳德在和蒋介石串通搞鬼，因此要予以有效的阻止。

早在史迪威尚未抵达中国战区之前，陈纳德已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美国英雄。史迪威既然认为只有自己才最能够帮助中国，他肯定对陈纳德广受中国人民爱戴感到不是滋味，甚至觉得备受威胁，更何况他们在美国军队中属于不同军种，两人在政策上的差异因此变得更加尖锐。特别是当日本切断缅甸通路以后，他们已被逼得连一丁点物资也要你争我夺。

在纯粹私人关系层次上，他们两人在1942年以前大概互不相识，所以他们对彼此的感觉，是从史迪威到任后才开始发展的。在他们共事的第一年中，陈纳德没有留下任何对史迪威不友善的评语，但是史迪威对陈纳德的观感则变得激烈。1942年3月4日，史迪威首次会见陈纳德时，他的感觉还颇为良好。但是到了11月份，他对陈纳德的批评就变得极为尖刻，“告诉他（陈纳德）闭起嘴巴，服从命令。”

等到1942年12月中旬，已经有迹象显示，史迪威对陈纳德的恶感，已经开始妨碍他们在公务上的合作互信了。史迪威用“响尾蛇”一词形容陈纳德的险毒，又用“愚蠢”形容他的建议。

不过到此为止，史迪威怒火的矛头还只是指向陈纳德个人。1943年4月情形开始改变，因为史迪威已经严重怀疑陈纳德和蒋介石两人狼狈为奸。有趣的是，蒋介石在得知史迪威这一方面的言行时，反应是“史迪威诚愚拙疑忌之人也”。

2、史迪威与陈纳德的“大辩论”

两位将军抵达华盛顿之后，分别拜会了许多重要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史汀生部长、马歇尔参谋长，以及联邦政府中一大批官员。但是他们陈述意见最重要的场合，是4月30日参谋长联席会举办的谈话会，前后历时三个小时。美国军方对此保留了一份详尽的会议记录。

虽然马歇尔在会议开始时就要求两人先把重点说出，然后在讨论时再谈细节，但是史迪威接下来用了会议一半的时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缺点作了全面性的评判，指责了中国领袖们的贪腐无能，军队缺乏对日军作战能力，却使用精锐部队封锁“所谓的”共产党。他继之又抱怨英国人的不合作。

最后他嘲笑蒋介石对改进中国局势一筹莫展，而他（史迪威）却认为挽救中国必须进行战斗收复缅甸全境（包括仰光港)，而其前提是以兰伽经验为蓝图去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

相比之下，陈纳德的发言倒是简洁扼要，只强调空军的需要。

他指出，日军整体的作战必须依赖东南亚的天然资源，经过中国沿海并通过台湾海峡运往日本本土工业基地。而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则必须依赖内河航运（特别是长江)，才能集中物资打击中国地面部队。

因此，他主张第十四航空队应该先摧毁日本空军，夺取东亚地区的制空权，然后拦截日本在中国内河和沿海的运输船只，这样就能帮助中国陆军和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陆军的两路反攻。为了建立这一个小而精的空军（400~450架飞机)，他最大的指望是每个月可以得到4000~7000吨的补给品。

陈纳德特别申明的是，这个规模的空军可以达成两个目的：一是摧毁日本在东亚的空军；二是进而摧毁日本在中国内陆及其与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补给线。他特别提到，这个空军可以大幅提升中国的民心士气，和鼓舞士兵奋力抗敌。

在随后的讨论中，史迪威虽然也承认陈纳德的数据相当务实，但是指出日军如果损失过大时将会对同盟国空军基地进行报复，并且引用1942年日军对浙江衢州的攻击为例，证明中国军队将无法保卫这些空军基地，导致空军和驼峰运输的双双瓦解。因此必须优先建立中国陆军。

说到底，史迪威主张驼峰运进中国的物资应该维持现有的分配比例，即他的练兵计划应该得到总数的5/8，而空军应该得到3/8。但是陈纳德的立场是，他的空军需要上述的吨数才能产生预期效果，因此不同意按照比例分配。

在这次会议之外，还有许多人士和两位将军接触过，也都曾对他们的观点和对他们的印象留下了零碎记录，但是国务院的项贝克可能是这些记录者之中，提供报告最详尽的一位。他不但曾经和陈、史两人分别举行长谈，而且还从别处搜集了许多资料，包括军方高层将领对他们在参谋长联席会上的发言的反应。

根据项贝克记录，陈纳德对缅甸战争持高度保留态度，理由是英国不能提供舰艇在印度洋作战、英国东南亚战区总司令卫佛尔心态被动退缩、英国动向不明，而日本却有足够的兵力对付中英两国在缅甸的军队。

与此相对照，陈纳德空军已有辉煌战绩，以10比1的悬殊比例击落和击伤敌人飞机。

假如这支空军可以得到充足补给，那么它可以达成三项任务：

（1）干扰和打击50万吨的日本航运；（2）向中国境内及香港、中南半岛、缅甸以及中国的南海地区不断发动攻击，使中国境内日军难以移动；（3）强迫日军继续陷于中国战场，无法拔足。

为了达成以上任务，陈纳德要求把他属下的空军增加到总共235架飞机（依照项贝克资料），并提供足够零件及油料。当陈纳德被问到，如果美国空军在中国如此扩张，是否会引起日本报复时，他的回应是，他的空军足以应付日本空军的攻击，并且可以支持中国地面部队，阻止日本地面部队向昆明或重庆进攻。

值得注意的是，陈纳德此次在华盛顿向上级作报告时，从没有宣称他的空中攻势可以取代地面攻势，替中国赢得抗战胜利。

他只是要求满足他空军的短程需要，使其实力足以沉重打击日本在亚洲的空军，进而大幅破坏其沿海航运，并且支持盟军在中国和缅甸战区的地面作战而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陈纳德在4月30日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所作报告内容时，无一字提到陈纳德曾经宣称他的空军可以打败日本，更无一字显示，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曾经有过借空军打败日本的遐想。

不幸的是，马歇尔在陈纳德刚要开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时，却决定离开会场，理由是他已经另外安排有约会。我们无法知道马歇尔所持的理由是否真实或只是借口，但是他把陈纳德从重庆不远万里召唤到华盛顿，却拒绝亲耳去聆听他的报告，这真是令人费解不已。更奇怪的是，马歇尔在还没有聆听陈纳德意见之前，竟然已坦白告诉陈纳德说，他支持史迪威的观点。

以马歇尔这种心态，在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其实根本不曾产生过“辩论”。

3、争执的焦点

其实史迪威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持的态度还是相当小心，因为他表示同意陈纳德对空军作战成果的展望，并没有提出反驳。他的中心关怀只是，空中或地面作战孰重孰轻和孰先孰后的问题。

在史迪威看来，它们互相冲突，因此不可兼顾并筹。陈纳德的主张是赶快加强空中攻击以支持地面部队作战，而史迪威却以为，在地面部队尚未提升战斗力之前，根本不应加大空中攻击的规模，因为以中国军队现有装备、补给和训练状况而言，根本无力保卫前线空军基地。

反之，他对自己主持的兰伽陆军训练计划赞不绝口，认为这些中国部队在缅甸战争任务完成之后，就可以返回中国保卫空军基地。

换句话说，史迪威认为只有等到中国远征军完成在缅甸作战任务之后，中国才可以开始进行空中攻击。假如过早开始空中攻击，那么将会激怒日本夺取飞机场，从而使同盟国无法在未来对日本本土施行长程轰炸。因此对于史迪威而言，优先级和时间先后的选择非常明确；先加强陆军，再谈空军；先攻打缅甸，再谈轰炸。

就这样，美国政府内部对于中国和缅甸的价值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主要领袖中，马歇尔坚决支持史迪威。军部部长史汀生虽然对史迪威的口头报告相当失望，但依然支持史迪威的立场，因为他和马歇尔一样，认为美国政府付出极小代价，而史迪威在中国成绩斐然，因此值得他忠心相对。更有甚者，史汀生一直怀疑有一群美国人心怀叵测，想破坏史迪威在中国的工作，而陈纳德偏偏又是史汀生最怀疑的对象，因此对他有强烈恶感。

相形之下，罗斯福被陈纳德的大胆想象力所说服，又受到他对前景乐观的感染。他同时也需要对蒋介石表达善意，因为他事先就知道中国政府支持陈纳德计划的立场。宋子文告诉罗斯福总统说(5月3日)，蒋介石认为一旦同盟国空军在中国能够取得空中优势，便无需担心日军在地面上的报复行动。

因为过去日本地面攻势都依赖速度缓慢的水运（江河运输）补给，而这些补给线很容易遭受空中炸射，所以不宜过分夸张日本以地面攻势去夺取中国飞机场的威胁。中国政府还特别指出，日军最想摧毁的空军基地应该是在桂林-衡阳一线供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使用的飞机场。但是尽管日军四度企图侵入这一地区（三次长沙，一次桂林），都被国军击退。最后中国政府还指出，即使真有激怒日军进行报复的军事危险，这个危险仍然需要和中国面临的政治危险相权衡。

假如中国人民普遍认为同盟国根本无能力保护他们，让日本飞机继续其无情滥炸，那么中国人的士气必将崩溃。这个政治危险比起军事危险更难以承受。换言之，两位美国将领争论的焦点是军事问题，而蒋介石还需要考虑中国民心士气的政治问题。

这两位美国将领之间的争执，给美国政府对于缅甸战争的态度提供了一个背景因素。不久之后，霍普金斯告诉陈纳德说，总统虽然支持陈纳德的论点，但是也很难否决他的陆军将领。

4、罗斯福与宋美龄的秘密交易

第二件大事是罗斯福总统企图和宋美龄达成秘密交易。

1943年5月初，正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府准备召开代号叫三叉戟会议的前夕。罗斯福在5月3日接见前来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罗斯福突然要求宋美龄说服蒋介石，由中方单独宣布完全取消第二次缅甸作战计划。不用说，宋美龄听到后大吃一惊。罗斯福给宋美龄的理由是，美国军队无法不经过英国允许而进入缅甸，而英国已经考虑拒绝中国参战的请求。5月4日，宋美龄明白告诉罗斯福说，缅甸是中国的生命线，因此蒋介石将永远无法同意他的建议。更何况，蒋介石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给中国人民一个盼望，让他们以为不久以后中国的补给情况将大为改善。

宋美龄猜想，英美两国根本对第二次缅甸战争缺乏兴趣，于是告诉蒋介石说，英国人大概已经盘算过，在同盟国打败德国之后，他们可以不经战斗就将缅甸收回。英国人也可能以为，即使必须作战，也不一定需要中国人参加。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人大可采取拖延策略，而不必经由和中国合作去收复缅甸。

事情确实迫在眉睫，宋美龄认为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抓住主动权，直接和罗斯福交涉，全力挽回这场战争。因此她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可以考虑放弃以前的立场，不再坚持战争的规模必须包括收复仰光。

但是宋美龄也不禁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认为罗斯福想占中国人便宜，而她又看不透其中奥妙到底何在。她的确怀疑罗斯福的动机，特别是后者表示，愿意把全部空军放在陈纳德指挥之下，同时还限制史迪威的指挥权只能适用于防守部队，而不能适用于攻击部队。还有一点更让宋美龄感到纳闷，就是罗斯福竟然要求她对其兄宋子文保密。

我们不知道罗斯福是否对美国的军方也保守这项秘密，但是他要求对宋子文保密，很可能是害怕宋子文必将强烈反对这个交易，甚至会借美国新闻界的管道，把这项秘密交易公之于世。

然而以宋子文在华盛顿政治触觉超级敏锐，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得知他三妹和罗斯福所作的交易。

5月6日，宋子文立即发了一封电报告诉蒋介石，由于丘吉尔即将前来华盛顿，因此请求蒋介石就如何应付此一形势给予指示：是应该坚持原有的作战计划，还是接受罗斯福和宋美龄达成的缩小战斗规模的安排。

很明显的，在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联手行动之前，中国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

这些发展当即给蒋介石制造了一个难题。5月8日，他不但把罗斯福和宋美龄之间所作交易的内容告诉了宋子文，同时指示宋子文，必须断然拒绝英美政府想把缅甸战争局限于缅甸北部的任何试探。

蒋介石表示，如果第二次缅甸战役缩小规模的话，就不值得中国士兵牺牲性命了。当宋子文将蒋介石的立场转达给美方时，料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居然暴跳如雷。照理说，史迪威毕竟是在缅甸全境作战原始计划的起草人，理应赞成蒋介石坚持在缅北缅南全面作战的立场才对。

但是史迪威不但没支持蒋介石(和他自己)的立场，反而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中国政府身上，严厉批评中国人不合作，其军队贪污无能。

对宋美龄而言，她显然不愿意看到自己即将到手的“外交胜利”被宋子文搅局而失败，遂赶紧向蒋介石解说，缅甸全境战争显然已经不可能实现，因为英国人拒绝支持。她更进一步指出，罗斯福原本表示要完全放弃第二次缅甸战争计划，只是幸亏在她再三劝说之后，才同意接受一个局部作战，并且承诺提供美国资源去打通缅甸路。

基于这些原因，她敦促蒋介石接受一个两阶段性质的作战计划。根据她的判断，假如中国在第一阶段接受罗斯福的局部攻势方案，并在缅北赢得胜利，将来就会比较容易说服美国人进行第二阶段的全境作战。

蒋介石警告宋美龄说，她的交易可能使中国重蹈1942年的厄运。由于蒋介石担心宋美龄在华盛顿人单势孤，可能上当受骗，因此命令她尽快启程回国，并且警告她，西方国家和轴心国家一样能够违背承诺。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宋美龄和美国在此次事件中的行为非常愤慨，蒋介石认为美国在英国的怂恿下设下陷阱，让宋美龄毫无戒心地往里面跳。在他心中，既对宋美龄的专擅轻率感到不满，也对美国人偏袒英国而欺凌中国感到痛心。

不用说，宋美龄并不如此想，反而对她丈夫的决定感到极度失望。纵然她无法违反他的意旨，却依旧再次提醒蒋介石说：当她最初和罗斯福会面时，罗斯福正准备要完全放弃缅甸作战，而现在至少同意保护新的缅甸路。再说，罗斯福原本想要蒋介石单方宣布放弃缅甸战争，并承受全部责难，而现在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要向宋美龄提出如此离谱的建议？

从罗斯福的性格和作风上看，倒是可以如此揣想：罗斯福最初似乎是想说服蒋介石单方宣布放弃缅甸战争，好让美国把战争计划取消的责任全部推到蒋介石肩膀上。即便美方达不到这个目的，也可以让蒋介石不得不自动接受一个局部战争的退一步安排。

就罗斯福而言，他也可能是一种欲擒故纵的高招。当他看到宋美龄对于一个局部战争的构想并没有作出抗拒时，他可能认为自己的计谋实在高明，不费多大力气就把两个盟邦间僵持了一年多的难题全部解决。

假如他能让蒋介石也接受这个局部性战争，他就可以向丘吉尔表功，他为英国人争取到蒋介石的让步。为了让蒋介石上钩，罗斯福非常愿意施一些小惠作为诱“饵”，比如增加陈纳德的权力和减少史迪威的权力。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他必须把宋子文排斥于局外，才能保证交易得以圆满完成。

但是罗斯福终究计谋未逞，这表示美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继续在中英两个盟邦间做协调工作。而在这些令人烦心的环境中，一个一直是最关键而又最深藏不露的因素就是，美国军部从来不愿意在缅甸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三件大事是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三叉戟会议（会期是5月12~27日)，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先亲自主持，讨论世界大局，其中也多次涉及第二次缅甸战争问题。篇幅限制，这件事留待下一期文章详细说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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