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上午8时15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由沈阳东塔机场起飞、飞往上海，升空不久因机件故障飞回沈阳检修，10时47分再度起飞。

上午11时20分左右，机长王仪轩驾驶飞机飞临山东半岛的海面上空时，混在旅客中的六名劫机者，突然冲到飞机的驾驶舱前，朝紧闭的驾驶舱舱门开枪。随即踢开舱门，持枪闯入驾驶舱，2支7.60口径的手枪枪口对准正、副驾驶两人的脑袋两侧，胁迫改变航向，声称“不听命令，我要叫你全机同归于尽。”

六名劫机者均为之前犯有盗窃枪支弹药、伪造证件、投机诈骗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分别是：

  • 卓长仁（首犯，原为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
    姜洪军、安卫建（原为沈阳体育学院的工作人员）；
    王彦大（原为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
    吴云飞（原是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
    高东平（卓长仁姘妇）。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卓长仁等人多次用手枪指着王仪轩的头，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忽升、忽降，从9000米的高度骤然降到离海平面只有600米，随时可能机毁人亡。在这个过程中，劫匪还开了8枪，造成两名机组人员遭受枪伤。

11时32分起，飞机被劫持、改变了航向，于13时59分飞越“三八线”、进入南朝鲜上空，遭到南朝鲜军用飞机拦截后，于14时10分飞机被迫降落在春川机场。

南朝鲜即现在的韩国。1992年，中韩建交公报签署后，我国改称“南朝鲜”为韩国。为叙述方便，以下称韩国。当时，飞机上共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此为中国劫机“第一案”。

飞机落地后，6名罪犯继续武装控制飞机和人员近8个小时，之后向韩国当局缴械，机组人员和旅客摆脱了劫匪的胁迫。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频繁活动，称赞劫机罪行为是“起义”，并表示“欢迎机上人员赴台”。

10日下午，全体中国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回到上海。一位旅客走下飞机时对媒体说：“在汉城，有人问我们愿意到哪里去？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国！”

在对6名劫机犯的处置上，中国政府要求他们交由中国惩处。台湾向韩国当局施加压力，企图把6名劫机罪犯遣送至台湾。韩国则表示要按他们的法律处理，随后对6名罪犯判处四至六年徒刑。

一年之后的1984年8月13日，韩国宣布对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将他们送往台湾。在台湾，这6名刑事犯被当做“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彩带加身，好不风光”。蒋经国亲自“召见”，并赠予巨额黄金的“奖励”，“以使6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

在该事件的示范下，台湾似乎一时成为劫机者的天堂。到了1993年，中国大陆共有10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这一年也被称为“劫机年”。

但是，卓长仁等劫机犯的好日子并没过多久、就到头了。一度在台北拥有千坪以上土地的他，很快挥霍一空；加之两岸关系的变化，他失去了政治宣传的价值，被抛弃后、生活陷入困境。

1991年8月16日，卓长仁、姜洪军等人因投资期货失败，负债累累，决定铤而走险，绑架了经营土地中介的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将其撕票杀害后勒索赎金新台币5000万元。

事情败露后，卓长仁被判处死刑。在国民党执政期间，死刑一直未执行。民进党执政后的2001年8月9日晚22时，被执行枪决。

据称，卓长仁赴刑场时坚持穿上18年前劫机到韩国时的衣服。台湾媒体当时有评论道：“昔日名利双收的‘反共义士’，如今步入刑场，自由的真谛为何，值得吾人深省”。

后注：

1983年的中国，卓长仁事件并非孤例，当时的国内治安、可谓怎一个“乱”字了得！劫机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除了用“不正之风掩盖着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不正之风”和“敌情观念淡薄”等字眼外，还罕见直言“这次劫机事件也暴露了我们公安队伍涣散无力，治安保卫工作上有许多弱点和漏洞”。

据1983年4月调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在其刚刚上任的前后几个月内，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各地时有发生，“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应强烈”。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普通群众的“二王”事件，就是在那个时期发生的。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1983年“严打”就此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