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起潜先生处，见到台湾印的《胡适手稿》，内收一九四八年冬胡适在上海借合众图书馆《水经注》时的往来函件。有两封十分有趣，一封结尾处写：“在此天翻地覆之时，我们还向故纸堆中找材料，十分可笑。”一封则写“多谢嫂夫人盛馔”；起潜丈笑说，当时什么也买不到，他来了，没有吃饭，只是青菜豆腐下饭而已。
“盛馔”二字，今日读史者看了，还以为我请他吃鱼翅席呢！接着又谈到顾颉刚先生与胡的关系，起潜丈说：后来比较疏远了。似乎如此，试看厚厚的三本《胡适来往书信选》，颉刚先生的信都集中在前期，后来就没有了。颉刚先生原是北大毕业，在北大教书的，大革命时期去了一趟厦门、广州，一九二九年又回到北平，在《辛未访古日记》序言中说：
“忆民国十八年秋，予初至燕大任教，郊居静谧，容我读书，与前数年闽粤生活如沸如羹者大异，快慰之至……”
所说闽粤生活如沸如羹的话，就是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和鲁迅的纠纷闹到登报要打官司的地步，到燕大教书之后，全身心投入到学术中了。顾起潜先生是颉刚先生的叔父，但年纪小得多。
香港报纸上过去曾有“京华姑苏三老”的说法，指的是顾颉刚先生、章元善先生、俞平伯先生。不过俞先生虽然年幼时生长苏州，但原籍是浙江德清，按照习惯说法，不能算苏州人。因而这“京华姑苏三老”：于顾、章二位之外，应添上叶圣陶先生。这才真正符合“姑苏三老”的提法。把俞平老算在一起，大概因为俞、顾既是小同学，后来又一同通讯研究《红楼梦》。
顾颉刚先生于八十八岁时离开人间，虽说寿登耄耋，但也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颉刚先生是地道的苏州人，而且出自名门，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秀野草堂顾氏的后人，学术渊源，其来有自。提起颉刚先生，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大禹王和大爬虫”的故事，这是顾老早期论文中曾提过的大胆设想。但当时颇为卫道者所非议。其实在学术上，探索一个疑点，提出一种假设，也并非是什么严重的大事。
顾老平生的著述主要有《古史辨》、《浪口村随笔》、《中国历史地图》，主编过在世界学术上有价值的刊物《禹贡》。一生精研《尚书》。精细标点《资治通鉴》。一生曾三次标点《史记》，其标点之精，真可以说是“明察秋毫”。例如标点《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顾老标点这几句话时，在刘邦说的“令将军与臣有隙”一句后面，不点句号，却写了个破折号，是大有学问的。表示刘邦急于向项羽表白自己没有野心，话还很多，没有说完，就被项羽打断之意。太史公描绘刘邦的急迫，项羽的胸无城府的传神之笔，经顾老这样一个破折号一点，则神情完全跃然纸上。
本着治史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趣旨，颉刚先生特别爱旅行，他自叙其目的云：
“予自幼好游览，……其后居北方，力所能至，无不往者，近郊远邑，都作盘桓，匪特赏其风物之美，罗烟霞泉石为吾狎友，亦欲借以接触民间生活，识国家之现实情状，不使欺蒙于现代化之城市外衣。”
他把旅行游览的目的说的很清楚。民国二十年春假中，在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曾同洪煨莲、容希白、吴文藻诸位先生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处旅行，访问古迹，购买文物、书籍，还曾特地到大名去访问崔东壁家的后人，但清代这位著名的北方朴学大师崔东壁的后代当时已十分凋零了。顾老此行却为燕大图书馆在各地搜求了不少古籍。但其更重要的收获则是在《辛未访古日记》前言中所说的：“黄河流域为我国文化之摇篮地……何意时移世易，其贫若斯，其愚若斯，鸦片、白面、梅毒，肆其凶焰……兵灾、匪祸连结不解，人民不识正常生活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灯华屋而生悲，以为国人十之七八，犹过其原始生活，我不当超轶过甚……”
在以上这样思想境界的基础上，颉刚先生晚年以七十七八岁高龄，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克底于成，是永照史册的胜绩。
对中华历史学术文化之贡献，较之叫喊一世者可贵多矣。
起潜先生在给我写的《燕京乡土记》序中说：
“昔我家颉刚教授在广州中山大学提倡民俗之研究，研究关于民间流传之信仰、习俗、故事、歌谣、谚语等，尝主编《民俗周刊》，亦是专门之学，岂可以识小视之。”
手头有一本重印的《妙蜂山》，当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工作的颉刚先生、容庚、容肇祖、江绍原、孙伏园诸先生去妙峰山庙会上作调查，写下这些报告，并在京报上发表，引起社会注意。后来出版了这本书，序中说：“我们这件工作总算抢到了一些进香的事实，保存了这二百数十年来的盛烈的余影！”今日重阅，想像见之，感谢先生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