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健为妍求清凉——谨以此文纪念恩师孙伯翔先生逝世一周年

作者 喻建十

时光荏苒，一晃，孙伯翔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值此时间节点，我们举办“风清道远 承古弥新——纪念孙伯翔先生书法学术研讨会”，既要深情缅怀伯翔先生在德艺双馨方面所彰显出的高尚人格魅力，也要认真总结伯翔先生在桃李天下方面所精炼出的教学特征，更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不负先贤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但是，无论是作为特指的伯翔先生的弟子也好，泛指的书坛的后学也罢，或许我们还应该深入探讨伯翔先生在守正创新方面所创造出的独特学术价值。虽然在此方面已有诸多专家学者的精辟论述，但是，对于津门隆起的这座碑学高峰形成因由的全面详尽的剖析依然是处在起步阶段，其有待系统研究的空间还很广大，有待于我们不断精研深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全方位全要素的现象剖析与追本溯源，才能对“孙伯翔现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也就才能够让先贤们建构积淀的优秀传统赓续不绝，使诸如我们这样的后来者有资格有底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承者。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中提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实则书画亦然，在历代的书画家心目中，“重、拙、大”属于壮美崇高审美中的理想境界。我们看到近人们在评价古稀年后书家书作风格之际，多好加上“人书俱老”之类的断语，其意旨在说明此时不仅书家生理年龄已抵老境，其书作也随之凸显老辣、老到之意味，其内含正是“重、拙、大”。且不细说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时所言的意指原本何在。从人们的所指中确实可以看出，担当得起此评语的书作线质多显出质朴苍茫、虬婉凝重之意态，且类型风格长时期具有普遍意义。孙伯翔先生在他年届古稀时的作品也无例外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即如同经年醇酿，其敦厚圆润而不乏强悍雄浑的线质线性、大方随意而多有争让避就的空间配置，以及含蓄温和却又渗透圆融饱满的气息，无一不显示出老先生历经半个多世纪池水尽墨的修炼之后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垂老之年能够形成鲜明的且被世人奉为高位的艺术风格，实在已是梦寐以求之事，更何况孙伯翔先生在中年已经奠定了不可动摇的书法大家的地位。但是，老先生却不满足于此种常态，他要“衰年变法”，要在已有的雄强孔武如同钢浇铁铸般的线质基础上，要在已达“重、拙、大”的至臻上境基础上，主动否定旧我，拓展新境，再度造极。

环顾近现代书坛上，有此壮举的大书家实属罕见，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过程是有风险的，没有超常的勇气和信心是绝然不敢的。但是，伯翔先生却以过人的胆识与自信，在打破碑帖界限，以北碑的雄浑风骨为根基，融入帖学的流畅与灵动方面作出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尝试。在其作品中既有北碑的方折圭角，又吸收了二王书系的灵俏飘逸，以及时下现代书法书家实验性的创新手段。最终呈现出既保留刀刻的刚劲，又赋予笔墨的书写性，既有深厚的传承积淀，又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崭新融合体。这种融合不仅是对清末碑学困境的回应，更展现了其“纵向取古，横向取今”的创新理念。

众所周知，就审美倾向而言，大略可以分为雄强的壮美与流丽的秀美两大类。尽管在对客观对象进行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人们都有对审美对象既要壮美又要秀美的的审美需求，但是“熊掌与鱼肉不可兼得”，因此，艺术家想要达到此等境地的难度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雄壮昂扬气场全开的舞台上排奡纵横数十年的伯翔先生在继续保持其雄奇角出、朴茂逸宕的基调，展现了“人老字亦老”的老辣境界的同时，一改骨气奇高、真骨凌霜般的刚烈厚重之笔调，以一种轻松、洒脱、流畅、清脆的行笔感觉，开始向清雅、清新、清爽的优美境地拓展。并据此提出了“何分碑与帖，唯求清凉境”的书法艺术实践准则与审美追求。

孙伯翔先生的“清凉”首先体现在对碑帖技法的创造性融合上。早年他以《始平公造像记》为根基，追求魏碑的“方雄”与“斧劈刀削”般的刚健，强调“提按顿挫”的笔法张力。然而，晚年的他逐渐将帖学的流畅与圆转融入碑学，形成“方中寓圆、刚柔相济”的独特语言。例如，其作品中常以魏碑的方笔起势，却通过行书的连带与墨色变化，赋予线条以流动感，如“横竖如苍松，点画似泉涌”，既保留碑学的骨力，又注入帖学的韵致。这种技法上的“清凉”实为对传统碑学“野气”的文人化提纯，通过调和刀刻与笔写的矛盾，使作品兼具雄浑与温润的双重气质。

“清凉”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孙伯翔人生境界的投射。他强调书法创作需“心态平和，不急不慢”，摒弃功利之心，以“清水出芙蓉”般的纯粹面对笔墨。在《自白歌》中，他写道：“一息尚存，追溯前贤”，将书法视为生命的信仰与归宿。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使其作品摆脱了刻意求工的匠气，转而追求自然流露的“天真稚趣”。

在章法上，“清凉”表现为对空间留白的极致运用。孙伯翔晚年的作品常以舒朗的行距与字距营造空灵意境，如“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对比中，凸显虚实相生的美学趣味。他所塑造的字形既具动态张力，又含静谧之态。这种“以简驭繁”的处理，暗合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哲学，通过视觉的“清凉感”传递心灵的澄明。

“清凉”境界的深层，是孙伯翔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与创新。他提出书法既需“专家点头”的学术高度，又需“群众鼓掌”的普世共鸣。在碑帖之争的背景下，他主张“碑帖无町”，以包容态度融合北碑的阳刚之气与帖学的精微韵致，回应了当代审美中对“和谐”与“个性”的双重需求。

孙伯翔先生的“清凉”看似追求简淡，实则暗含对传统书论中“古质”与“今妍”矛盾的调和。他以碑学为根基，却未陷入“碑帖二元对立”的窠臼，而是将“清凉”视为一种超越性的审美范式：他以碑体的“方雄”为骨，但通过行草笔意的渗透，使之不再局限于刀刻的粗犷，而是转化为线条的“内凝之力”。帖学的“妍美”常流于纤弱，他以碑学笔法提纯其韵致，使“清凉”之妍不落甜俗，反显清刚。这种质健为妍的完美实践，实为对传统书论中“中和之美”的当代重构。

“清凉之境”不应被简单视为一种固定风格，而是一种开放的艺术方法论。它提示我们：书法的最高境界，并非对某种审美范式的抵达，而是，始终葆有“澄怀观道”的自觉。孙伯翔先生的成功探索，为我们后人提供了一条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技法与心性、个体与文化等多重复杂关系中探寻自身出路的，极具时代意义的新路径。

喻建十，1959年12月生于天津市。

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津美融合创新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项目研究生导师，兰州大学艺术学院萃英讲席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海河讲席教授，天津市教学名师。

教育部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市中国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