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30日，北平吴宅外人声鼎沸。130余名中外记者在日伪军警的严密检查下鱼贯而入，每人手中握着一份中英日三语的“吴佩孚讲稿”。这份讲稿宣称，吴佩孚将出任伪“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领30万大军，协助日本“维护和平”。
会场内，空气凝重，记者们窃窃私语，猜测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直系军阀是否真的要向侵略者低头。土肥原贤二，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在前排，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吴佩孚在卫兵簇拥下缓步入场，面容沉静，目光如炬。他向记者们微微鞠躬，环视全场，然后拿起讲稿，似乎要按部就班宣读。土肥原微微点头，以为大局已定。
但就在这个时候，吴佩孚突然将讲稿搁在一旁，朗声道：
“余受和平救国会之推荐，组织绥靖委员会，着手建立政府机关，以实现和平。”
话音刚落，他话锋一转，声音铿锵：
“然本人认为，要讲中日和平，惟有三条件：第一，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第二，中华民国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第三，日本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象！”
全场鸦雀无声，随即轰动四起。吴佩孚一把抓起桌上的“讲稿”，厉声斥道：
“此乃日人炮制之物，本人从未说过如此荒唐之语！”
他将讲稿摔在地上，目光直视土肥原，土肥原的笑容凝固了，翻译官手足无措。吴佩孚转向自己的秘书丛某，大声命令：
“将我的话一字一句译成日语，断不容更改！”
这场日方精心设计的“就职仪式”，在吴佩孚的掷地有声中，化为一场震慑人心的抗争。
吴佩孚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曾背负沉重的骂名。
袁世凯离去之后，北洋集团发生了大规模的分裂，这就形成了北洋军阀割据中国的局面，吴佩孚所在的直系军阀，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一中国的障碍。
而吴佩孚他是直系军阀的领袖，统领数十万大军，管辖数省地盘，权势一时无两。
除了分裂中国以外，吴佩孚也制造了1923年的“二七”惨案，镇压工人运动，引发民愤，直接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
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盘，吴佩孚举兵阻碍北伐，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客观来讲，吴佩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无法提前完成统一，无法提前积蓄力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入侵，间接地导致日本大肆侵华。
而在1926年的时候，吴佩孚在武昌兵败，一下子众叛亲离，失去所有本钱，他也只能黯然退出权力中心，吴佩孚后来受四川军阀杨森邀请，蛰居白帝城，反而还过起了赋闲生活。
1932年，吴佩孚返回北平，寓居什锦花园，生活清贫，门庭冷落。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虎视眈眈，推行“以华治华”策略，试图扶植失意政客为傀儡，以对抗亲美的蒋介石政权，而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和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专程入川拜访吴佩孚，带来了令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日本方面给予他500门山炮、2000挺机枪、10万支步枪、充足的弹药被服，以及100万元银元，只求吴佩孚东山再起，助日方掌控华北。
依靠着这些武器，吴佩孚当时能够拉起超过十个师的部队，可以领导的武装超过15万人，即便不能够击败蒋介石，也一定能够牢牢割据北方。
面对这些条件，吴佩孚则是端坐堂中，目光平静，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军阀会做出他们早就预料到的决定，但是吴佩孚却说，自己很崇拜戚继光，戚继光当年消灭日本倭寇，换个角度来说，吴佩孚决定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于是他淡然回应：
“我过去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失败。天下事之成败，决不在于枪炮金钱。况且，中国人家里的事，理应中国人来管。”
听到吴佩孚这一番话，荒城二郎与秀藤大佐面面相觑，无功而返，吴佩孚的这一拒绝，奠定了其晚年抗争的基调，也为他从军阀到爱国者的转变埋下伏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加紧拉拢失意政客，组建伪政权。北洋政客江朝宗耐不住寂寞，在日方鼓动下，出面组建“治安维持会”，江朝宗曾与吴佩孚共办救世新教会，自以为有些交情，便登门邀请吴佩孚出山，担任伪政权要职。
吴佩孚正在家中痛骂日本兵祸害北平民众，闻听江朝宗来意，怒火中烧，他满面怒容，猛拍桌子，大吼：
“你个的，竟敢做此无耻之事！”
江朝宗被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离。吴佩孚的卫队挥舞五色旗，守护吴宅，吴佩孚显然做好了跟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准备。
面对吴佩孚的这副态度，日军大本营特务部机关长大迫通贞亲自出马，选中吴佩孚为“华北王”，试图以军费和武器为饵，拉拢其下水。
大迫通贞在吴佩孚的旧顾问、日本人冈野增次郎陪同下，登门拜访，滔滔不绝地宣扬“亚洲人治理亚洲”的理念，力邀吴佩孚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翻了翻眼皮，掐指念叨一阵，忽而开口：
“眼前大事，玄黄未判，不可不可。”
他又自称精通“六丁六甲之术”，能“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甚至抛出一缕丝麻即可让日本飞机坠地，大迫通贞听得一头雾水，翻译官也无从下手，只得悻悻离去。
从现代的角度来说，吴佩孚作为一个军阀，即便相信怪力乱神，但也不可能真的相信撒豆成兵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他之所以这么回复日本人，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旧部如齐燮元已因耐不住清贫而投靠日方，担任伪京津卫戌司令。若自己稍有松动，便可能被日方利用，沦为傀儡。
但是他如果表明出非常激烈的反抗态度，对当时的抗日局面并不利，他要想一个更有效的办法，把抗日工作最大化。
所以决定装疯卖傻。
1938年，土肥原贤二接任日本特务机关长，专门成立“北平吴氏工作室”，制定了拉拢吴佩孚的详细方案。土肥原亲自登门，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恳请吴佩孚“救日本”。
吴佩孚淡淡一笑，回应：
“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今日之问题，非谁救谁，而是如何救。”土肥原精心设计的说辞，被吴佩孚轻描淡写化解。
第二次拜访，土肥原改变策略，提议吴佩孚出面“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听出其中圈套，顺势应道：
“若要调停，请贵国天皇与我国蒋公双方来电，邀我出任。”
土肥原哑口无言，只得转移话题，闲谈几句后离去。
第三次拜访，土肥原针对吴佩孚渴望重返政坛的心思，以高位诱惑：
“请玉帅担任原职，维持日中民族问题。”
吴佩孚沉吟片刻，回应：
“若要我出山，贵国军队须全部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
这一条件令土肥原无从应对，拉拢计划再度受挫。
土肥原不甘失败，唆使日本浪人收买失意政客，伪造舆论，宣称“吴佩孚已同意就任伪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也是在土肥原贤二出此攻心办法的时候，吴佩孚决定将计就计，土肥原贤二以为裹挟着吴佩孚，吴佩孚就没有退路了，于是土肥原见缝插针，提议吴佩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吴佩孚欣然应允，心中已有了对策。
1939年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当众揭穿日本人的阴谋，他不仅公开揭露日方伪造讲稿，还以三条件明确立场，令土肥原的阴谋彻底 彻底破产。
此事过后，日本人把吴佩孚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在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方的时候，还有日本人试图推行“汪吴合作”计划，汪精卫也派人与吴佩孚洽谈，但是吴佩孚断然拒绝：
“在日人扶持下救国，实乃亡国，我绝不与之同流合污！”
汪精卫不死心，亲自致信，吴佩孚从容应对，毫无妥协。
6月26日，汪精卫飞抵北平，多次约见吴佩孚，均被吴以各种理由推辞。汪精卫在北平停留半月，始终未能与吴佩孚面谈。临行前，汪精卫再次派人劝说，吴佩孚拍案而起：
“谁与汪精卫合作，此人必卑鄙！”
他手书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交予使者，羞得来人无地自容。
吴佩孚还改编岳飞《满江红》，赠予抗日的旧部曾绮：
“甲午耻，犹未雪。民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扶桑魔窟。壮志饥餐岛夷肉，笑谈渴饮倭奴血。”
此词被谱曲，传唱于华北军民间，极大鼓舞了士气。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佩孚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9年12月，吴佩孚因牙疾暴卒，死因蹊跷。
当时吴佩孚因为一颗骨渣引发牙疾，而日本医生伊东“拔牙”后，吴佩孚病情却急剧恶化，喉头发炎，水米难进，12月4日，川本与军医处长石田、伪京津卫戌司令齐燮元到吴宅“治疗”。
石田用手术刀探入吴佩孚口中，吴佩孚突然大叫一声，气绝身亡，时年66岁。
吴佩孚之死引发社会哗然，而舆论一致认为日方因拉拢无果而蓄意谋害。
对此，很多曾经把吴佩孚当作军阀来批评的人，都为这个身处北京，但却一直没有投降日本人，甚至还公开抗日反日言论的将军感到惋惜，而蒋介石亲发电报，表彰吴佩孚“足为我国军人模范”。
同样的，我党发言人董必武也撰文：
“吴有清廉名，比较腰缠万贯的军阀，难能可贵。”
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数万人送行。
1946年，国民政府在北平为其举行国葬，蒋介石委派李宗仁主祭，吴佩孚被安葬于北京玉泉山脚下。
吴佩孚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虽然暴毙得莫名其妙，也曾经做过令人厌恶的军阀，但他最后，没有违背自己最初的选择，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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