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西安的道北地区，居民们的“官方”语言，就是河南话。为什么？河南人多呗。

解放前，逃荒的河南人坐火车来到西安，就在火车站附近落下脚、扎下根，道北一带河南人最为集中。许多年过去了，尽管道北人一张嘴，也能说字正腔圆的西安话、普通话，可那是出门办事儿才说的。回到家门口，仍是一口河南话。只是因离开本土年代久了，这河南话稍稍有些变异，河南省任何一个地方的口音，听起来都和这里的不完全一样。不过，对于河南以外的人来说，只要是河南话，就全是一个味儿。

小个儿丁浩就说河南话，正宗的河南话。也就是说，一听口音，就让人知道他是在河南长大的。至于丁浩是哪个地县的，道北的闲人们没人向他打听过。总之，说河南话，大伙儿就接受他，认同他。更何况，这丁浩身高不足一米六，偶尔从街道上出溜过来、出溜过去，并不引人注意。

丁浩眼睛不大，一说话就成了个笑模样，看上去是个好脾气。有人眼尖，发现这小个儿的左手没有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好像也少一截儿。

“让电锯给划了！”丁浩每每这般解释。

丁浩来道北有一年多了。早先，他来这里找建。建在这一带有些名气，是个资格比较老的闲人。建二十岁左右时，是个打架的好手，以心狠手黑出名。往后，建被人引上了道儿，吸上了“毒品”。等丁浩被人引荐到建跟前时，建已经成了一个毒品方面的“权威人士”。

从丁浩拿来的那二斤“白粉”中，建抠出指甲盖大小，放进嘴里一尝，马上又“呸、呸”地吐出来：“假的，你让人耍了！”

原来，丁浩提心吊胆从广州弄到西安的这一大包“海洛因”，其实只是一些“料子”，也就是毒贩往海洛因里混、用来压秤的白色粉状物。

丁浩从建这儿得到的收获，是一年后继承了建的媳妇——花。

花年轻时候真的像花一样迷人。花上初中时候，学校外面就常有小流氓等着截她。花起初很害怕，后来，和其中一个好上以后，花就不害怕了，只是她再也没心思念书了。草草地混到初中毕业，花就进了纺织厂。

当花挺着大肚子嫁给建以后，再也没去上过班。建吸毒后，花哭过，闹过，寻死觅活过；可很快，建开始贩毒，花又过上了衣食无忧却又提心吊胆的日子。

一些吸毒人员没钱的时候，就会把形形色色的东西弄到建这儿换毒品。花可以从容地选出她喜欢的东西，比如戒指、项链，甚至洗发精之类。当然，这期间建也时常会被警察抓去。建吸毒已经吸成了一把骨头，对那事儿早就没兴趣了。而花虽说也早已邋遢得没了当年的花容，可毕竟才三十多岁，怎么能耐得住寂寞呢？丁浩来得次数多了，俩人的眼光相遇时，擦出了火花。

不久，建因吸毒丧了命，丁浩与花也就不再遮遮掩掩，自然而然地住到了一起。

花和丁浩搅到一起，还因为这个小个儿对自己的儿子不错。其实，丁浩心里最清楚，他自己的儿子也应该有这么大了，只可惜自己关于儿子的记忆全是孩子三岁以前的。

建一死，那些吸毒的就开始来骚扰花了，谁让她这会儿成了孤儿寡母？有人来到花家里，吵吵闹闹，说建欠了他的钱，临走时会随手抄走个家什。最可恨的是那个叫大军的，跑到家里，二话不说，关了花的儿子正在看的电视机，口口声声说这电视是临时让建保管的，不由分说就往外搬。花上去阻拦，大军居然狠狠给了她一个耳光，把花的半边脸都打肿了。花哭着打电话叫回了丁浩。

2002年春节前几天，丁浩从一个人手里花八百元买了一把猎枪。大年三十，趁爆竹声响成一片之际，丁浩朝天上放过一枪，那一声巨响震得丁浩耳朵嗡嗡了半个月。他知道他这杆枪不是摆设。

这会儿，花和儿子哭成一团，丁浩的血顿时冲上了脑门。他从床下摸出那杆枪，打开保险压上顶膛火，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去追大军。可这会儿，哪儿还寻得见大军的半点人影儿？花的半边脸火辣辣地疼着，恨不得亲手宰了大军。她拉着丁浩去崇明路找烟民领，因为领也不是好东西，几天前也欺负过她；更重要的，是领绝对知道大军的下落。

领是一个十分张狂的家伙。领当然不把死了丈夫的花放在眼里。一见花对他出言不逊，立刻就想抽花的脸。可是，他的巴掌还没抡起来，一只猎枪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上。他竟没注意，花的身后居然还有一个比花还矮的男人。

领被丁浩的枪震住了。等他睁开眼，发觉枪并没有响的时候，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给花说好话。他嫂子长嫂子短地亲切称呼着、辩解着，不时拿眼角余光扫一扫丁浩的枪和丁浩的脸。

领住的是临街的平房，转眼间就围了一群人，大家兴致勃勃地看热闹。这时，丁浩想起了山东那个被他杀掉的出租车司机。此时花正揪着领的衣服，滔滔不绝地大骂。丁浩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极其可恶，她已经把他扯进了一个烂泥潭，让他没法收场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能在正占上风时突然撒腿跑了吧？

警察就在这个时候赶到了这里。由于有一把猎枪，这就不是一起普通的打架斗殴了。在前往太华路派出所的警车里，丁浩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丁浩”的简历背了一遍。“丁浩”，河南登封人，从小在哪儿上学，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已经有许多年，没人再称呼他陈永亮了。他被人们张三、李四地叫着，丁浩只是他在西安期间用的一个化名。当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一口河南话的小个子，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小兴安岭南侧有个叫北安的小城市，这里一入冬，就经常白雪飘飘，呼出一口气，就如口吐长龙。

陈永亮的家就在北安市的通北镇，这里离哈尔滨还有近千公里远。陈永亮的父亲在镇上的林业局工作，家里有七个孩子，陈永亮排行老四，被人们称作陈四儿。本来，陈四儿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小时候学习不错。由于他个子矮，打架斗殴之类的事儿本不该有他的份儿。可是这孩子有股狠劲儿，受不得半点气。这一点，在他用刀子一口气儿捅倒好几个膀大腰圆的大孩子之后，得到了证实。赶上一九八三年“严打”，陈四儿以流氓罪被判刑十二年，这一年，他才十六岁。

在监狱里，陈四儿对自己的一时冲动悔恨不已。在漫长的时光里，他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回报：通过自学，他取得了建筑装饰这样一个热门专业的大专文凭，这在当时成为报纸、电视上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北岗监狱里的良好表现，让陈四儿一再赢得了减刑的机会。1990年，他提前刑满释放。

陈四儿的巧手不是吹出来的。干活时每逢别人亮出绝活儿，陈四儿就反反复复地跟人家学，直到完全掌握其中的技巧。陈四儿会木雕，也会在木板上用烙铁烙出各种装饰图案。后来，他在深圳的一次大型活动中制作过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在这条龙前面，他还和一位市长合过影。

1990年底，陈四儿到哈尔滨看冰灯时，给人家露了一手。结果，人家盛情相邀，请他留下来搞创作。从这一年到一九九四年，陈四儿的作品年年在冰雕节上向游人亮相。

在此期间，陈四儿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冰雕只能在冬天做一做，陈四儿得谋生挣钱。可通北镇乃至北安市毕竟太小了，陈四儿没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一九九五年，经人推荐，陈四儿到秦皇岛的一家小广告公司谋了个职。陈四儿聪明，手上又有点绝活儿，老板很欣赏他，给他开的工资不少，还委以副总经理的头衔。可陈四儿眼高心大，等他摸熟门道后，便脱离老板自立门户，把老板原来的客户、生意全拉走了。

老板是个人高马大的汉子，哪肯忍下这口气。他找上门去，准备揪住忘恩负义的陈四儿揍一顿。可没想到，陈四儿身后站着一个黑铁塔似的大汉，他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身上的刺青和拍在桌子上的刀子，警告小老板不许再来生事儿。老板吓得面色如土，立即转身跑了出去。

黑大汉名叫李继刚，是陈四儿在北岗监狱时的“难友”。此人是个争勇斗狠、打架玩命的主儿。陈四儿以每月一千二百元的工资雇下他给自己看摊儿。可没多久，陈四儿有一笔生意做砸了，眼看要赔个底儿掉。陈四儿一不做、二不休，卷了别人买房时交付的一万多元的订金，和李继刚一起坐上火车，一口气儿跑到了江苏的连云港。

接下来，二人信马由缰一路逛到了山东。游泰山时，他们的盘缠已所剩不多。正好有个女青年一个人下山，与他们二人结伴而行。陈四儿便让李继刚把安眠药倒在了一瓶可乐里，让那个女子喝下，然后，抢了人家身上的六百块钱。

坏事儿开了头，就收不了手，那区区六百块钱很快就花光了。在济南市区，他们坐出租车时，碰到一个十分热情的司机。他边开车边和两个东北人聊天，临分手，居然还递给他们一人一张名片，说日后要用车可以呼他。

陈四儿的坏水儿立刻又冒了出来：把这辆桑塔纳车弄到外地，能赚一大笔钱，干脆把他的车骗出来抢了。