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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美国、1954年前苏联先后实现了原子能发电，开辟出了一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道路。1956年联合国发起并召开了世界第一次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这之后，原子能和平利用成为世界潮流。尤其是发达国家，原子能利用由单纯的军备竞赛转为核电技术与核电建设竞赛。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确定了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同时，水电部在全国电力工业12年科技规划中，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即发展核电的建议。从此核电事业在中国开始起步。

第一个核电计划是“581”工程，意思是1958年第一号工程，计划在前苏联援助下建设一座采用前苏联技术的石墨水冷堆核电站。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终止援助，“581”工程被迫停止。

第二个核电计划是“820”工程，是清华大学提出的5万千瓦熔盐增殖堆核电站。由于前期研发不到位，材料、技术和工艺不成熟，被迫停止。

1970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上海市汇报时指示：“从长远来看，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要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需要搞核电。”随后，上海市于2月8日（大年初三）开会启动核电站筹备工作，代号 “728”工程。1972年，技术方案由最初的熔盐堆改为压水堆。1974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原则批准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1982年确定厂址定在浙江海盐县秦山脚下。

但当时还缺少统一的发展核电的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指导，出现了意见分歧和“打乱仗”的现象。

1983年1月11-18日，原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召开“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论证会”（又称“回龙观会议”）。

这次会议是中国核能史上的一次关键转折点，旨在解决当时核电发展路线分歧、统一战略方针的迫切需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核电产业面临技术路线混乱、缺乏统一规划的困境，例如首座核电站秦山一期的堆型选择曾多次反复。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核能发展从分散探索转向系统化、国家战略化的新阶段。

会议汇聚了70多家单位、108名专家核领导，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形成了《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要点》，共达成16条要点意见。会议提出核能“热堆-快堆-聚变堆”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成为我国核能发展的长期指导方针。

核心成果包括：

1. 统一堆型选择：确定以压水堆作为核电站建设的主要技术路线，为后续标准化发展奠定基础。

2. 明确机组规模：决定以百万千瓦级机组为主力机型，推动规模化建设。

3. 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通过技贸结合、合作生产等方式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加速自主技术研发。

4. 后处理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核燃料闭式循环体系，提出快堆技术储备和聚变能的长远规划。

此次会议的战略决策为中国核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会后，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于1983年9月3日成立。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任副组长，成员有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家经贸委、外交部、核工业部、水电部、机械部、对外经贸部等11人。

经历几十年的发展，按照压水堆、第四代堆、聚变技术三个领域的技术成熟度已形成了最新的核能技术发展路线图。

核能技术发展路线图（源：中国工程科学 2018 年 第 20 卷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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