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亲属网络视角下的儿童学业成就：影响机制与阶层差异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2期

作者 | 张骞

责任编辑 |刘齐

在既有代际流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儿童学业成就阶层差异的研究视角从核心家庭扩展至祖辈与父辈同胞构成的亲属网络，考察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及阶层异质性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发现，在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过程中，祖辈网络资源和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分别主要通过社会支持机制和价值观形塑机制发挥作用。此外，亲属网络资源能够缩小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使低阶层家庭的儿童获得更多学业回报。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亲属网络在衰落吗？

亲属网络一直是社会学家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20世纪中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现代社会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基础（Parsons，1943）。该理论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下，庞大的父系家族和扩大家庭逐渐转变为原子化的核心家庭，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化所需要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古德，1986）。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家庭现代化理论遭到学界的诸多质疑和修正。修正后的发展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亲属网络尽管在当代社会中不再主导核心家庭的运行，但在物质支持、情感慰藉和角色榜样等方面仍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核心家庭应对各类风险的重要支持系统（Coall & Hertwig，2010；Milardo，2010）。至此，家庭研究由强调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转向重新肯定扩大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唐灿，2010）。

尽管如此，我们对亲属网络的积极作用仍需保持谨慎态度。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尤其是近年来自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的兴起，“90后”和“00后”新生代逐渐形成以兴趣和品味为纽带的虚拟社区和圈子。在此情形下，代内文化区隔与“文化反授”现象应运而生（陈云松等，2017），代际之间的文化鸿沟与文化反哺现象也日益凸显。因此，有学者指出当代亲属网络对新生代的影响呈现式微趋势，甚至在“90后”和“00后”群体中出现了“断亲”现象（胡小武、韩天泽，2022）。在此背景下，亲属网络对个体的影响究竟是像发展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的那样方兴未艾，还是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以儿童的教育发展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以期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尽管该议题无法全面衡量亲属网络对社会成员各个方面的影响，但通过对该议题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揭示亲属网络对个体发展的因果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差异化效应，为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在社会分层和流动领域，多代流动视角下的扩大家庭阶层不平等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其中颇具争议的理论解释是两代模型理论。该理论假定代际流动遵循“马尔科夫过程”，即祖辈对孙辈的影响仅通过父辈而间接实现（Mare，2011）。这是因为超越两代的流动往往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Becker & Tomes，1986），因此在控制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祖辈对孙辈的影响将不再显著（Warren & Hauser，1997；Erola & Moisio，2007）。批评者则认为，优势阶层祖辈可绕过父辈，通过财富、支持、榜样等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直接促进孙辈的各类产出（Piketty，2000；Hällsten，2014）。诸多国家的研究发现，即便控制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祖辈地位特征仍与孙辈的教育和地位获得显著正相关（Chan & Boliver，2013；Knigge，2016；Hällsten & Pfeffer， 2017）。尽管围绕祖辈效应的实证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Anderson et al.，2018），但学界普遍认为祖辈对孙辈的直接效应是否显著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个体所处的时期、时代、社会制度背景以及群体特征（Mare，2011；Pfeffer，2014）。

与此同时，在2010年出版的《被遗忘的亲属：姨（姑）与叔（伯）舅》（The Forgotten Kin: Aunts and Uncles）一书中，米拉多（Robert M. Milardo）首次系统性地分析了父辈同胞在个体发展中所扮演的诸多角色，考察了父辈同胞的地位特征对个体生活际遇、教育发展和地位获得等各类成就产出的影响（Milardo，2010）。随后，国外学者陆续关注父辈同胞在扩大家庭阶层再生产中的作用。关于父辈同胞效应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在控制父辈地位特征的情况下，父辈同胞社会经济地位仍对个体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甚至大于祖辈效应（Erola et al.，2018），对低阶层子女的教育成就提升作用更为明显（Lehti & Erola，2017；Prix & Pfeffer，2017）。然而，国内对此议题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有学者关注祖辈对孙辈的影响（Zeng & Xie，2014）或多代流动效应（张桂金等，2016；吕鹏、范晓光，2020），但针对父辈同胞效应的研究仍不够充分。

总而言之，既有多代流动模型大都基于社会分层和流动视角，试图从亲属的地位特征解释扩大家庭的阶层再生产。然而，该视角仍存在可拓展之处。首先，该视角过于强调亲属的地位特征对个体成就产出的影响，忽视了其他类型资源（如亲属规模）在代际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地位特征囊括了亲属的诸多资源，到底哪种资源影响第三代成员的成就产出，哪种资源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该视角尚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再次，围绕扩大家庭阶层再生产的研究要么强调祖辈效应，要么聚焦于父辈同胞效应，即便有学者将二者置于同一解释框架，也很少探讨两种效应内在关联性和异质性。最后，多数研究着眼于最终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忽略了教育成就的延续性和累积性（李忠路、邱泽奇，2016）。特别是在中国的考试选拔制度下，学业成就是进入重点学校的决定性因素，没有较高的学业成就几乎不可能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也难以跻身优势阶层。因此，亲属网络资源可能在儿童时期就影响其学业成就，进而塑造最终的成就产出。

基于上述现实问题和理论拓展空间，本文试图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使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以探索亲属网络各类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因果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并试图回答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第一，在控制父辈阶层地位的情况下，亲属网络资源是否仍能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第二，如果亲属网络资源确实能发挥作用，那么影响机制有哪些？哪种机制占主导地位？第三，该影响是否在不同阶层背景的儿童中存在异质性？

二、理论假说

（一）亲属网络的影响机制与资源类型

目前的研究显示，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机制与价值观形塑机制。以下将分别介绍这两种机制。

1.社会支持机制：日常照料、互动支持和经济支持

社会支持机制是指，亲属网络之所以能够影响个体的学业发展，是因为亲属成员能够为个体提供各种类型的社会支持，由亲属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亲属网络效应的主要来源，包括日常照料效应、互动支持效应和社会经济支持效应三种类型。

日常照料效应的观点认为，亲属成员能够协助父母照顾和管束儿童，以“帮忙者”的角色承担各类儿童抚育性工作（Hank & Buber，2009），进而间接促进儿童的教育发展。亲属的生理性抚育和日常照料能够缓解父母的抚育负担、使其能专注于儿童的教育发展，从而促进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张帆、吴愈晓，2020）。当父母外出时，亲属成员还可以为儿童提供临时性的监督和管理，对其“反学校”行为进行及时管束和惩戒，进而为其学业发展提供保障。在重视亲属关系的中国社会中，许多父辈与其同胞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马春华等，2011），与祖辈形成长期性或临时性的主干家庭（石金群，2016）。这种居住模式为亲属成员参与儿童照料提供了空间条件，并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和积累（Zeng & Xie，2014）。此外，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增加，父母在儿童发展中的缺位愈加凸显。此时，父母往往寻求亲属成员的支持和帮助，或者将儿童托付给亲属成员照料和看管，从而缓冲双系抚育缺位对儿童教育发展的负向影响（Milardo，2010；Monserud & Elder，2011）。

互动支持效应的观点强调，亲属与儿童的日常互动能够为儿童提供情感慰藉、生活建议和日常帮助，从而为儿童的健康发展带来多重庇护。在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中，亲属成员至少可以扮演下列角色（Cherlin & Furstenberg，1992；Milardo，2010）。一是倾听者和建议者。除了父母以外，儿童还可能与亲属成员保持长期稳定的联系，并向其分享和倾诉亲子关系、朋友交往以及学校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当儿童遇到困难或心情沮丧时，他们还可以向亲属成员诉说自身面临的问题、心事或烦恼，并设法让亲属成员提供建议和帮助。二是传声筒和同盟者。当面对敏感问题或不便直接与父母沟通时，儿童可能通过亲属成员间接传达自身的困境和诉求，抑或拉拢亲属成员结成“同盟”关系，使得亲属成员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与父母商讨相关事务。三是中间人和调解者。当亲子交流出现问题和障碍时，亲属成员还可以扮演中间人或调解者，以缓解亲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社会经济支持效应的观点认为，亲属的社会经济资源可以转化为儿童的教育成就优势。持有该观点的代表性理论是教育投资扩张理论和家庭经济保障理论。教育投资扩张理论（又称“亲属购买理论”）认为，在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下，对儿童人力资本的投资正逐步从核心家庭扩散到整个亲属网络。为了彰显对儿童的重视和喜爱，许多中产阶层亲属成员（尤其是祖父母）直接对儿童进行各类教育投资，包括为其购买教育物品和服务、提供学费等，进而促进其各类学业产出，最终实现扩大家庭的阶层再生产（Helemäen & Pfeffer，2017）。这种“购买功能”（purchasing function）在具有儒家文化传统和应试教育制度的中国社会更为突出。随着中国的教育竞争愈演愈烈，对儿童的教育投资不仅包括购买教育物品和服务等学习资源，还拓展到为儿童争夺优质的教育机会。为了使儿童进入高质量的学校，父母既可以诉诸亲属网络的经济资源（如赠予、继承或借贷）以支付名校赞助费或购置学区房，还可以通过动员亲属的关系资源为儿童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

家庭经济保障理论认为，亲属的社会经济支持系统不仅为儿童的教育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还能够缓冲家庭重大危机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负向冲击。亲属成员之间的赠予、继承和借贷等资产转移是核心家庭财富的重要来源，能够有效地分摊核心家庭的经济风险和负担，成为其抵御经济风险的重要堡垒（Altonji et al.，1992）。亲属网络所发挥的“保险功能”（insurance function）在转型期的中国也日益凸显。一方面，在亲属的经济保障下，家庭的教育决策更有可能根据儿童的成就优势和兴趣来决定，而不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和机会成本的制约，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培育和提升儿童的人力资本（Hällsten & Pfeffer，2017）。另一方面，亲属的社会经济支持还能发挥“兜底效应”，当父母面临疾病、失业、经济危机等负面事件时，亲属的社会经济保障能够有效地缓解此类重大危机对儿童学业发展的负向影响（Jæger，2012；Prix & Pfeffer，2017）。

2.价值观形塑机制：社会规范效应、社会示范效应和社会濡染效应

价值观形塑机制是指，亲属网络通过对儿童价值观（如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塑造和濡染，影响其各类学业产出。与其相关的观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规范效应。在紧密的亲属网络中，亲属成员能够形成一致性的集体性规范，进而实现对儿童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监督和控制。一方面，网络规范通过网络成员的支持、赞扬、荣誉等各种奖励手段促使儿童采取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倘若儿童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网络规范相悖，则有可能遭受网络成员的排斥和制裁（Coleman，1988）。以此为基础，一些学者将文化再生产理论和地位下降回避理论的解释范围从核心家庭扩展至扩大家庭，认为亲属成员的文化惯习、品味、偏好、规避地位下降的教育选择等构成的网络规范，能够塑造和强化儿童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并最终影响儿童的各类学业产出（Pfeffer，2014；Lehti & Erola，2017）。

二是社会示范效应。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他者，亲属成员能够树立参照性榜样和提供异质性信息，形塑儿童的学业动机和教育期望，最终影响其学业产出和教育获得（Hertel & Groh-Samberg，2014；Erola et al.，2018）。文化资源丰富的亲属网络不仅能够形成亲学校的文化价值观，还能够强化文化价值观对其他成员的塑造程度。这是因为亲属成员的文化资源越丰富，越能够获得儿童的认同、支持和效仿，越有可能成为儿童价值观的形塑者和引领者。与此同时，优秀亲属成员在通过教育获得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大量不同的人群，因而获得丰富的异质性信息。在与儿童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分享自身经历，潜移默化地使儿童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从而对儿童的学业态度产生刺激。有时候，杰出亲属还可能扮演重要的“人生导师”（mentors），直接对儿童的教育事务给予有价值的建议和指导（King & Elder，1998；Milardo，2010）。

三是社会濡染效应。基于社会网络和扩散的研究表明，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能够像传染病一样在社会网络中以“人传人”的形式进行扩散和传播（Smith & Christakis，2008）。这意味着行动者不仅能够主动效仿和遵从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会无意识地受到他人的同化和感染，进而形成类似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因此，儿童价值观的形塑过程还可能是无意识的结果，即便儿童与亲属成员接触较少，甚至素未谋面，与学业相关的文化价值观仍可能在整个亲属网络中以人传人的形式进行扩散和传播，最终也会间接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此时，亲属网络文化价值观是否以学业为导向、是否符合“亲学校”的主流观念便成为社会濡染效应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

3.分析框架：亲属网络资源类型及其影响机制和路径

亲属网络蕴含着何种能够触发上述两种机制的资源？结合以往的社会网络资源分析法，笔者提出三种网络资源类型。一是网络规模。网络规模代表着亲属网络中成年人的总数。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儿童能够获得的日常照料和互动支持的总量也越多，最终能够促进儿童的学业产出。二是社会经济资源，即亲属网络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亲属网络蕴含的社会经济资源越丰富，儿童能从中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保障也越多，这将进一步激发社会经济支持效应。三是文化资源，即亲属网络中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网络文化资源越丰富，儿童接受到的价值观的正向规范、示范以及濡染作用越强，其获得的学业成就也越高。图1展示了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亲属网络资源类型及其影响机制和路径。

上图说明了亲属成员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是因为亲属网络中至少蕴含着上述三种类型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够通过社会支持机制和价值观形塑机制来影响儿童的各类学业产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教育实践中这三种资源以相互交织的方式影响儿童的学业产出，但是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本文将亲属网络的不同类型资源剥离开来，进行理想类型化的理论分析和讨论，以期全面探讨和解剖亲属网络资源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二）社会支持机制vs.价值观形塑机制：孰强孰弱？

亲属网络效应主要来自社会支持机制还是价值观形塑机制？社会支持机制强调行动者的主动性和理性，注重其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得潜在或实际的支持和帮助；而价值观形塑机制则强调社会网络对行动者价值观的客观塑造过程。在教育实践中，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于儿童的教育发展。那么，究竟哪种机制占据主导地位？笔者认为，对该问题的回答应该考虑到网络效应来源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到本研究，祖辈网络效应和父辈同胞网络效应的主导机制可能存在差异。

祖辈网络效应强调社会支持机制是网络效应的主要来源，这类解释主要来自演化论、社会交换论和社会制度论（Coall & Hertwig，2010）。演化论认为，人类独特而漫长的“幼态持续”（neoteny）和产后恢复期迫使母亲寻求祖辈的帮助，从而提高自身和孩子的生存概率。与此同时，（外）祖母采取终止生育能力和帮助子代照顾孙辈的演化策略，不仅避免了自身高龄妊娠可能带来的生育风险，还通过提高孙辈的生存概率间接扩大了自身基因的传递，这一观点也被称为祖母假说（Peccei，2001）。在自然选择的驱动下，倾向于帮助照顾和抚育孙辈的基因得以保存并持续复制，最终促使人类获得更大的生存和繁衍优势。社会交换论基于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和理性选择原则，认为祖辈帮助抚育孙辈是一种对未来的理性投资行为。由于祖辈未来福祉受到子代和孙辈福祉的影响，因而祖辈通过提供社会支持为自身创造“议价空间”，以期获得高质量的赡养回报，从而实现未来福祉效用的最大化（Laferrère & Wolff，2006）。社会制度论基于社会学的社会化和社会情境假设，认为社会既通过各种正式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后代能够顺利地继承祖辈的财产，又通过社会规范、家庭责任和义务等价值内化的非正式制度促使祖辈对孙辈进行照料、投资和支持，从而符合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要求（Finch & Mason，1993）。

概而言之，上述观点强调祖辈的行动理性，强调社会支持对孙辈发展产生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推论。第一，祖辈网络效应主要来自网络规模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影响。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均寿命的延长，祖辈与父辈、孙辈组成长期或临时三代主干家庭的现象愈发普遍（肖索未，2014）。这种家庭结构为祖辈参与儿童成长提供了条件，使其能够向孙辈提供各种类型的社会支持（Mare，2011）。实际上，即便祖辈不向孙辈提供任何社会支持，祖辈存在本身就可以链接、动员和维持扩大家庭中的资源。作为整个扩大家庭的粘合剂，祖辈的存在增强了亲属成员之间的联系，提高了亲属网络的代际团结和凝聚力，使得网络资源能够在亲属之间以相互交换的方式不断积累和流动，最终影响儿童的各类学业成就，该观点也被称为“祖辈曝光”（grandparental exposure）效应（Lehti et al.，2019）。与此同时，在中国家庭少子化背景下，儿童逐渐成为整个扩大家庭的核心和未来希望，优势阶层的祖辈往往通过教育投资和社会经济支持以促进儿童的学业成就，从而实现扩大家庭的阶层再生产。第二，祖辈文化资源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随着中国快速现代化，祖辈的育儿经验和价值观逐渐与儿童的教育实践脱钩，其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参考和指导价值不断减弱（肖索未，2014），这使得祖辈在儿童面前的权威性日渐式微，最终导致祖辈网络的社会规范效应不再明显。此外，教育扩张提升了父辈的受教育水平，使父辈在儿童价值观形塑中的作用更为显著，从而可能削弱甚至取代祖辈的影响，最终导致祖辈网络难以有效触发积极的社会示范效应和社会濡染效应。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两种机制中，祖辈网络资源主要通过社会支持机制发挥作用。

与祖辈网络影响机制截然不同，父辈同胞网络影响机制是指，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了某些因素的变化，进而使得价值观形塑机制在父辈同胞网络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一视角的解释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Milardo，2010；Erola et al.，2018）。首先是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在高等教育扩张的浪潮下，大量父辈同胞在年轻时通过教育获得实现了向上流动，突破了既有的亲属圈层。这种社会流动使得父辈同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相较于祖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使其更可能成为亲属网络文化价值观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这为价值观的形塑机制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其次是人口流动的影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父辈同胞的流动迁徙比例显著高于祖辈，大量父辈同胞离开家乡到异地求学或就业。尽管空间距离的拉大限制了父辈同胞为儿童提供日常社会支持，但流动经历丰富了父辈同胞的阅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其成为亲属网络异质性信息的主要来源。最后是互联网普及的影响。父辈同胞的崛起几乎与互联网的普及同步，因而父辈同胞对互联网的使用能力和接受程度远超祖辈。在此情形下，父辈同胞更可能通过“线上”方式实现对儿童价值观的形塑和指导。

概括而言，上述观点强调父辈同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是通过对其价值观的客观形塑而实现的。由此，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推论。第一，父辈同胞网络效应主要来自文化资源的影响。首先，父辈同胞往往通过教育获得实现向上流动，因此文化资源越丰富的父辈同胞网络通常越可能形成强烈的“亲学校”价值观，因而更可能触发社会规范效应（Milardo，2010）。其次，作为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成长的新生代，杰出的父辈同胞在突破亲属圈层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还具有开阔的眼界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而能够为整个大家庭提供异质性的信息和参照性的榜样，从而触发积极的社会示范效应和社会濡染效应（Erola et al.，2018）。第二，父辈同胞规模和经济支持效应可能微不足道。一方面，父辈同胞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儿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这是由于父辈同胞规模越大，意味着儿童的堂（表）兄妹数量越多，他们的存在可能会分摊祖辈资源，最终导致儿童从亲属网络获得的社会支持总量减少（Coall et al.，2009）。另一方面，父辈同胞为儿童提供社会支持的责任感和动机较弱，他们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多用于自身家庭，因而难以为儿童提供实质性的社会支持（Erola et al.，2018）。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两种机制中，父辈同胞网络资源主要通过价值观形塑机制发挥作用。

（三）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阶层异质性

尽管亲属网络资源效应获得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仍有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亲属网络资源对子代教育成就的影响比较微弱（Erola & Moisio，2007），在统计上并不显著（Warren & Hauser，1997），或仅在特定条件下成立（Jæger，2012）。另一方面，理论批评者认为，亲属网络资源对子代教育成就的影响并非呈现稳定的线性关系，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群体呈现异质性效应，因而导致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化（Chiang & Park，2015；Daw et al.，2020）。其中，异质性效应在这样一个议题的讨论中最具代表性：亲属网络资源对不同阶层的家庭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学术界围绕该议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释机制：补偿机制、倍增机制和均等机制。补偿机制强调从亲属网络中获得的资源能够弥补核心家庭资源的匮乏，因而亲属网络资源对低阶层家庭中的子代教育成就和获得的影响更为明显（Erola & Kilpi-Jakonen，2017）。强调这种解释机制的理论以缓冲理论、溢出理论、风险规避补偿理论为代表。

缓冲理论强调亲属向不同阶层地位家庭提供的支持具有倾向性，认为相较于较高阶层的家庭，亲属成员更有可能向低阶层家庭的儿童提供各类社会支持。在此情形下，嵌入在低阶层家庭的亲属网络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动员和使用，从而缓解核心家庭资源匮乏对子代学业产出的负向冲击（Jæger，2012；Deindl & Tieben, 2017；Prix & Pfeffer，2017）。溢出理论强调核心家庭资源和亲属网络资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当家庭背景较好的子女借助自身家庭资源的优势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时，其学业进步的空间缩小，从亲属网络资源获得的学业回报可能会溢出，进而触发“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Erola et al.，2018）。风险规避补偿理论认为，对于低阶层家庭而言，子女不继续求学而导致地位下降的感知风险较低。然而，优势阶层的亲属成员可以通过提供异质性信息和参照性榜样，改变低阶层家庭的教育选择策略和地位下降回避的心理机制，最终缓解风险规避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负向影响（Lehti & Erola，2017）。但对于优势阶层家庭而言，不继续求学而导致地位下降的感受本身就较为强烈，因而优势阶层的亲属对这类子女成就动机的影响相对较小。

尽管补偿机制是目前学术界解释亲属网络异质性效应的主流观点，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部分学者批评并质疑了该机制，并提出了倍增机制和均等机制。倍增机制是指高阶层家庭的父母具有与教育系统相匹配的知识、技能和资本等，能够有效使用和动员亲属网络的资源来帮助子代获得更高的学业产出。相比之下，低阶层家庭的父母由于学业知识和认知的匮乏以及价值观的制约，即便拥有丰富的亲属网络资源，也难以将其转化为子代的教育优势（Chiang & Park，2015）。因此，随着核心家庭阶层地位的提高，亲属网络资源对子代学业成就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Daw et al.，2020；Helemäe & Saar，2023）。均等机制则是指亲属网络效应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普遍存在，其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Chan & Boliver，2013）。然而，围绕倍增机制和均等机制的实证研究大多考察祖辈资源的异质性效应，尚未考虑父辈同胞资源效应的阶层异质性，因而难以捕捉到亲属网络资源异质性效应的全貌。另外，对该议题的讨论还需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在文化传统、教育系统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如果贸然将欧美等地发达国家的异质性机制嫁接至其他国家，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准确（Mare，2011；Pfeffer，2014）。

那么，上述哪种解释机制适用于中国？中国亲属网络对不同阶层家庭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到底如何？笔者认为，对该议题的思考和讨论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特征。一方面，无论是亲属网络延续论（唐灿、陈午晴，2012）还是核心家庭网络化论（马春华等，2011）都体现了中国亲属网络具有互助互惠的鲜明特征。当核心家庭处于低阶层地位时，亲属成员往往会主动提供大量的社会支持，从而缓冲核心家庭资源匮乏对儿童学业发展的负向冲击。另一方面，在“望子成龙”的文化背景和应试教育制度下，随着中国家庭少子化趋势加剧，优势阶层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提升子女的学业成就，优势阶层父母会对子女进行大量教育投资，近年来在国内中产阶层家长“微信群”中出现的“鸡娃现象”，便是最真实的写照。在此背景下，亲属网络资源和核心家庭资源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叠，在天花板效应的制约下，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产出的影响将大打折扣。而在资源匮乏的核心家庭中，儿童的学业发展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不仅未能被发掘出学业潜能，反而有可能深陷“反学校”的文化困境中。在此情形下，倘若儿童能够获得亲属成员的社会支持、受到“亲学校”网络情境的正向形塑和濡染，那么儿童的学业成就将得到明显提升。由此，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特征，亲属网络的补偿效应更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随着核心家庭阶层地位的提高，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

按照埃罗拉（Jani Erola）等人的观点，补偿机制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补偿优势（compensatory advantage）假说和补偿推动（compensatory push）假说（Erola et al.，2018）。这两种假说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祖辈网络资源的多寡能否影响到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对低阶层家庭儿童学业发展的补偿作用。补偿优势假说认为，当祖辈网络资源丰富且核心家庭处于低阶层地位时，核心家庭阶层地位呈现下降趋势，成为扩大家庭的“害群之马”（black sheep）。此时，核心家庭往往会成为扩大家庭关注和扶持的焦点，儿童能够从亲属网络中动员和使用的资源也随之增加，进而有效地避免核心家庭的持续向下流动（Deindl & Tieben，2017）。因此，基于缓冲理论，当祖辈网络资源丰富时，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补偿作用更为强烈。补偿推动假说认为，在祖辈网络资源和核心家庭资源均匮乏时，父辈同胞网络越丰富则意味着优秀的父辈同胞越可能突破资源匮乏的亲属圈层，为亲属网络注入异质性信息和参照性榜样，成为亲属网络资源的主要来源。此时，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但倘若祖辈和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均丰富时，这两类资源效应可能会出现重叠和抵消，进而引发溢出效应，最终使得父辈同胞网络效应大打折扣。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1：当祖辈网络资源丰富时，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补偿作用更强。

假设4.2：当祖辈网络资源匮乏时，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补偿作用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CFPS采用内隐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覆盖中国大陆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5%的人口。与其他同类数据相比，2010年CFPS基线调查将所有被抽中的家庭成员全体入样，详细询问了全部家庭成员及其父母、兄弟姐妹的教育、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特征。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整群抽样方式为研究亲属网络资源效应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条件。为了将扩大家庭成员与儿童信息联系起来，本文通过匹配儿童、父母以及家庭问卷，构建了包含祖辈、父辈同胞、父母及儿童信息的分析样本。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完成了自填问卷的10~15岁儿童。在目前公开的CFPS数据中，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包含与学业成就相关的同一套变量，因此本文合并使用这三年数据，最终得到5316份样本。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仅有2010年基线调查包含全部中介变量，因而在分析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中介机制时，本文仅使用2010年的调查数据，样本容量为2244。

（二）变量介绍

1.学业成就

本文的因变量是儿童的学业成就，测量变量为儿童字词和数学能力的原始得分。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这两个测量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法（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简称PCF）生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学业成就变量，其数值越大，表示儿童的学业成就越好。

2.亲属网络资源

亲属网络资源包含三个亲属特征变量：网络规模、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本文涉及的亲属成员包括祖辈和父辈同胞两类亲属成员。对于祖辈，CFPS收集了祖父、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相关信息。对于父辈同胞，CFPS收集了不超过15个父辈同胞的信息。以下是对上述三个变量具体测量的介绍。首先，网络规模的测量题目为“祖辈或者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据此计算祖辈和父辈同胞的数量以及亲属网络的总体规模。规模越大，表示扩大家庭的成员越多。其次，本文使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测量亲属成员的社会经济资源，其数值越大，表示亲属网络社会经济资源越丰富。再次，本研究使用祖辈和父辈同胞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亲属文化资源，其数值越大，表示亲属网络文化资源越丰富。为了便于比较各个亲属网络资源的效应大小，本文将所有亲属网络资源变量均转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化得分。

3.中介变量

为了详细考察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中介机制，笔者从2010年CFPS数据中寻觅到以下两组变量。第一组为社会支持机制变量，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经济保障、亲子互动三个变量。其中，家庭教育支出由教育总支出对数、课外辅导支出对数以及是否参加辅导班三个测量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合成，数值越大，表示家庭教育支出越高。家庭经济保障由医疗保险支出和是否为孩子教育储蓄两个测量题目合成，数值越大，表示家庭经济保障水平越高。亲子互动由四个定序变量合成，数值越大，表示亲子互动越频繁。第二组为价值观形塑机制变量，包括自我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和对未来信心。对于自我教育期望，本研究使用期望自己获得的最高受教育年限来进行编码；对于职业期望，本研究使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类别进行编码；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为五分类定序变量。

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了三个指标来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父母的人均收入、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本文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将上述三个指标合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其数值越大，表示核心家庭的阶层地位越高。为了克服与家族相关的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纳入了家庭智力水平变量。CFPS对所有个体均进行了数学能力测试和字词能力测试，本文分别计算每个家庭平均的数学测试得分和字词测试得分，然后使用主成分因子法生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家庭智力水平变量，其数值越大，表示家庭的平均智力水平越高。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变量，包括儿童性别、户口、年龄、年级、家庭规模、亲属的党员比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模型介绍

为了排除未被观测到的省份特征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本文使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进行估计。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其中，Yij表示第j个省份第i个儿童的学业成就得分。在估计不同的中介变量模型时，Yij分别表示第j个省份的第i个儿童的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经济保障、亲子互动、自我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和对未来信心。Resourceij和FSESij分别表示第j个省份第i个儿童所对应的亲属网络资源变量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Zij为模型的其他变量。αj为固定截距，容纳了所有未观测的省份特征变量。εij为个体的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

（一）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表2展示了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模型2.1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仅纳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对儿童的学业成就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b=0.193，P<0.001）。模型2.2在模型2.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智力水平变量，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系数大幅度下降（下降了83.9%），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智力水平系数最大，且显著为正（b=0.245，P<0.001）。这表明家庭智力水平是潜在的遗漏变量，应当对其进行控制。模型2.3在模型2.2基础上加入了网络资源变量，结果显示，网络规模和社会经济资源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文化资源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0.058，P<0.05）。这表明文化资源能够显著地影响儿童学业成就，是亲属网络效应的主要来源。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入了亲属网络资源变量之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效应由原来的0.031（模型2.2）继续降低至0.016（模型2.3），这表明经典的两代模型可能高估了核心家庭的阶层地位对子代学业产出的影响。

根据亲属网络效应的来源主体，本文将亲属网络效应分解为祖辈网络效应和父辈同胞网络效应。模型2.4展示了祖辈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在所有的资源变量中，只有网络规模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0.040，P<0.05），这表明祖辈网络规模越大，儿童的学业成就越好。网络规模是祖辈网络效应的主要来源。模型2.5展示了父辈同胞网络资源效应，仅有文化资源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0.079，P<0.01），这表明文化资源是父辈同胞网络效应的主要来源。模型2.6加入了祖辈网络资源和父辈同胞网络资源的所有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基本保持不变。此外，本研究发现，父辈同胞网络的文化资源效应是祖辈网络规模效应的2.364倍，这意味着父辈同胞网络的文化资源效应是亲属网络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主导机制。

（二）亲属网络效应的中介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祖辈网络和父辈同胞网络的主导机制，本文使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简称GSEM）来详细考察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首先，祖辈网络规模对社会支持三个变量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祖辈网络规模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教育支出，提升经济保障支出，改善亲子之间的互动。其次，父辈同胞文化资源对价值观形塑三个变量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父辈同胞文化资源越丰富，儿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越高，儿童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最后，亲子互动、教育期望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对儿童学业成就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纳入中介变量之后，祖辈网络规模的影响不再显著，而父辈同胞网络的文化资源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

表3展示了中介机制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对于祖辈网络规模效应，社会支持机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效应占比达到66.79%；而价值观形塑机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占比仅为33.21%。对于父辈同胞网络的文化资源效应而言，尽管社会支持机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该机制占比仅为25.52%。而价值观形塑机制效应大约是社会支持机制效应的2.9倍，其效应占比达到了74.48%。总而言之，上述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机制是祖辈网络效应的主导机制，而价值观形塑机制是父辈同胞网络效应的主导机制，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明确的支持。

（三）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异质性效应

表4展示了亲属网络资源对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学业成就的异质性效应。模型4.1和模型4.2的结果表明，网络规模和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并不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模型4.3的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资源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b=-0.051，P<0.001）。这表明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亲属网络文化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这意味着亲属网络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明显的补偿作用，随着亲属网络文化资源的提高，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逐渐减小。

模型4.4至模型4.9分别展示了祖辈网络资源和父辈同胞网络资源的异质性效应。对于祖辈网络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规模的交互项显著为负（b=-0.031，P<0.05）。这表明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网络规模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这意味着祖辈网络规模能够降低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表明祖辈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对不同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基本相同。

对于父辈同胞网络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辈同胞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b=-0.033，P<0.05；b=-0.051，P<0.01）。这表明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父辈同胞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换言之，这两类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补偿作用，但其对优势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

本文还考察了不同祖辈资源状况下父辈同胞网络资源的异质性效应，从而检验亲属网络补偿机制中的补偿优势假说和补偿推动假说。本文将祖辈的网络规模变量、社会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从连续变量转化为二分类变量，具体包括：网络规模小（祖辈数量小于等于2人）和网络规模大（祖辈数量大于2人）、社会经济资源低（小于等于平均值）和社会经济资源高（大于平均值）、文化资源匮乏（小于等于平均值）和文化资源丰富（大于平均值）。结果显示，首先，无论祖辈网络规模如何，父辈同胞网络规模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不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其次，在祖辈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较低的情境下，父辈同胞网络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补偿作用（b=-0.063，P<0.05；b=-0.069，P<0.01）；而在祖辈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较高的情境下该补偿作用不再明显。假设4.2（补偿推动假说）得到了明确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祖辈社会经济资源高低的两种情境下，父辈同胞经济资源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交互项呈现显著的差异（b=-0.057，P<0.05），这表明祖辈的社会经济资源高低成为父辈同胞社会经济资源能够发挥补偿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在核心家庭和祖辈资源都匮乏的情况下，阶层地位高的父辈同胞才有可能主动提供社会经济资源，以缓解资源匮乏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负向冲击。而当祖辈网络资源相对丰富时，父辈同胞网络社会经济资源的补偿作用微乎其微。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全面考察了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基于对既有研究路径的梳理与总结，本文提出了三种亲属网络作用机制：网络规模效应、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和文化资源效应，并将这三种效应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亲属网络文化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网络规模效应和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微乎其微。这一研究结论并不难理解。网络规模效应和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这些资源能够被有效地使用和动员。换言之，倘若亲属成员没有向儿童提供这些资源，再丰富的亲属网络规模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也不会影响儿童的学业产出。而文化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是通过价值观的塑造作用产生的，并不需要获得实际的支持和帮助。有时候，即便儿童不与亲属成员接触，网络文化价值观的塑造作用仍然有效。

第二，本文分析了祖辈网络和父辈同胞网络影响机制的差异性。基于三种资源效应的解释逻辑，本文认为，祖辈网络效应的主导机制是社会支持机制，而价值观的形塑机制是父辈同胞网络的主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对于祖辈网络而言，网络规模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和文化资源效应不显著。首先，祖辈网络规模越大，不仅代表着儿童能够获得越多的照料支持和互动支持，而且也意味着亲属网络资源越有可能被激活和动员。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祖辈曝光”效应的驱动下，祖辈存在本身就可以拉近亲属成员之间的距离，提高亲属网络内部的凝聚力，进而能够整合、链接和维持扩大家庭中的资源，最终促进儿童的学业产出。其次，祖辈社会经济资源效应不明显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祖辈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可能遵从马尔科夫假定，即祖辈通过向父辈提供社会经济支持进而间接影响孙辈的学业成就。二是祖辈网络的社会经济资源通常低于父辈，这可能导致祖辈的社会经济资源效应不太明显。最后，祖辈文化资源相较于父辈一代普遍偏低，且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祖辈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已经不适应儿童的教育发展，因而难以影响儿童的学业产出。总而言之，在考察多代代际流动时，单纯依据祖辈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地位特征指标，可能无法捕捉到祖辈效应的全貌，进而可能低估祖辈对孙辈的直接影响。因此，在考察祖辈效应时，有必要将祖辈规模或祖辈与孙辈重叠的时间（overlap life）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进行分析。这一观点逐渐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肯定和重视（Lehti et al.,2019）。

对于父辈同胞网络而言，文化资源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网络规模和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中国最近几十年间的高等教育扩张使得大量父辈同胞在年轻时突破了既有的亲属圈层，导致父辈同胞网络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拉大。那些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优势阶层地位的亲属成员更可能促使亲属网络形成亲学校的价值观，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亲属网络可能并非以学业为导向。因此，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成为父辈同胞亲属网络发挥作用的主导性因素。而父辈同胞的规模效应相对较小，可能是因为更大的网络规模分摊了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祖辈规模效应能够发挥作用，而父辈同胞规模效应却微乎其微。至于父辈同胞的社会经济资源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该效应仅在特定情境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一点在下文将详细论述。

第三，本文探索了亲属网络资源对不同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异质性效应。基于补偿机制的解释逻辑，本文认为亲属网络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而缩小了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研究发现，亲属网络文化资源对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明显的补偿作用，而网络规模和社会经济资源的补偿作用并不显著。为此，本文将亲属网络区分为祖辈网络和父辈同胞网络，进一步研究两种网络的补偿机制。本文发现，祖辈网络规模对于低阶层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明显的补偿作用，而父辈同胞网络的补偿作用则主要来自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首先，祖辈存在本身能够调动亲属网络资源，使其流向低阶层家庭，进而缓解家庭资源的匮乏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负向冲击。其次，当核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父辈同胞才可能主动为儿童的学业发展提供经济扶持和保障，此时父辈同胞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有效的动员和使用。与此同时，在资源匮乏的核心家庭中，父辈同胞的文化资源越丰富，儿童的价值观受到“反学校”文化情境侵袭的可能性越低，越有可能受到“亲学校”价值观的形塑和濡染，进而能够缓解家庭文化资源匮乏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发现，在祖辈网络资源和家庭资源都匮乏的情境下，父辈同胞资源将成为扩大家庭资源的主要来源，父辈同胞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补偿作用更加明显。这一发现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父辈同胞网络资源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很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才能凸显，而核心家庭和祖辈资源的丰富程度会制约或激发这些效应，使得父辈同胞网络资源效应呈现差异化。

总之，本文的贡献在于基于传统的两代家庭背景视角，将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从核心家庭领域扩展至祖父母和父辈同胞构成的亲属网络，考察了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提出了网络规模效应、社会经济资源效应和文化资源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祖辈网络和父辈同胞网络的主导机制及其对于不同阶层儿童学业成就的异质性效应，推进了国内亲属网络和多代代际流动研究。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在当前中国，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发展仍然发挥独特的作用。尽管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祖辈对儿童价值观的影响逐渐减弱，但是祖辈的规模和父辈同胞的文化资源仍然能够对儿童学业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次，亲属网络资源能够富有成效地缩小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这意味着当家庭资源匮乏时，家长可以主动动员和使用亲属网络中的资源，帮助儿童树立榜样和获得异质性信息，从而减少家庭资源匮乏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制约，推动扭转阶层不平等再生产的局面。

亲属网络效应仍有许多可以挖掘的议题。首先，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虽然提出了亲属网络的影响路径，但囿于数据限制，未能直接对社会支持机制和价值观形塑机制进行全面细致的实证研究。未来对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将有助于深化对亲属网络效应的理解。其次，本文聚焦于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尚未讨论亲属网络尤其是父辈同胞网络对子代最终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的影响，对该议题的讨论和分析将进一步扩展既有的代际流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